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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7日訊】36 教師生涯的開始

“反右”鬥爭結束後﹐再沒有人敢向領導提任何意見了。人人表示堅決聽黨的話﹐跟毛主席走。在各大城市事業單位工作的人紛紛寫大字報表示“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接受工人農民的再教育﹐ 要脫胎換骨改造自己。

我自然也貼了這樣的大字報。其實這些大字報只不過是為了“造成氣氛”﹐因為組織上對人事的安排根本不考慮大字報﹐而是根據“革命的需要”。

1958年春天的一個早晨﹐人事科長找我談了話。他先鼓勵說我工作有成績﹐內刊編的不錯﹐又表揚我大字報寫得很好﹐證明我有一顆為黨工作的紅心﹐最後圖窮匕見﹐告訴我﹕教育戰線出了不少右派﹐因此那裡很缺教師﹐組織上決定抽一批人去當教師﹐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實際上﹐組織上認為我的“無產階級立場”還不夠堅定﹐不宜擔任內刊的編輯工作﹐這才把我趕了出去。

然而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我倒覺得做教師是個好差使﹐我歡喜和孩子們在一起。

我被分派到培思中學擔任政治教師。潘靜英校長兼支部書記是一位四十來歲的女共產黨員。她身材瘦小卻精神奕奕﹐穿戴樸素﹐留著一頭齊耳的短髮﹐態度非常和藹可親。她在辦公室裡﹐熱情地為我介紹了這所學校的概況。她說反右鬥爭大大煞下了教師當中的資產階級歪風邪氣﹐政治教師中就出現了兩個右派分子﹐都送去勞改了。“現在你來了﹐就可以加強 我們的政治力量﹐我馬上帶你到政治教研組去。同志們都已經知道又來了一位政治教師﹐大家都很高興。”她這幾句話表示對我的充份信任﹐使我頓時感到身價十倍。

一走進教研組﹐使我大吃一驚的是﹕這位教研組長不是別人﹐正是八年前的“軍大”老同學單權﹗四隻手立刻緊緊握在一起﹐兩人異口同聲﹕“太巧了﹐太巧了﹗”……

當天傍晚﹐單權請我到一家小飯館吃飯﹐他還叫了一瓶高粱酒和兩碟下酒菜。兩個久別重逢的老戰友﹐端起酒杯話也就多起來。我先問他﹐八年前向西南進軍時﹐他為什麼沒參加﹐到那裡去了﹐是不是開了小差﹖他用手一抹嘴頭﹐搖晃著腦袋說﹕“哪裡哪裡﹗我怎麼會開小差呢﹖我想在出發前﹐向我的叔叔告別﹐那天一大早我就跑到叔叔家﹐碰巧嬸嬸得了急病﹐叔叔要我幫他一同送嬸嬸去醫院﹐你說我怎能不去﹖他們倆都食物中毒﹐嬸嬸剛辦好住院手續叔叔又倒下來﹐我又得為他辦住院手續﹐ 一時實在沒法離開﹐就這樣﹐ 沒趕上跟你們一同去。”

“那你後來還是可以追上部隊的呀﹐你怎麼不追﹖”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話﹐只是仿彿很惋惜地搖搖頭﹐給我們兩人斟酒﹐然後又干了一杯﹐將酒杯重重的往桌上一放﹐一邊揀菜一邊說﹕“幸虧我沒跟你們去﹐當時那邊還在打仗﹐對不﹖聽說四川的土匪很猖獗﹐殺了不少下鄉征糧的解放軍﹐ 你老兄倒幸免于難﹐我想你一定也是九死一生吧﹖”

我極簡單地敘述了一下自己的情況﹐又想起了軍大的老上司孫光明指導員﹐我說﹕“你還記得嗎﹐咱們二人那段化敵為友的經歷都是孫指導員促成的。”

單權笑了﹐“什麼叫化敵為友﹗”他用了一種嘲笑的語氣﹐說罷﹐ 又干了一杯﹐將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頓﹐兩眼直盯著我說﹕“那小子不過是個大傻蛋﹗肚裡沒有墨水﹐腦殼裡是一盆漿糊﹗”

“你怎麼這樣說﹗﹖”我感到意外。

“我現在是向你說老實話﹐因為咱們現在已是真正的並肩戰友了﹐ 老實對你說吧。當年在軍大﹐我那是故意做給他看的。當時我想﹐對著干不如順著纏﹐暫時委屈一下﹐落個好名聲才是上策。瞧﹐那傢伙終於上了我的當。”

“可是當時我覺得你是真誠地幫助我﹐ 我把你當作好朋友啊。”

他聽了大笑﹐ 不再說什麼﹐只是搖頭。

接著他教給我做人的秘訣﹐他說﹕

“你現在是政治教師了﹐政治﹐你懂嗎﹖解放前﹐咱都知道‘政治是管理大家的事’﹐那是扯蛋﹐共產黨講的對﹐‘政治是階級鬥爭’﹐其實人生在世﹐混一輩子﹐無時無刻不在鬥爭﹐人和人斗。嘿嘿﹐其實人在出生前就斗了。”他又自斟自飲一杯﹐用筷子頭指著我說﹕“你學過達爾 的進化論嗎﹖—‘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這就是說﹐萬物是在鬥爭中生長發展的。在鬥爭中﹐只有強者生存下來﹐弱者就得被淘汰。人在出生前﹐在母體裡﹐在母親的子宮裡﹐父親下的精蟲數以萬計﹐這些生命體一降到子宮裡﹐就互相殘殺﹐最後剩下一個最強者漸漸長大﹑成人﹑出生。你說是不是這樣﹖”他自鳴得意地笑了。我覺得他講的挺有趣﹐便點點頭。他顯然受到鼓舞﹐便更加興奮地講下去﹕“人活在世上﹐彼此之間的鬥爭就不象精蟲那樣簡單。你必須講策略﹐要有進有退。我在軍大的表現就是有進有退。你會扭秧歌嗎﹖共產黨的扭秧歌很有道理—每進三步就得退一步﹐不這樣不行。就拿咱們的家庭情況說吧﹐你家是地主﹐父親又是反動派﹐我家也是這樣。我父親當過鄉長﹐打過八路軍﹐所以一解放他就被鎮壓了。我們這些人都被認為是和共產黨有殺父之仇的人﹐共產黨時時刻刻睜大眼睛監視著咱們的一舉一動﹐你能老往前沖嗎﹖咱們也得睜大眼睛﹐一定要注意領導的意圖﹐一定要做到‘馴服’﹐不然的話﹐我們隨時可能完蛋﹗你說是不是這樣﹖”說到這裡﹐他又為我們各人斟上一杯﹐他又一飲而盡﹐最後瞪著我﹐那眼神已經帶有幾分醉意了。

我也有些頭暈了﹐腳下仿彿踩了棉花似的。我不知說什麼好﹐只是點點頭﹐表示同意。他越發得意了﹐便誇耀起自己來﹕“就拿這次反右來說﹐我可是有進有退﹐我的進就是退﹐而我的退也就是進—你不明白了吧﹖我的退進就是來個嚴厲的自我檢查﹐痛罵自己的父親﹐決心跟黨走﹐干一輩子革命。接著﹐我便向其他教師發起進攻﹐凡是那些平時發過什麼牢騷的人﹐我都給他們扣上‘反黨’大帽子。這樣﹐我立刻成了支部的重要依靠對象。在潘校長的指點下﹐我連續猛攻﹐首先將政治教研組長攻下來﹐接著乘勝前進﹐一連打下了五個右派分子﹐我自己被提昇為教研組長。”最後﹐他又用筷子頭指著我﹐一字一句地﹕“記住﹐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正如希特勒所說﹕‘最好的防禦是進攻’。否則的話﹐我自己早就成了右派分子了。”

說實在的﹐我不能完全同意單權的某些觀點。但是我沒有表示異議﹐因為我才剛剛來到這裡﹐什麼都不了解﹐況且他又是我的領導﹐我得觀察觀察再說。

新的工作給我帶來莫大的愉快。我是個班主任﹐我熱愛我的學生﹐一天到晚和他們在一起。上課時就講課﹐而在我的空課時間﹐我也坐在我的班級裡聽別的教師上課。從而了解全班學生的受課情況。每個星期天﹐我也和學生一起搞活動﹐如組織學生郊游﹐開班級運動會等。我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全校的班主任當中﹐我是訪問學生家庭最勤的一個﹐我進行家訪時往往幫助學生做家務﹐教學生做菜﹐有的家境困難的學生繳不起學費﹐我就用自己的工資代繳。因此和家長們做了好朋友。

1958年﹐為完成鋼鐵生產翻一番的奮鬥目標﹐毛主席號召全民煉鋼﹐一時間學校停課﹐由老師帶領學生煉鋼。培思中學和其它學校一樣﹐在校園裡創建起幾十個“煉鋼爐”﹐其實是一個個小土窯﹐每天晚上﹐將學生從馬路上﹑工廠裡揀來的“廢鋼鐵”投在裡面“冶煉”﹐這也是“政治任務”。夏夜裡﹐爐火熊熊﹐如同野營的篝火﹐學生圍在旁邊嬉笑玩耍﹐歡樂非常。既不要上課﹐又不要做作業﹐如此輕鬆愉快地“響應毛主席號召”﹐何樂而不為﹖

煉過鋼﹐毛主席又號召全國人民打麻雀﹐說麻雀吃莊稼﹐是“害鳥”﹐和“蚊﹑蠅﹑鼠”並列為“四害”﹐必須除淨﹐這也是“政治任務”。於是我又帶領學生在校園裡敲起面盆等各種響器﹐掏麻雀﹐許多麻雀驚嚇地不停地飛逃﹐累得掉落下來﹑被擒……這也是學生最歡喜的“政治活動”。

為了解農村的“大好形勢”﹐我們還帶領學生到近郊的人民公社去勞動﹐親眼看見了農民種的“衛星田”(就是高產田﹐因蘇聯發射人造衛星轟動世界而得名。)只見那計划畝產二十萬斤稻穀的秧苗密密麻麻﹐長勢確實不錯。只是樹木不見了﹐都被砍伐當燃料煉鋼用了﹗其實這是大笑話﹐因為煉鋼要用焦炭﹐哪有用木柴煉鋼的﹖原來農民煉鋼也如同我們學生一樣﹐只不過將鐵鍋砸碎﹐放在爐火中燒一燒而已﹐這當然算不上“煉鋼”﹐這是胡鬧﹐但是都沒有人敢提任何意見﹐因為這是毛主席的號召﹐也是黨中央的決定。

這一年在做年終工作總結時﹐潘校長神采煥發的向全校教職員工匯報了本校“大躍進”的輝煌成績﹐主要是大煉鋼鐵運動大大提高了學生的政治覺悟﹐而組織學生下農村勞動又受到了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在黨支部的擴大會議上﹐潘校長特意表揚了一些表現積極的教師﹐說將要把這些積極分子上報﹐給予獎勵﹐然後要大家談感想。我在此會議中提出一點不同看法﹐我認為大煉鋼鐵等活動太多﹐耽誤了學生的學業。我的這個意見立刻受到單權的批評﹐我頓時想到“有進有退”﹐也就只好不作聲了。即使這樣我的名字還是從“積極分子”名單中抹掉了。

全國的形勢如何﹖根據1959年初國家發佈的公報﹐在大躍進的1958年﹐全國鋼產量是1070萬噸﹐超額完成翻一番的任務﹐農業產量則增加了15%﹐也是空前大豐收。

這個公報“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的威風”。音樂家馬上編了一首歌﹐響遍全國﹐這首歌叫“社會主義好”﹐歌詞唱道﹕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反動派被打倒﹐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全國人民大團結﹐

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

這是一首在中國最流行的歌曲﹐無線電裡天天播放﹐全國上下﹐男女老少﹐齊聲歌唱“社會主義好﹗”

而事實上又是怎樣呢﹖1959年底﹐我收到胡大海的來信。他感謝我在他被打成右派後我給他寫了十幾封信﹐這些信他都沒有及時收到﹐因為右派分子沒有通信自由。是黨支部沒收了這些信﹐並研究了信的內容﹐認為這些信反映出我和胡大海的革命友情。最後決定給他摘掉“右派”帽子﹐後來將這些信交給收信人﹐不久還讓他擔任了當地小學的校長。

來信中談到他這個校長工作很難做﹐家長們都不送孩子讀書﹐因為生活太困難。由於大煉鋼鐵﹑大砍樹木﹐造成生態平衡被破壞而導致自然災害﹔圍剿麻雀又造成蝗災的蔓延產生﹐加之農民忙於“煉鋼”﹐也就忽略了農田的管理。所有的“衛星田”都顆粒無收﹐飢荒已蔓延開來。有的農村幹部不許農民外出討飯﹐說那樣“影響不好”﹐而有的比較“開明”的幹部則給農民開介紹信外出討飯﹐沒有介紹信是不可討飯的﹐這真是世界奇跡﹗

1959年夏﹐中共中央在廬山開會時﹐當時的國防部長﹑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元帥給毛主席寫信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提出了懷疑﹐希望中央改弦易轍﹐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別再這樣蠻干下去。這封信觸怒了毛澤東﹐立刻給彭德懷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者”大帽子﹐在社會上發起了批判彭德懷的鬥爭。結果將彭削職為民﹐而國防部長的位置由打彭的狠將林彪取代。緊接著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個新的“反右傾” 鬥爭的運動。

這樣﹐錯誤路線繼續貫徹﹐工農業各條戰線繼續打著“三面紅旗”蠻干。

廣大農村的飢荒進一步蔓延。數以千萬計的農民掙扎在死亡線上……

還沒餓死的人們仍舊捧著討飯的破碗﹐使出最後的力氣繼續唱“社會主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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