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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30日訊】71 一切向“錢”看和向“前”看

長期的階級斗爭，給人們的心靈造成很大的創傷，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怨气。

文革結束，党中央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運動了，也不再搞“階級斗爭”，為了團結，往昔的積怨都一筆勾銷吧。于是出現了一個時髦的口號：一切向前看！

鄧小平聲稱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卻又沒指明這是哪一部分人，這樣，人人都可以爭取先富。什么叫“富”？就是賺錢，過上好日子。于是時髦的口號又變成了一切向“錢”看。

人人把“錢”塞進了腦袋，社會風气也就變了。

在學校里，學生之間往日相互幫助，講的是“階級友愛”，現在不同了，你要借我的橡皮用一用？好，五分錢一次。

校長對于如何抓政治思想教育也產生了為難情緒：過去教學生熱愛社會主義，全國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現在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多了一個資本主義制度，學生如果熱愛資本主義就不好干涉了。

往日，教師給學生補課，從來分文不收，現在要家長交補課費，甚至有的教師故意不在課堂上把課文講清楚，讓學生在課后留下來補課，從而增加收入。更有甚者，有的教師在學校里向學生推銷文具甚至賣餛飩﹐校長公開號召學生購買。

教師在用實際行動教育學生如何賺錢，從而取代了愛國主義教育。

文革期間，毛主席曾發出號令：全民皆兵。七億人民七億兵，任何一個軍國主義國家也得甘拜下風。如今社會上又流行一個新口號：“全民經商”。說“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跑單幫。”

在農村，地方政府攤派給農民的苛捐雜稅使農民不堪負擔，年輕的農民紛紛逃到城市打工，他們做木工、泥水工、油漆工、水電修理工等等，可是這些人又沒有經過技術訓練，也就無法保證質量，甚至造成工傷事故，上海就曾在一個公房頂層的蓄水池內發現一具尸體，是一個外來農民在酷暑季節下去洗澡淹死的。找不到工作的人，為了吃飯便只好去偷去搶。他們又缺乏知識，偷電線往往触電身亡，同時又造成停電事故。

全上海大街小巷無數垃圾桶鐵蓋不翼而飛，有些通往下水道的坑口鐵蓋也不辭而別，它們都到那里去了？它們都被偷去送到廢品收購站了。

這些向錢看的到處流竄的農民給城市帶來災難！

城市本身的陳渣也浮起來了，解放初期，妓院已被查封，所有的妓女都過上了正常的生活。現在，為了賺錢，私下賣淫的娼妓又象細菌一樣繁殖起來，有的女大學生也干起這种皮肉交易，她們往往是把自己賣給外國留學生，那些來自非洲的留學生往往是王公貴族紈??子弟，有的是鈔票。他們要嫖，沒有公開的妓院，身邊的女同學愿意提供方便，何樂而不為？可是這樣一來，就惹惱了中國的男生，民族自尊心加醋意使他們忍無可忍，大打出手，集體將那些王公貴族狠揍一頓，由此引起了一場外交糾紛，這是八十年代發生在上海紡織工學院的毆斗事件，中國政府非常被動。

隨著經濟大潮的迭起，中國各大城市里又出現了一种“新鮮事物”，叫作“金絲雀”或“包身女”。這是一种高檔妓女。那些暴發戶、大款們每到一地，便包租高級賓館的套房，就地尋找一個自愿投身的女郎，陪大款吃喝玩樂。這种女郎一般深受大款寵愛，把她當作“金絲雀”養起來，大款离去后，她便留守這間套房。而大款在其它城市也有這樣的“金絲雀”供他玩賞。其實大款不在時，“金絲雀”也並不寂寞，她可以利用現成的住處另覓新歡，等大款回來時，她又“重圓舊夢”。

各大城市還有不少“髮廊”、按摩院之類的“服務行業”，許多按摩女和髮廊技師就兼做賣淫勾當。

至于“三陪女郎”更是賺色情鈔票的能手。

“改革開放”不久，中國就流行了兩句頗有哲理的話：“男人有錢就變坏，女人變坏就有錢。”

為了錢，人民政府也煞費苦心，除了向老百姓收稅外，又想到了“吸收外資”這一招。有兩個途徑，一個是請外商來華投資，另一個是出讓土地租給外商。于是成千上万座現代化高大建筑就這樣蓋起來了，出租人与外商簽約，有的租期五十年，有的七十年，他們也不想五十年、七使年后會是什么情況，反正自己活不到那個時候，只要目前有錢可賺就行了。

有些外商前來洽談生意，要求提供妓女招待，中國政府起初拒絕了，可是這一來，外商就不予洽談，于是中國政府赶快收回成命，給以特殊照顧，讓外商在特定賓館的特定樓層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凡是那种地方，中國人一律不准入內。而那些同外國人勾肩搭背出入那种“特殊房間”的婊子們則神气活現，傲視自己的同胞。

一切向“錢”看，錢就成了生活的中心，成了社會的主流。“有錢能使鬼推磨”，人人圍著錢打轉，錢在改變人的眼光，改變人的思想，因而錢也能改變人的地位和前途。

為了追求更多的錢，在“全民經商”的大潮中，人們什么都可以變賣，政府可以賣地，賣人民－組織大批大批的勞工輸出，賺取外匯，開五星級賓館，讓外國人來玩中國女人，這也是一种買賣，人們還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出賣自己的人格和良心。于是整個社會道德大滑坡，世風日下了！

病人需要住院，但如沒有錢，無論是多么緊急也不得入院治療，耽誤了時間，死了活該！

馬路上有人被汽車撞倒了，肇事者赶快奪路逃跑，以免受罰。如在眾目睽睽之下，無法逃跑，也可以用車子把病人送到醫院挂號間，但把傷者丟在那里，仍要在混亂中抽身逃掉，若是車禍發生在夜間或人跡稀少處，肇事人逃之夭夭，而遇有好心人，將受傷者送進醫院，傷者家屬會將救送者揪住不放，一口咬定他是肇事者，要他賠償……

在這种社會，好人好事做不得。你若看見街旁有自行車倒在地上，擋住了人行道，最好繞著走，或者跳過去，你若出于好心將自行車扶起來，就會被認為是你碰倒了自行車，甚至會怀疑你是偷車賊。在上海一個超級市場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中學生騎車到這個市場購物，在門口存車時發現別人的一輛自行車倒在地上，他上前把它扶起來，這時一位保安人員看見了，一口咬定這個學生在偷自行車，拉送到市場辦公室，進行審訊，那學生承受不了這么大的壓力，被迫承認偷車，被罰款一千元人民幣，市場辦公室通知學生家長來交錢領人，學生的父親前來交了罰款，母親卻羞愧難當，又無處申訴，便同儿子一起服毒自殺了……

有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在一家商場購物時，撞上了沒有標志的門玻璃，面孔被玻璃划了几道傷，頓時鮮血淋漓，她赶快跑到外面喊了出租汽車，可是商場人員卻赶出來，擋住汽車不放，非要受傷人賠償玻璃四千元！此事引發了一場官司，法院最后審定商場賠償傷者25万元，姑娘臉上卻落了一片終身疤痕。

兩個來自農村的女大學生，逛街逛到一家餐館，決定享受下，進去后，服務員遞上菜單，翻開一看，“熊掌一客二十元，她們商量了一下，認為熊掌是二千年前孟夫子贊賞過的美味佳肴，難得遇上，二十元也付得起，于是叫了一客熊掌。但付錢時，開來的帳單卻寫著“二千元”！顧客爭論說：“你們剛才的菜單上明明寫的是二十元。”這時服務員再次出示菜單，上面卻明明寫著“二千元”，還說：“二十元想吃熊掌，哪有這么便宜的事！”這兩個女大學生只好搜淨隨身所帶錢款數十元，要求店方允許她們回去取款，暫將學生證作抵押。她二人回校后到處找人借錢，千難万難才算湊夠所需的款數。但她們十分惱火，忍不住哭了一場，一位法律教師知道了，問清情況后對她二人說：“明天我陪你們一同交錢，會為你們妥善解決問題。”次日法律教師先陪這兩個學生至餐館交了錢款，要店方在發票上寫明“熊掌一客”字樣，然后，他們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這有關部門便派人偕同他們回到餐館，憑發票命令餐館交出罰款一万元，因為餐館捕殺國家保護的稀有動物。餐館老板馬上聲明他們并沒有熊掌，而是豬肉冒充的，而照豬肉价格那一碟菜的价格不到二十元。政府官員又說：“既然如此，不必罰一万元，但要付‘不正當經營’的罰款二千元，另外，把不正當收入的二千元菜款悉數退還顧客。”這只是發生在大潮經濟下面千頭万緒中的一小則趣聞，它反映了“無商不奸”的一個側面。

我的儿子已經從大學美術系畢業，并且已經結婚，他們夫婦倆都分配在輕工業部門工作，經銷化妝品，他經常出差到各地主辦商品展銷會。据他們說，由于“一部分人”已開始富起來，人們需要美容，需要化妝，各地的化妝品商產品如雨后春筍，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大批顧客深受其害，假冒名牌的烈酒特別猖獗，全國各地飲酒中毒事件，屢屢發生。

确是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這些暴發戶來自各個階層，他們統稱為“倒爺”，即干投机倒把的人。

倒爺又分為兩种：為官者干投机倒把的為“官倒”，多數為高干子弟，他們憑借老子的權勢，占地盤，開公司，獨霸一方。上海有個“康華公司”，北京有個“長城公司”，還有什么“公司”，簡直都成了大財團，這些人物實際上就是資本家，可現在改叫“企業家”了，什么“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都碰不著他們，他們是中國在二十世紀末的新貴，這些人既向“錢”看，又向“前”看，他們的前途總是燦爛輝煌的。

“文革”十年，鬧得天翻地覆，但是物价卻沒上漲，這確是一大奇跡，工資也沒有增加過。現在經濟搞活了，物价也開始上漲了。廣大的沒有富起來的老百姓生計發生了困難。于是中央決定增加工資，但不能每個人都加，只能有40％的人可加，加給誰？大家評，要加給對社會“貢獻大”、“資歷老”、工作又積極的人。

政策宣布后，校長潘靜英先招集兩個副校長評議在他們這三位領導當中該加誰的工資。在潘靜英傳達了上述三個條件后，問兩位副校長：“你們說咱們三個當中誰的資格最老，誰的貢獻最大，又是誰的工作最積極？”那位老副校長是個民主人士，他很識相，當即回答：“比這三條，我們兩個副校長當然比不過你老潘，當然加給你。”單權也只好苦著臉點頭了。潘校長心滿意足地向上級匯報了這一情況。然后再次在全體教工大會上作動員報告，她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要大家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大公無私，先人后己，一切為了革命利益……

盡管這樣，還是有不少人因為估計加不到工資而大哭大鬧，而這時社會上早已為加工資的事鬧得翻江倒海，自殺者有之，和領導拼命者有之，同事之間互相殘殺者亦有之。在培思中學也有的女老師擺出了和校長拼命的架式。有些女教師本是從小學提升上來的，她們的工資本來就低，家境艱難，但這些人都加不上工資，出于對這些人的同情，我一再表示主動讓出，不加工資，將我的這一名額讓給工資低的人。結果由于我的讓出，有兩位女教師得到益處。為此又引起風波，單權散布留言說我和某女教師關系不正常，他本來就反對給我增加工資，而那為女教師也為流言蜚語所擾，為了洗刷自己，反而遷怒于我，竟造謠說我給她打過“流氓電話”，表示很憤怒，云云。這件不快的消息傳到我家，杜鵑和儿子都埋怨我說：“你也太迂了！當今社會好人也做不得的，好心沒有好報的事還少嗎？你怎么不接受教訓呢？”……

自此,我開始對這個社會失去信心。

年輕人比我們這一代人机智﹐一股”洋插隊”大潮已經掀起了。在几十年教育中﹐青年人被告知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黑暗﹐真的嗎?他們要親自去看看。

“出洋是好事，”儿子對我說，“當年孫中山鬧革命不是從外國吸收經驗的嗎？魯迅、周恩來等人也都留學外國。現在大多數青年人出國留學，若干年后，一定也會出現几個孫中山、魯迅和周恩來。所以我肯定也要出去看看。”

“好男儿志在四方，孩子，你們去吧，我同意。”我鼓勵他說，杜娟也同意。“咱們還是向‘前’看。”她說。

普通老百姓當中的“倒爺”又是一番景象，這些人沒有文化，過去不得志，窮得發恨，改革開放后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于是憑一技之長，大顯神通，賺足了鈔票，富得淌油，他們想不到辦任何慈善事業，前章提到的小皮匠這种人雖然有，但是不多。而且那种“小家子气”也富不起來。一個人一旦富到稱“爺”的地步，他就昏了頭，在街頭有顯示燒鈔票的“壯舉”，以此顯示自己“真富”，有人結婚時用大票面紙幣糊牆，作為裝飾，有人辦喜酒時，拿裝鈔票的“紅包”作為一碟小菜端上桌，也有拿手表或珍珠上桌的，總之肆意揮霍，以奢侈為美，以浪費為榮，這些人根本想不到為社會做一點點貢獻。

以上這些現象常常見諸報端，看到這里，我感受比在牛棚里受气挨打還痛心。四十年前，我是為了追求光明、希望祖國前途美好而才投筆從戎的，還記得我在給父親的告別信中寫道我要脫离這個貪污腐敗成風的黑暗社會，而今我投入的這個社會卻更黑暗，貪污腐敗現象比國民党有過之而無不及，我這不是從河里跳到井里嗎？

“官倒”的老子必定是貪官，這是些腐化變質的老爺，用毛澤東的話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縱容子女為非作歹，自己也貪污受賄，為貪私利而滿足外商的非分要求，出賣國家利益。而他們卻又滿口的“反腐倡廉”，北京一個特大國營企業的党委書記在因貪污罪行敗露而遭逮捕時，他正在口沫飛濺地作“反腐倡廉”的報告。中層干部貪污罪行曝光后，往往有人說情，只須寫一份檢查報告就可以“內部消化”。最底層的小干部一有小偷小摸小揩油，就毫無客气繩之以法。所以有了這种說法：大貪污作報告，中貪污寫檢討，小貪污進監牢。

共產党在從農村轉入城市時就已開始腐敗，1952年“三反五反”時就槍斃了天津地委的兩個領導干部劉清山和張子善，但是從那以后，党內沒有繼續反貪倡廉，一党專政就是貪污腐敗的溫床。這個党就怕人們揭瘡疤，就怕人家說它腐敗。老右派名作家劉賓雁因寫了反腐揭露腐敗現象的文章被認為“反党”言論再次給他扣上“右派”帽子，逼得他逃亡海外。民主党派中的經濟學家千家駒也因為發表了反對歪風邪气的演講也被迫外逃……這些人都向“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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