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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9日訊】69 國門敞開
在“文革”期間，几乎所有有“海外關系”的人都被認為是“里通外國”，背上“特嫌”的沉重包袱。現在“文革”結束了，人民政府需要外匯了，于是有海外關系的人又吃香了。
我的台灣親人從我們的信中知道了我們這個小家庭已經“平安”度過了十年文革，很感安慰，父親又經香港轉來信，要我簡明告訴他在大陸的親友中誰死了，誰還活著，信封里又附了一張百元美金的支票。
不久我又意外地接到彩霞姑從美國寄來的信，信中說她已從我父親的電話中知道了我們的情況，她很欣慰，同時也附來一張二百元美金的支票。
我成了培思中學最“富”的教師，人人羡慕我有海外關系。我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座上客。區政府有關部門開茶話會時，我總是引人注目的“頭面人物”，因為我不僅有海外關系，而且有雙重身份－既是“台屬”，又是“僑眷”，我總是受到最熱情友好的招待。每當這時，我總免不了要想起：在中國大陸，人的地位變化太快了，也太大了，這真叫“天翻地覆”！
彩霞姑信中還簡述了她的經歷：三十年前我離開台灣不久﹐她就移民美國，在洛杉磯開了一家餐館。她生了三個儿子，長子比我小十歲，當了空軍飛行員。二儿子還在上大學，新聞系。三儿子上高中。從他們的“全家福”照片上看，姑姑和姑父都不顯老，兩位老人雍容大方而又老成持重地并坐一起，面帶微笑，慈祥可親，他們背后一排站著三個朝气蓬勃的儿子……
照片是彩色的，這在當時的中國還不多見，當我將照片帶到茶話會席間傳閱時，又引起不絕的贊嘆，給會場增添了歡樂的情趣。
有位女僑眷會相面，她捏著照片對我說：“尊姑母儀態端庄，面容祥和，是一個胸襟非常開闊的人，她一定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這几句准确的評語令我折服，我要求她說下去，她便繼續說：“她一定有很好的人緣，同輩和晚輩都歡喜和她接近，也都歡喜為她效勞。”
“我想一定是這樣的，”我說，“另外几個人怎樣呢？”我指的是姑父和三個表弟。
“這個老頭肯定是你的姑父。是個老好人，說句不怕冒犯你的話，他太老實了，老實到窩囊的程度，恐怕連話都不大會說。不過，他肯定是個好丈夫，對妻子百依百順。對不對？”
“我不清楚。另外三個人呢？”
“你說你的大表弟是個空軍？那自然是當中的這一位，他個頭最高，兩邊是他的弟弟。喔，這個空軍飛行員气宇軒昂，很了不起的樣子，他肯定瞧不起別人，你看那鼻子都翹到天上去了！他一定愛養鳥，因為他自己就是在天上飛的。左邊的這一位是你的二表弟？在上大學？這個青年比他哥哥平易近人，不過從面相上看，他有些孤僻，對异性不大感興趣，一定是個勤奮好學的人，將來會干出一番事業。不過令人擔懮的是：他不大關心自己的終身大事，你要寫信給你姑母多為他操操心。這右邊的一位是你的小表弟，你看他眉清目秀，多漂亮！簡直象個小姑娘，現在才上高中？他前途無量，謂予不信，可拭目以待。”
當這位星象家在歡樂气氛中將照片還給我時，我順便說：“那么你給我相相面如何？”
她勾起眉，認真地瞧了我半天，用一种肅然起敬的口气說：“你嘛，駱駝就是駱駝，吃了苦中苦，定為人上人，你會有一個美好的晚年—滿目青山夕照明！”
“這使我很開心。”
這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正要偕同妻儿出去逛街，忽有人敲門。我開門時看見在面前的是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人，中等身材，稍微有點駝背，嘴唇上留著一抹小胡子，手里提著一個旅行包。這是誰？我怔住了，盯著他看。
“你好，駱駝，”那人先開口，“不認得我了嗎？我是胡大海呀！”
“哎呀呀，大海，是你！”我太惊喜了，“你變了！變得教我認不出來了，快快進來！”
進了屋，未等落座，我又說：“你已經根本不像一個庄稼人，也不像一個窮教員了，你怎么發起來的？”
杜鵑也欣喜非常地熱情招待客人。我們就熱烈地攀談起來。
從大海的敘述中，我知道了党中央一連三年發出“一號文件”關心農業建設，農村的面貌已經大大改觀了。“人民公社”已經取消，現在的基層政權以鄉為單位，農民又可以自由耕作了，生產發展一年比一年好。一片興旺景象。鄉鎮工業也在蓬勃發展……
“你嫂嫂怎么樣啊？”我問。
“嗨，那還用說嗎，”大海更興奮了，“這得先從我哥說起，我哥在朝鮮戰場被俘后，送到台灣，先在軍隊里服務，升得很快，后來升到營長，五十五歲退了休，用退休金買了一間雜貨店，生意很好，所以很快就富了起來。這几年給家里匯來不少美金，我嫂嫂成了村里的首富。嘿，有錢能使鬼推磨，一點不假，村干部立刻對她另眼看待了，讓她當了村婦聯主任，可紅啦！”
“她身體好嗎？”
“唉，她身體不怎么好，背駝得厲害，人老了，眼也不濟了，當了婦聯主任，也不能到處訪貧問苦，只能坐在家里，發號施令。其實她這個主任也不過是挂名的。”
“那干嗎要她挂個虛名呢？”
“還不是為了錢！”他有些不滿了，“地方政府需要外匯。媽媽的！咱們中國就有這個特點：用得著你的時候可以把你捧上天，用過了就可以把你打下地，再用再捧，用過再打！你不知什么叫“共產党”嗎？這就是共產党！”說到這里，他直搖頭。
“那你自己的情況怎么樣啊？”我問。
他又提起精神，笑了：“我嘛，從學校退休了。辦了個地方工業，組織個建筑隊，到處給人蓋房子，現在‘百廢俱興’啊。所以我也發了點小財。現在到上海來弄點建材，順便來看看老朋友，給你帶來一件東西。”說著，他打開旅行包，取出一個小包，把那一層又一層的包布打開來，最后露出那管竹笛！
“啊，笛子！”我立刻心跳如鼓，鼻子一酸，眼睛濕潤了。
當大海把竹笛遞到我手中時，我說：
“我一看見它，就想起我的舅媽、五姨和我的繼母！”
“我知道你的心情，所以我想它應該回到你的手中。這才把它帶了來，這回你不會拒收了吧？”
“謝謝你，大海，”我很動情，“你還記得不，那次我追到火車站向你討這笛子，你從車窗伸出頭來，向我說了一個‘不’字！”
“是啊，我怎么不記得，那時我對你很不滿，覺得你這人怎么這樣無情無義，可后來我左思右想，也就原諒你了，其實你那也是身不由己，你是解放軍，又在情報部門工作，你又能怎樣呢？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重新開始吧！”……
第二天早上，我把竹笛帶到學校，向司馬芬出示。她很感興趣，馬上試吹一下，說：“太陳舊了，音不正了，你看，這儿有裂縫。”……
我把這笛子的故事講給她听了。她很感動：“原來它身上沾著這么多的血和淚，怪不得它的音不正，它是在哭泣！”
“它是在控訴封建的禮教！”我說，“所以我憎恨封建主義，為了這，我才參加了革命。”
“可是你沒想到正是共產党的土改干部支持你的封建家族把你的繼母活活打死的！”
“是嗎？”司馬芬的話令我迷惑不解。
“共產党鬧革命，打的是‘反封建’旗號，可他們實際上都在承襲封建主義的那套玩藝儿。你看，喊‘毛主席万歲’不就是封建主義色彩嗎？過去只有封建帝王才稱‘万歲’，在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哪有喊領袖万歲的？那些總統的任期都是有限的，可是我們的國家領袖都是終身制。在我們國家等級森嚴。党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具體規定‘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全党服從中央’，強調的是一個服從精神，這里的‘少數服從多數’，這個提法不過是個虛假的裝飾，因為如果這個‘少數’里有位領導，那還得他說了算。全党服從中央，而在中央也是下級服從上級，主席是最高的上級，所以最后全党只服從一個人。你想，全党全國，只有一個毛主席說了算，這不是地地道道的家長式統治嗎？不是封建主義嗎？現在鄧小平掌權了，他不讓人民喊万歲，好象向‘民主’邁了一步，可他仍舊搞一言堂！”
司馬芬的話使我的腦海清亮了一些，我感到有些失望，遂嘆口气說：“唉，難道我參加革命錯了嗎？咱們國家什么時候才會有民主呢？”
“關鍵在于一党專政，現在全國有八個民主党派，但是民主党派并沒有民主，每個党派都必須擁護共產党，都必須擁護社會主義，而沒有自己的政綱，這算什么民主！”
司馬芬的政治見解把我吸引住了。可是就在這時，潘靜英闖進圖書館，問我：“你有個會講中國話的外國朋友嗎？”
“沒有呀，怎么回事？”我問。
“剛才有個泰國外賓從和平飯店打電話來找駱駝老師，他說他的名字叫‘那猜’。你好好想想。”
我覺得奇怪而好笑。“‘那猜’，這叫我往哪里猜啊！”
我無意中把她們兩人都逗笑了。司馬芬說：“你也別猜了，干脆到和平飯店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嗎？”
“對了，他說他住908室。”潘靜英補充說。
我匆匆往和平飯店走去，一路上胡思亂猜，始終猜不出是誰，反正到了飯店，敲了908室的門，開門迎候我的是一位儀表堂堂的上校軍人！我還沒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對方已經“卡啪”地一個敬禮，用洪亮的嗓門喊到：
“駱老師，您好！”
我還在發怔，他又補充一句：“我是你的學生—孫一根！”
“啊，原來是你！”我惊喜，可是更糊涂了：“你怎么成了泰國人？”
“是的，駱老師，待我好好向您匯報，您請坐！請坐！”
坐定以后，我就听到了這樣的故事：1967年孫一根從培思中學畢業后，被分派到云南邊境插隊落戶。一天，他的女朋友被隊長強暴了，他一怒之下，殺死了隊長。為了逃避懲罰，他和女友便偷越國境逃到泰國去，并以難民身份在泰國定居下來。這對年輕夫婦起初找點臨時工混飯吃，后來開了個小飯館，再后來孫一根被征入伍，并開赴前線剿共。他因作戰勇敢，步步提升，一直升到上校團長，現在就參加泰國軍事代表團訪華了。
“我們是前天早晨到達上海的。”孫一根說，“傍晚，我就換上便衣回到我家去看了，可是我的家已經沒有了！房子拆除了，鄰人告訴我，因為我‘叛國投敵’，定為‘現行反革命’，我的父母都成了反屬，被迫遷到鄉下去了。可是現在我是泰國軍事代表團的成員，我非常想看看我的家人，我向中國政府提出這個要求，中國政府答應為我尋找。在我未見到家人之前，我想起了駱老師，但我又不愿去培思中學，所以先打電話到學校找您，接電話的是潘校長，她還是那個聲音。”
“那你怎么不說出你的真實姓名呢？”我問。
“我不愿她知道我是泰國軍人，我知道她這個人很左，說不定還會認我‘叛國投敵’呢，她很坏，迫害老師，我不歡喜這個人，所以我邀出您到賓館來。”
孫一根告訴我，他們已經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現在都上小學了。他的妻子又能干又賢慧，他們的小飯館也發展成大飯店了。“在資本主義國家，只要你肯干，個人事業發展起來也很快的。”他說。
我也將我的一切告訴了他，他很為我的眼睛惋惜，不過他也認為我能夠活到今天也不容易，好在生活還能自理，還可能和台灣的家人團聚，要我好好保重。
他已經從傳媒里知道了四人幫倒台和文革結束的消息，他說如今中國的國門已經打開，看來中國還是有希望的。他知道中國已開始發展私人經濟。他在積蓄錢款，打算將來到中國投資。不管怎么說，他到底是炎黃子孫，走到哪里也忘不了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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