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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7日訊】35 急風暴雨的夏天
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漸漸蔓延開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与日俱增了。中共中央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便決定發起一個新的整風運動。這個決定由1957年五月一日的<<人民日報>>以“社論”形式發表了。社論說，中央決定進行開門整風。什么叫“開門”？就是敞開党的大門，歡迎群眾提意見，幫助黨整風。
號令一下，各級党組織紛紛行動起來，頻繁地作動員報告，組織廣大群眾學習“社論”，學習歷次的“整風文獻”，說凡是真誠愛護党的人就應該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向党員提意見，批評党的缺點，從而使黨的肌體更加健康。各次大報告又一再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要大家放心。
即使這樣，人們還是不敢向政府提意見，生怕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于是新聞媒體特地報導了周恩來總理在杭州“笑談整風”的消息，說周總理談笑風生地對群眾說：“現在党和群眾之間隔了一堵牆，一條溝，這牆和溝就是官僚主義。我們必須推倒這堵牆，填平這條溝，使党和群眾打成一片……”又說：“只有廣大群眾對我們的党和政府的缺點提出批評，才能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所以說，向我們提出批評是愛護党的表現……”
于是各級領導又組織大家學習周總理的講話……群眾的疑慮漸漸打消了。全國上下，大小會議，由冷場到熱場，膽子大一些的人開始試著發言提意見了。領導馬上大加贊揚這种愛党的表現，于是發言的人漸漸多起來。很快地，仿彿是連鎖反應，發言批評党的人越來越踊躍，批評也越來越尖銳。這些批評都及時在報紙上披露，于是党的肌體上的癰疽一個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批評毛澤東好大喜功，有人指出共產党不民主，全國大小單位都安插一個党員做領導，簡直成了“党天下”。有人說共產党領導往往是外行領導內行，瞎指揮。有人建議共產党和各民主党派輪流執政，不要一党專政。有人建議成立“政治設計院”﹐國家大政由大家出主意，不應由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
以上這些意見都是在中央一級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
在基層單位，情況就更复雜了。由于長期以來﹐在各次政治活動中受到壓制和不平，群眾早就抱有滿腹的冤屈無處申訴，現在有了机會，就如同火山爆發，無可阻擋地噴泄出來，紛紛控訴共產党的專制獨裁給人民群眾帶來的苦難，這种控訴自然要牽涉到具體的党員，特別是身居領導位置的党員。因為這些人是党的政策的執行者。這些人在解放之初被過多的歌頌﹑捧場沖昏了頭腦，自以為是群眾的救世主，于是作威作福﹐專橫跋扈，壓制不同意見，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反動派”的大帽子，“繩之以法”，群眾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現在一說可以進行批評了，立刻就形成一個“有冤的伸冤，有仇的報仇”的局面。共產党及其党員已成了眾矢之的，如同站在了被告席上，在憤怒的群眾面前唯有俯首听訓，連大气也不敢喘。有個人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曾被支部書記打過一記耳光﹐現在他要報這“一箭之仇”，當眾狠狠打了支部書記一個耳光，把書記的眼鏡也打掉了。這种做法似乎有些欠妥，但卻足以說明人民群眾憤激之情，對共產党來說，不?假`刻的教訓。
一方面在各次此批評會議上，共產党員們一言不發，硬著頭皮挨訓， 另一方面， 各大報則連篇累牘地刊登群眾大鳴大放的來稿來信。
批評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及至后來有人喊出了要推翻共產党的領導，要殺共產党員。据報上登載﹐喊出這個口號的人是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師葛佩琦。人們大喊：“要用党團員和積極分子填溝推牆。”(指周恩來所說的 “溝”和“牆”)
作為一個刊物的編輯，我一面將全設計院各科室群眾的發言照登不誤，另一方面也密切注意著事態的發展，我的腦海里還在盤旋著不久前剛剛鎮壓下去的“匈牙利事件”﹐仿佛感到那种事件已開始在中國重演了……
就在群眾的批評達到高潮的時候，《人民日報》突然發表一篇指導性社論《這是為什麼﹖》社論指出﹐黨號召群眾幫助黨整風﹐是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現在卻有人把水攪混﹐揚言推翻共產黨﹐這究竟是為了什麼﹖社論號召大家展開大辯論。接著人民日報登出了“工人”的“來信”﹐ 對一些“反黨言論”進行駁斥﹐說“葛佩琦不能代表人民﹗”同時又一篇社論《工人說話了》在《人民日報》上登了出來。於是在全國範圍內﹐上上下下﹐一個規模空前的“反擊右派進攻”的鬥爭以十分迅猛的聲勢開展起來。
全國的報刊﹑廣播電臺都掌握在共產黨手中﹐輿論自然是一律的。
所有向黨提了意見的人都從原告變成了被告﹐所有被批評的共產黨員都從被告席上轉到原告席上去。
由于雙方力量懸殊﹐共產黨一下佔了絕對優勢。
這時﹐國民黨的締造者之一的廖仲凱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她現在是共產黨的座上客）發表講話說﹕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分裂成兩派﹐一派擁護共產黨﹐謂之左派﹐另一派反對共產黨﹐是謂右派……
於是﹐所有批評共產黨的言論都被稱之為“右派言論”﹐而這些批評者便是“右派分子”。
經過大約兩個月的“大辯論”﹐共產黨大獲全勝﹐“右派”慘敗。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右派分子中﹐凡觸犯刑律者﹐都關進監獄﹐其余的人都“給口飯吃”﹐ 把他們撤了職﹐ 放在群眾中進行監督勞動。
據估計﹐在全國被處理的“右派分子”大約有五十萬左右﹐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中國是個知識分子奇缺的國家﹐一下子卻打掉五十萬﹗這不能不是對中華民族的浩劫﹗
在煤礦設計院﹐我主編的內刊由于有過“偏袒右派”傾向﹐因而引起過“群眾”的憤慨﹐我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但在反右戰鬥中我也發表了不少“群眾”的“檄文”﹐而且這個單位打出的右派分子數量相當可觀﹐已經遠遠超過了預定指標﹐而且“質量”很高﹐相形之下﹐我這個有“右傾”情緒的人也就數不上號﹐ 因而幸運地“名落孫山”了。
這個單位一共有十二個科室﹐每個科室都有一個共產黨員做“政治科長”﹐掌握全科的生殺予奪大權﹐在“反右”鬥爭中大顯身手。其中第一科儘管有不少人“散佈反黨言論”﹐卻沒有打出一個右派分子﹐那位“政治科長”認為“毛主席號召大家提意見﹐大家提意見是正常的﹐幹嘛翻臉不認帳呢﹖”後來運動過後進行復查時﹐認為這位科長“包庇反革命”﹐ 於是把他撤職﹐ 開除出黨﹐ 和右派分子一樣監督勞動。
我的好朋友程剛被定為“極右分子”﹐他是在家中被捕的﹐所以從運動後期﹐ 我就沒再見過他。 我為失去這樣一位朋友而痛惜。
運動過後﹐我先後寫信給老同學王泉﹑王湘和艾思爾等人。他們都沒有回信﹐後來我又寫信給楊冰﹐不久接到他的回信﹐他說王泉和王湘都成了“右派”﹐艾思爾被迫表面上跟丈夫划清界限﹐她感情上沒法划清﹐她很苦惱。
又過了不久﹐我偶爾從家鄉徐州的報紙上得知我的兒時同窗好友胡大海也成了“右派”。
這些事情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許多往事又在我的腦裡翻騰開了。我的這些好朋友﹐他們個個精明能干﹐一直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而擁護共產黨﹐解放後又一直忠心耿耿﹐勤勤懇懇為黨工作﹐怎麼會變成“反黨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呢﹖
我想他們一定是冤枉的。我得給他們一些鼓勵和安慰。於是我寫信跟他們敘舊﹐回憶少年時代的雄偉抱負﹐回憶解放後彼此的相互勉勵等等。特別是給胡大海的信﹐每一封都流露出深厚的感情﹐要他堅信自己的冤案定會得到改正。 一連寄去十封信﹐ 但都如石沉大海﹐ 我失望了。
四個月後我卻收到了艾思爾的信﹕
“好友駱駝和杜娟﹕
來信早收到﹐ 遲復為歉﹗
我想你們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們的消息。我們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嚴厲批判。可是我們始終不明白我們怎麼會成為右派分子﹖王湘已在兩個月前送去勞改了﹐我因為做了認真的自我批評﹐沒有戴右派帽子﹐但也被撤了職﹐在做雜務工﹐要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我真不好意思再和同志朋友們有任何聯係﹐只希望把自己改造得好一點。最可憐的是我們的孩子小綺﹐這麼一個聰明可愛的女孩卻攤上我們這樣一對‘右派’父母﹐葬送了她的前途﹗
親愛的朋友﹐我有好多話想同你們說﹐可是有什麼用﹗算了﹐什麼也別說了。 衷心地希望你們全家好﹐忘掉我吧﹗不要再來信﹗
艾思爾 1957.12.25”
讀著艾思爾的信﹐我打了個寒戰。我這種寒氣逼人之感不是來自信的本身﹐也不是來自這嚴冬季節。它是一種政治氣候。對人民群眾來說﹐ 反右運動帶來的只是寒冷﹐把人們的心都凍殭了。可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同僚們來說﹐卻是溫暖的春天﹐因為從此再不會有不同意見了。他們可以居高臨下﹐為所欲為了。果然﹐緊接著﹐他們在一片頌歌聲中順利地制訂了“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項決議﹐號稱“三面紅旗”﹐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建設他們的烏托邦了。
後來﹐人們難免有些牢騷﹐問道﹕“早先不是說歡迎提意見嗎﹖為什么一提意見就成了犯罪行為呢﹐這不是耍陰謀嗎﹖”
對此﹐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黨號召你們提意見以便改進工作﹐可沒有號召你們向黨進攻呀﹗”
當時的國家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劉少奇回答得很坦率﹕“我們那樣做是引蛇出洞。蛇果然出洞了﹐我們當然要打。”
毛澤東解釋更是高明﹕“我們搞的是陽謀﹐不是陰謀﹐我們一直宣稱要消滅剝削壓迫﹐要鎮壓反革命﹐我們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至于這次運動﹐ 我們是姜子牙釣魚﹐願者上鉤嘛。”
還有人問﹕“不是說‘言者無罪’嗎﹖”
對此﹐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代政府回答﹕“無罪者言者無罪﹐有罪者言者有罪。”
不管怎麼說﹐事實既定﹐誰也改變不了。中國的歷史列車已加快速度﹐ 但究竟是向前開﹐還是向後退﹖ 事實在作回答。
到1957年底﹐在全國掀起了“大躍進”高潮﹐“大躍進”是“三面紅旗”中的一面。怎樣“躍進”﹖就是加快工農業發展的速度。怎樣加快﹖就是要符合“總路線”精神。總路線規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具體解釋就是﹕每個人使盡渾身解數﹐打破生活常規﹐日夜不停地幹活﹐努力逆流而上﹐工作要干得多干得快﹐還得干得好而少花錢﹗具體計划是1958年全國鋼鐵產量要翻一番﹐就是從1957年的450萬噸增加到900萬噸。這是個非常鼓舞人心的計划﹐據說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時﹐他們的鋼產量是700萬噸﹐而我們如果達到900萬噸﹐就超過了那時的日本﹐而成了“不可欺侮”的強國了﹗
在農村﹐合作社的規模越來越大﹐大到一個“鄉”成立一個社。叫什麼名字呢﹖有人提出叫“聯社”﹐有人提出叫“集體農莊”﹐學蘇聯那樣﹐最後毛澤東批示叫“人民公社”﹐於是“人民公社化”運動呼啦一下子在全國農村展開了﹐ 在很短時間內就實現了全國人民公社化。
後來黨中央發表公報稱“人民公社猶如一輪紅日在世界的東方升起。”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通過人民公社﹐可以加速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的社員都是集體勞動﹐聽鐘聲和哨子聲上工和休息﹐任何人不得隨便缺勤。農民不但廢除了過去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連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各家各戶把飯鍋都砸了用做煉鋼。農民都在大食堂吃大鍋飯。小孩子都進托兒所﹑幼兒園﹐這樣把家庭婦女都解放出來﹐和男人一同下田勞動。並且廣泛建立民兵組織﹐實行全民皆兵﹐六億人民六億兵。這樣一來﹐人民公社就成了大兵營和勞改場﹗為了提高鋼產量﹐在農村也大煉鋼鐵﹐為此大量砍伐樹木﹐破壞生態平衡﹐造成自然災害﹔為了保護農業收成﹐一度號召消滅麻雀﹐結果導致蝗災蔓延……這都是後話﹐暫且不表。
所有這些倒行逆施都沒有人敢提任何意見﹐真是“萬馬齊暗究可哀”﹐這就是“反右”鬥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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