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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5日訊】在沒有信仰神、沒有徹底體悟到神對人的生命所做的曉諭之前，個體只知道自己僅具有現世的、肉體的、短暫的物質存在；在信仰了神并徹底體悟到了神對人的生命所做的曉諭之后，個體相信自己還有超越于物質存在之外的永恒的精神的存在，即在天堂和地獄的存在（它是根据個體行為的好坏而最終由神作出的判決），這种意識使個體在思考人生、度過人生的過程中得以超越有限的時空因素的影響，超越人類的功利性計算，把有限的肉體生命作為追求不朽价值的時空載體。因為有了信仰，個體對自己生命的認識終于超越了生死、名利、物欲的功利性計算，從此，世俗生活中的任何問題不再成為個體生命的困擾和障礙，個體的惟一使命是按照信仰所發出的召喚去生活。那么，信仰所發出的是什么樣的召喚呢？信仰發出的是良心的召喚！ 個體是孤獨和脆弱的。為了消除這种孤獨和脆弱，個體通過信仰神，通過對神的無保留的忠貞獲得直接与神溝通的途徑，個體与神的溝通是在深深的精神孤獨中進行的。正是在這种內心的孤獨中，個人獲得了對信仰和自身職責的更加深層次的理解，同時，也引發了個體對個人能力和精神狀態的思考。哈韋爾說：”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甚至是否意識到了它的存在都無關緊要，惟一要緊的是你多么渴望它，你多么深地被它所代表的意義所征服，這种征服會在你的全部行動和你与世界的關系中表現為悲天憫人的情怀。”這种悲天憫人的情怀在個體的心靈深處表現為深沉、博大、牢固而不可易移的良心意識，這种良心意識上升到個體的大腦里，產生個體的良知觀，即有關是非、善惡、好坏、美丑、愛恨等等一系列辨別意識。人們也許會爭辯說，這些辨別意識不一定是信仰才能帶來，后天的教育也能灌輸這些意識。的确，學校教育也能灌輸這些觀念，但經驗已經表明：由學校教育灌輸到人之大腦中的這些觀念仍然是脆弱的、朴素的，在面臨生死、名利、物欲等生活內容的考驗時，這些觀念是不堪一擊的，個體仍舊會回到非良知的狀態下去生存。只有當這些觀念是從個體之內在的信仰中產生的，或是受到了信仰的長期熏陶和洗禮之后，它們才會成為經得起任何考驗的、不可易移的良心堡壘！信仰的這种作用，就象把鐵礦石煉成鋼材的高溫熔爐的作用一樣。信仰是造良知的”高溫熔爐”，信仰也是鑄就個體靈魂的”冶煉厂”。
那么，對于那些有了真正信仰的人來說，他會怎樣去生活呢？他會按照信仰所發出的良心之召喚去生活。按照良心的召喚去生活，如果一個有信仰的人碰巧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那是不會存在任何障礙的，因為自由社會為人們提供了按良心去生活的權利和机會；但如果一個有信仰的人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專制社會，那么，如果他按照良知的召喚去生活的話，他會發現几乎很困難。一個缺乏自由的專制社會天然排斥良知，在這种社會生活中，惟一能吃得開的東西是謊言、屈從、出賣良知和靈魂。面對這种情形，一個具有真正信仰的人該怎么辦？如果他不想死后下地獄的話（而這恰恰是有信仰之人要極力避免的），那么，即使在缺乏自由的專制社會里，他也將堅持過符合良心的生活，因為”良心是人類惟一不能對社會習俗作出犧牲的官能”（貢斯當），否則，人就不能算是人了。這就意味著他將遭受無數的痛苦、挫折、辛酸或災難，而當這些不幸達到一定程度時，具有真正信仰的個體將起來戰斗，因為信仰將給予他這樣的動力和勇气，他將和所有渴望按照良心自由去生活的社會個體一起，向專制制度發起絕不妥協的抗爭，甚至參与推翻這种制度，建立一种維護自由的民主制度，以便使自己得以生活在自由的狀態下，從而能夠始終如一地按照良知的召喚去生活。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歷史上那么多的基督教新教徒、天主教徒成了追求自由的戰士。
為什么一個具有真正信仰的個體就會有這樣的動力和勇气呢？在普通常識里，信仰被理解成較為精神意識化的東西，這只是一方面；從本質上講，信仰更是一种強烈地要求付諸行動的召喚！沒有行動，信仰就不成其為信仰。如果不把信仰的要求落實到生命的歷程中去，信仰也就不存在，信仰也就毫無意義。是信仰召喚了行動，是行動證明了信仰的存在。真正的信仰在個體身上產生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后果就是行動的勇气，這种后果降臨在專制社會的個體身上，就表現為追求自由的動力和勇气。中國法輪功學員的表現就是當今最好的現實例證。沒有信仰，個體的生命就還沒有根，個體的靈魂就仍處在混沌狀態。信仰是生命之根、靈魂之光，是把個體從野蠻、愚昧、殘忍、凶暴的邪惡泥潭中超撥出來的惟一精神力量。在這方面，文化知識的作用是有限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時常看到有許多文化知識、但卻沒有信仰的讀書人反而不明是非、不辨善惡、不分美丑，品格極為低下，樂意出賣自己的尊嚴和那混沌未開的靈魂來換取名利；而那些貧窮且沒有受過教育、但卻具有真正信仰的男男女女，在面對各种困難和不幸、威脅和利誘時，竟能堅貞不屈，誓死捍衛良心自由，拒絕出賣自己的靈魂，這是信仰給了他們這樣的勇气和意志力，是信仰造就了他們的這种品格。沒有信仰，即使擁有巨額財富的所謂中產階級個體，也不會在內心產生追求自由的動力和勇气，這就是中國和西方同一階級的社會個體在自由問題上作出的不同反應。
阿克頓說：“不僅是對上帝的一种責任感使得我們需要自由，而且也是一种其他的責任感——一种對自以為是可能產生的敬畏感，更使我們天然地擁護和熱愛自由。”阿克頓認為，”沒有任何國家在缺乏宗教的狀態下能是自由的。宗教產生并增強人們的責任意識。如果人們不是被責任所守護，他們必定是被擔惊受怕所包圍。他們越是擔惊受怕，他們就越不自由。”只有信仰才能消除人的這种擔惊受怕。阿克頓又說：”自由的興盛是伴隨著良知而來的。兩者當中只要一方衰敗也就必然導致另一方的衰敗。”只有宗教信仰才是良知的守護神，才是個體良知最安全的庇護所。自由在良心的殿堂里萌芽，從良心自由發展到其他一切自由，最終發展成政治自由。
當一個社會和它的個體獲得自由后，自由要想得以安然無恙，除了用憲政民主從制度上加以保障外，更重要的是社會個體自身還需要具備一些有利于維護自由的道德素養：意志堅強、沉著穩定、信守諾言、仁愛、寬容、妥協的精神、同情心、真誠地反對給別人帶來痛苦等。這些素養既無英雄主義的性質，也無貴族品格，更談不上有什么革命性質，恰恰相反，它們是家庭行為，是朴實無華的尋常事。這些素養我們無法從別處去尋找，只能在信仰的殿堂里找到它們。 本文的結論是：現代自由的源頭是個體的良心自由，而良心自由是從信仰中收獲的精神果實。因此，信仰是現代自由真正的、最終的心靈之根。 （2000年11月19日）
（參考書目：基多-魯杰羅：《歐洲自由主義的歷史》；哈里-愛莫生-福斯迪克：《信仰的意義》；阿克頓：《箴言錄》；塞繆爾-斯邁爾斯：《品格的力量》；哈韋爾：”真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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