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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9日訊】15 “西紅柿”
抗戰期間﹐在我的家鄉﹐有兩所中學。一所是國民黨游擊隊辦的游擊中學﹐學校培養學生樹立兩種思想﹕一個是“抗日”﹐另一個是“剿匪”﹐即打共產黨。這個游擊中學是沒有固定校址的﹐經常打游擊﹐走到哪裡﹐就在哪裡上課。師生們住老百姓的房子﹐有時住牛屋馬房﹐上課在樹林裡﹐黑板掛在樹上﹐學生用便鞋墊底﹐席地而坐﹐每人膝蓋上放一塊木板作課桌。當時有個學生編了這樣一首打油詩﹕“肩背包袱臀坐履﹐東莊又往西莊移。若問食宿怎麼樣﹐一日兩餐夜伴驢。”這是這個學校生活的高度概括。由于條件差﹐生活艱苦﹐就倍感時間緊迫﹐求學不易﹐因而教師教得特別賣力﹐學生學習得也特別用功﹐教學成績是卓著的。老百姓見他們有強烈的愛國心﹐所以對他們也大力支援。
另一所中學是敬安中學﹐它是由當地漢奸區長孫勝辦的。人們稱之為“漢奸中學”。
然而敬安中學有它的優勢﹐它是一所正規中學﹐有固定的校舍﹐有寬敞明亮的教室﹐還有學生集體宿舍﹐各種設備齊全。因此敬安鎮和鄰近各村的老百姓都樂意將自己的孩子送到這個學校讀書。
胡大海的哥哥胡大山是個八路軍戰士。他感到大海和我的年齡都太小﹐不適合上游擊中學﹐因而讓我們考進了敬安中學。那是1944年秋天的事。當時我已是十二歲﹐大海十五歲。我讀一年級﹐大海則讀二年級﹐都是初中。
我們一進入這所中學﹐就被它吸引住了。名義上它是漢奸孫勝辦的﹐但實際上它跟孫勝毫無關係﹐校長和教師都來自被日本人佔領的東北和華北。他們都是流亡出來的﹐都有抗日思想﹐只是表面上順從日本人。
校長王甫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男人﹐瘦高個兒﹐北京人。他是孫勝的一位朋友的朋友。當朋友告訴他孫勝在籌辦中學缺少一位合格的校長時﹐他馬上毛遂自荐擔任校長﹐並且約請了一些朋友擔任老師。
開學那天﹐校長對全體學生講話說﹕“我們祖國面臨著許多麻煩。戰亂給人民帶來了困難﹐中國需要有才干的人來挽救。我希望你們努力學習﹐為此﹐我們按照軍事訓練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
聽著校長的講話﹐我的心潮起伏不停。
校長的講話最後說﹕“我們這所學校恰似一個西紅柿﹐吃起來味道也許不怎麼可口﹐但它卻含有極其豐富的營養。”
好一個“西紅柿”﹗
首先﹐學生是按照軍隊方式組織起來的。全校一共四個班級(一個二年級班﹐三個一年級班)為一個大隊﹐每個班級為一個中隊﹐每個中隊分為四個小隊﹐每個小隊由十二個學生組成。
除了教室以外﹐還另設一個反省室﹐專門用來關押犯錯誤的學生。
學校紀律很嚴﹐訂有108條細則﹐一舉一動都有紀律約束﹐所有學生必須住校﹐校門口有四個學生持軍棍守衛﹐任何人不得隨便外出。教師進出校門時﹐守衛的學生高喊口令向他們行軍禮﹐而且要迎八步﹐送八步。
沒有飯廳﹐學生開飯時以小隊為單位﹐圍著一盆菜﹐蹲在地上用餐﹐時間限制為十分鐘。有時開飯不到五分鐘時﹐突然響起“緊急集合”的信號﹐所有學生必須立即丟下碗筷﹐急速奔向操場。
早晨五點鐘起床﹐規定聽到起床鈴聲﹐五分鐘內必須穿好衣服﹐另外給十分鐘時間上廁所和洗臉﹐然後操場集合也得在三分鐘內完成。遲到者當場受罰﹐由教師或隊長拳打。
晚上七時到八時半﹐點油燈上自修課。九時就寢熄燈。寢室裡要保持絕對安靜﹐如有人發出聲音﹐立即處罰在室外立正站立若干時。
星期六只是上午上課﹐下午進行軍訓。和日本兵在同一個操場操練(各佔場地的一半)。
我們的軍事教官是東北人﹐姓曹。他的家鄉早已淪陷﹐他恨日本人。因此他希望我們每個學生都為祖國的復興而發憤學習。他對學生要求極嚴。他如發現哪個學生違反了紀律﹐哪怕是很小的錯誤﹐也要罰跪。在操練時﹐有時他覺得隊伍走的不夠理想﹐便將全隊集體罰跪﹐集體挨打。這種集體處罰有時發生在操場上﹐也有時發生在“行軍”途中的大街上﹐因此敬安鎮的居民們都知道我們學校有一個“殘酷的”軍訓教官。
精神訓練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總的精神是絕對服從﹐如果教師在教室裡指著黑板問全體學生﹕“這是什麼顏色﹖”學生們自然答﹕“黑的﹗”教師馬上說﹕“胡說﹗這是白的﹗”於是學生必須馬上改口齊聲說﹕“是﹗白的﹗”
盛夏季節﹐我們頂著烈日上軍訓課﹐又熱又累﹐但是當教官問﹕“熱不熱﹖”時﹐大家只能同聲回答﹕“不熱﹗”誰若回答說﹕“熱﹗”那麼他立即被罰跪在烈日下暴晒。
如果教官問大家“累不累”時﹐有人答﹕“累”﹐那麼這個學生便被罰在操場跑幾圈﹐跑不動就得趴在地上爬。
十二歲的我是當時全校最年幼的學生。由于我在家中受過繼母的“嚴格教育”﹐所以我並未覺得敬安中學的生活“太苦”。我挺喜歡這種艱苦條件﹐同時我又盡力做到符合教師的要求﹐從來不曾違反紀律﹐因此我沒有單獨受過任何處罰。
在課堂上﹐有的教師往往在完成教課任務以後﹐就講些課外的知識﹐比如戰爭﹐“九一八”是怎麼回事﹐“盧溝橋”戰鬥是怎樣打響的等等﹐從而激發我們的愛國熱忱。
敬安鎮是一個鄉間小鎮﹐這裡沒有廣播電臺﹐沒有報紙﹐人們根本無法得知有關戰爭的消息。但是這裡有條公路通往徐州市。徐州自古以來是軍家必爭之地。人們有時會從徐州市帶來一些消息。同時徐州市也成了日本軍隊在這個地區的指揮中心。
在我們上學的第二個學期﹐一天老師告訴我們﹐戰爭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自從三年前“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日本的軍力就開始減弱。在中國﹐國共兩黨的游擊隊還在繼續對抗﹐而且戰鬥更激烈了﹐對此我很納悶﹐但我沒敢問老師“為什麼”。
自從進入中學以來﹐胡大海就成了我的保護人。我們雖說不在同一個班級﹐但是課余時間我們總是在一塊兒。他除了輔導我作文以外﹐還常常告訴我一些他從哥哥胡大山那裡聽來的消息。據大山說﹐八路軍的隊伍一天比一天壯大﹐抗日的力量比國民黨游擊隊大得多。可是有一天﹐一支八路軍游擊隊被為數眾多的日本兵包圍了。由于寡不敵眾﹐八路軍游擊隊彈盡糧絕﹐眼看被打垮了。他們以“共同抗日”的理由要求附近的國民黨游擊隊前來支援﹐但國民黨游擊隊拒絕了。結果八路軍游擊隊被打垮了﹐傷亡慘重﹐有個重傷員被俘虜了。胡大海聽說這個被俘的傷員是胡大山。他趕快去找王校長﹐希望校長求區長孫勝幫忙向日本人要回胡大山。但是王校長沒能幫上忙﹐最後聽說胡大山被日本人喂狼狗了。
聽到這個消息後﹐胡大海放聲痛哭一場。然後﹐他揩干眼淚﹐懷著滿腔憤怒﹐在黑板上寫了兩個標語﹕“打倒日本鬼子﹗”“打倒國民黨游擊隊﹗”
結果﹐胡大海被學校開除了。老師們都說﹐開除他正是保護他的措施。
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接近尾聲了。日本人為了集結兵力﹐以作最後的掙扎﹐他們要把散在各處的軍隊往徐州集中。為了能夠安全從敬安撤退﹐他們便同國民黨游擊隊進行“和談”﹐條件是﹕讓日本人平安撤回徐州﹐國民黨游擊隊可以進駐敬安鎮﹐並襲用日本人遺留下來的軍事設施。
國民黨游擊隊司令耿武親自到敬安日本隊部來談判﹐並簽訂了協議。接著﹐日本人平平安安地撤走了。國民黨游擊隊決定進駐敬安鎮。
游擊隊“進城”那天﹐我們學校的全體師生被通知到城外公路上﹐列隊歡迎這些“抗日英雄”。這是一支大約二千多人的隊伍﹐配備著機關槍﹐大炮等現代化武器﹐浩浩蕩蕩﹐好不威風。我們的老師都說﹐就憑這支武器精良的隊伍﹐完全可以把那批日本鬼子殲滅在撤退途中﹐可惜他們沒有這樣做﹐卻幫了日本人的忙﹗
次日早晨﹐敬安鎮戒備森嚴﹐游擊隊的司令官耿武在衛隊的前呼後擁下來到敬安中學。他身穿綠呢軍大衣﹐腳蹬黑皮靴。高高的個兒﹐體魄健壯﹐看上去頗有幾分風度。
這位方圓幾十裡內的大人物在我們全校師生的掌聲中上臺講話了﹕
“……從昨天起﹐我們游擊隊一槍未發﹐就進駐了敬安鎮﹐老百姓沒受到驚擾……我們佔領了日本人的營房﹐接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設備﹐從此﹐我們不再打游擊了。我們有了自己的固定營寨。有人說我們是向日本人投降了。不對﹐我們不是投降﹐我們是跟日本人講和了。我們雙方講定﹐他們前腳走﹐我們後腳就來﹐大家互不干擾。為什麼這樣做呢﹖我們是在執行最高統帥的命令﹐蔣委員長說﹐攘外必先安內﹐就是說﹐內患不除﹐外擾沒法排解。共產黨在同我們搗亂﹐干擾了我們的抗戰事業﹐因此我們當前的主要敵人是共產黨八路軍﹐今後﹐我們將集中力量消滅八路軍……”
聽了耿司令的講話﹐我才明白為什麼老師們說學校開除胡大海是保護了他。
兩個月後﹐日本人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國軍又來了。耿司令被正式任命為當地的縣長﹐他捉住漢奸孫勝﹐把他槍斃了。
敬安中學的校長和教師都各自回原籍了﹐學校無人過問﹐只有關門大吉。
我必須承認﹐我雖然只在這個學校讀了一年書﹐但我卻取得了豐收。它培養了我的紀律性﹐吃苦耐勞精神﹐和克服困難的堅強意志。它確實象個“西紅柿”﹐給我注入了豐富的營養﹐對我以後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奠基作用。
其實﹐我還應該承認﹐我的忍性和韌勁早在幼兒時期就受到繼母的培養﹐而在敬安中學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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