【大紀元6月27日訊】有時候反觀歷史，無端的會有一些同感。歷史會給人帶來各種各樣的感覺，——蒼涼的，如繁華的城市變成廢墟，像鮑照寫的《蕪城賦》，我忘記它是寫哪座城市了，總之將歌吹沸天的城市變成黃沙漫天的荒城，對比非常強烈，讓人生出無端的感慨。——悲愴的、如寫史可法在清軍攻破揚州的時候要求部下處決自己，以免自己被敵人生擒活捉。而部下始終不忍，史可法最終還是被敵人逮捕而壯烈犧牲，見全祖望的《梅花嶺記》（已經進入中學課本）——憂慮的。如孔子見衛靈公後，說了句：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我不知孔子在說這句話時是甚麼心情，我想這不會僅僅是個感嘆，還有某種程度的憂慮。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還有對於魯國內部的政治鬥爭，論語都有體現憂慮的記載。到了清初的時候，顧炎武對當時的學風也表示了不滿，實際上更多的表示一種憂慮。他的《與友人論學書》描述了當時士人的行止，津津於心性之談，學風空疏，因而反覆講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反覆提到廉恥，文句間體現的刻骨銘心和對歷史的深度憂慮，令人難忘。到了近代的魯迅，就更鮮明地體現這一點：他的《熱風》裡明明提到：我現在有大恐懼，這是一種漢民族在優勝劣汰生存競爭中可能被淘汰的憂慮和恐懼。他的《墳》後記裡分明體現出一種憂傷，他的《野草》裡的《過客》分明暗示出我們都是歷史的過客。

在歷史中人們常常付出了過高的代價。正義被邪惡所壓倒，和平被戰爭所破壞，亡國之痛，遭敵人的追捕，滿目蒼痍。例如元朝元遺山寫的「慘淡龍蛇日鬥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就非常慘烈。這段描寫大約要污現代人的耳目，按照魯迅《憶韋素園君》的意思。然而這是歷史的真實。因為不總是和風煦日。唐朝安史之亂一過，你看詩歌的風氣急轉直下，杜甫的《曲江》詩，到現在讀來還有一種沉痛之音。劉禹錫則將全部的憂思和感慨全都傾瀉到他的那首著名的「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中去了。我不知有多少中唐詩歌是抒發興亡感慨的，真是難以勝數了。

這種憂慮有時是一種美。婉轉而憂傷。雖然近乎一種柔弱的氣質，卻蘊含難以名狀的美。它缺少慮，但含有憂。沒有憂，我難以想像朱自清會將《荷塘月色》寫得那麼美。沒有憂，我難以想像郁達夫的《故都的秋》、《釣台的春晝》會成為散文的名篇。蘇軾是豪放派的代表詞人，但我看來，他的婉約詞在表現憂傷的時候實際上非常美，且不說那首有名的《水調歌頭－中秋》，就是下面這首也寫的極其淒美：「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我相信，很多好的文學作品都是作者在憂傷和淡淡的憂慮下完成的。委婉，淒閑而意味幽長。實際上，一些學術作品何嚐不是如此。我曾經愛讀的《談藝錄》前言就寫到「雖賞析之作也，實憂患之書也。」順便提一句：《圍城》也寫到「這兩年憂世傷身……」舉例到此，想必對憂傷的美學認識已經有一些了吧。

實際上很多作者並不是對自己的憂慮。例如屈原。他在那時是三閭大夫，雖然遭到放逐，實際上對自己並不是憂慮，而是對楚國的前途感到擔心。他的《九歌》、《離騷》很多地方都在表現著這一點。至於那位「何時倩紅袖，搵英雄淚」的辛棄疾，「位卑未感忘憂國」的陸放翁，更是看到南宋在對遼金的作戰中節節失利。大片國土淪喪，而南宋王朝又苟且偷安的局面時表示的對國家的一種憂慮。也許有人認為現在還提「憂國」是不是有點過時了，或者有的人對陸游的憂國感到很不好理解。其實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中看，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感。我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去考證，但是如果一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比較密切時，他會很在乎社會、國家的這種局面的。因為國家或社會局面的變化對於他個人可能有很重要的影響。因此對社會的憂慮即在情理之中。並且這種不好局面按照詩人本意是可以得到扭轉的，然而偏偏因為詩人沒有被重用而局面沒有得到扭轉。本來可有一番作為，卻因為外界的因素無所作為，能不憂慮嗎？本來楚國可以得到強盛，卻偏偏因為楚王昏庸，屈原能不感到憂慮和悲傷麼？看到楚王受到秦國欺騙，到邊界談判時遭秦國扣壓而不能返，屈大夫此時會是甚麼心情呢？也許憂傷的心情真是難以忍受了。還記得以前自己曾作小詩：「屈子忠廟堂，佞臣處王旁。可憐歌舞樂，魂灑汨羅江。」王靜庵先生之投昆明湖，大約也可作如是觀吧。

因此這種憂慮實際上是個人處境的一種矛盾。本來因為個人的先見可以避免未來不好的結局，而當局人卻對善意的意見置之不理。結果憂慮轉變成悲劇。

而所謂先見，很多情況下指的是對道德的敏感，以及對當事人道德上的忠告。道德在中國文化眾多範疇中，實際上處於一個最高的位置，沒有哪個文化因素可以撼動道德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因此古代那麼多寫古文的人中，只有唐宋八大家被真正推崇流傳開來，這不僅是因為其文章寫的好，更重要的是韓愈、柳宗元的德行在文章中，在人心目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同理，古代詩人裡面，李白杜甫佔據著詩歌的最高峰，而以杜甫為更多的被人推崇，其詩更多的被註解，這其中道德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道德因素在對詩人評價中絕不比藝術因素占的成分少。道德是否接近完善是詩人能否進入一流詩人行列的必要條件。孔孟之所以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那麼重要的地位，也是與其人格魅力分不開的。人們與其欣賞他們的政見，不如說是欣賞他們的人格魅力。

不顧道德因素而導致亡國或失敗的例子太多了，我相信二十四史中幾乎每部歷史都是俯首便是。如《史記》稱商鞅的「以刻恩少薄亡其軀」，稱平原君的「利令智昏」，春申君的「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因此勝利和成功總是伴隨著道德上的勝利，失敗也總是伴有道德上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