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
《殘磚》 （如夢令）
眼前殘磚一塊，
引得愁緒滿懷。
兒時成長處，
今已化為塵埃。
傷哉，傷哉，
世事桑田蒼海。
澄清湖
高雄原本有一大一小兩個人工湖，原名「大埤湖」與「小埤湖」，民國四十年代，我們眷村孩子管它們叫「大貝湖」與「小貝湖」，也是曹謹在治水時規劃之儲水系統。
聽說小貝湖日後因淤泥量大，失去水庫功能而遭填平。大貝湖，就是今日之「澄清湖」，是臺灣南部有名的風景區之一。
現在遍布高雄境內的其他較小之湖泊與大批的水塘，無一不是拜曹謹治水之賜，再加上他一貫愛民如子的作風，所以鳳山民眾才會為他立廟祭祀，水圳也冠以曹公之名，都是感念他治理縣政時之豐功偉績。
孩提時代，小學童子軍老師領著我們的「健行」活動，就是遠足到離眷村約五公里的大貝湖畔（來回十公里）。
無獨有偶，我在高雄中學讀高中時，「救國團」舉辦的「負重行軍」活動（不是強迫每個學生都要參加的），揹負十公斤重之沙袋健行十公里，由雄中附近的高雄火車站出發走去大貝湖（距離也正好是五公里），完成這來回十公里負重行軍之中學生皆獲頒「青年獎章」一枚，「軍訓課」成績也加十分，吸引了不少雄中同學參與。
嘻！在此驕傲地告訴你，我也是當年眾多的「青年獎章」得主之一。
當時是「全民皆兵」，讀高中時，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都得要上軍訓課，還得去靶場實彈射擊，男生滿十八歲後有服兵役之義務，就像現在的以色列一樣。不同的是，以色列無論男、女，都有服兵役的義務。
面對強敵，「全民皆兵」是自保的唯一途徑。
但是中華民國近二十年來的執政者不見及此，竟然強行推銷美式的「募兵制」，搞得個不倫不類不說，削弱國力之際，還直接影響到軍心與民心。
老實說罷，高中或是大學剛畢業的男生，心智已成熟的少之又少，從軍之閱歷不單單是培養「保家衛國」之忱，也是讓年輕人在踏入社會之前，對體能、生活環境與人際關係的一種磨鍊，對青年們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對不起，我或許是「曲高和寡」，但是「不吐不快」！
「烏山頭水庫」的故事
除了高中的最後一年是在臺北的建國中學唸過書之外，我在臺灣其餘的時間都是在南部，甚至於連大學的那四年也是在臺南的成功大學「混」出來的，當然對臺灣南部的地理環境十分熟悉。
但，還是得事先聲明，我離開臺灣已足足半個世紀，工業化後之地理環境，是與原來的農業社會有相當變遷的，如果地名與事物有「誤」，那是「時空之誤」，不是我在刻意「誤導」讀者。
在1845年曹謹告老還鄉，離開臺灣後的第五十年，腐敗的滿清政府於1895年甲午戰爭中慘敗，只好喪權辱國地將五百多年來（明、清兩朝代）就有縣郡設置，且有大批閩南（漳、泉兩州）、贛南、閩西與粵東（客家人）漢人移民開拓之領土——臺灣，割讓給日本為殖民地。
這是華人史上極為慘痛之一頁，希望那近二十年來被一改再改的臺灣中、小學「歷史課綱」，沒有刻意去隱瞞這「唐山漢人移民」與「一貫歸屬之行政區域」的事實。
原則上，只有臺灣的「原住民」才有資格自稱為「臺灣人」，我們漢人全都是大陸來的移民，這是「不需要用腦袋去思考」的事實。
在成大就讀的那四年，「珊瑚潭」是我們大學生辦郊遊活動最愛去的風景區之一，這「珊瑚潭」就是「烏山頭水庫」之別名（因空中鳥瞰，形似珊瑚），湖光山色，美不勝收，這也是「嘉南大圳」的主儲水庫。
日後得知，「嘉南大圳」是日本殖民臺灣時期最大的水利工程，由一位在殖民總督府任職的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籌劃設計，於1920年興工，十年後的1930年才完成。
與約百年前的鳳山縣令曹謹相較，八田與一是殖民總督府員工，而非地方之「父母官」，他是奉命行事，將新屬地的臺灣建設成日本帝國之重要糧倉之一。
日本本土緯度太高，稻作生長期短，收成每年僅僅一次而已，臺灣是亞熱帶，南部有些地區甚至稻米一年三熟，或是兩次稻作收成之間加上一次雜作（例如番薯等）收成，總而言之，是富庶的農業地區。
八田與一，於1910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工學院後，就立刻被分發到殖民地臺灣去工作，他在鳳山見識了「曹公圳」的水利工程，也啟發了他立志以「興水利」為終生職業。
此時，離「曹公圳」完工導水已經六十多年，圳內淤泥亟待清除，水道及岸堤也需要整修，八田與一在整頓「曹公圳」時，得到寶貴之實際治水經驗。
所以，當1918 年，日本本土因缺糧而發生了「米騷動事件」時，日本政府看中南臺灣這稻米可以一年三熟的亞熱帶，決定改善嘉、南地區（對不熟悉臺灣地理的讀者，這是臺南縣與其北鄰嘉義縣的統稱）現有的農田灌溉系統，命令在臺灣總督府任職的八田與一，仿傚鳳山的「曹公圳」，將曾文溪支流的水，引進嘉南平原，把那些缺水的「看天田」變成糧倉寶地。
於1920年開工的「嘉南大圳」，十年後才竣工。
「嘉南大圳」之時代背景
「嘉南大圳」完工的次年（公元1931年），稻米豐收之際，正是日本軍閥在侵略中國的計劃中，最得心應手的那一年，整個中國東北在當年的「九一八事變」後，已被日本軍隊強行占據。
國聯（相當於現在的聯合國）之眾列強洞悉其侵略陰謀，加上這些強國在中國東北殖民利益上沒有分到一杯羹，乃紛紛嚴譴日本（別自作多情！列強不是為同情中國而發聲），要求日本立即自中國東北撤兵。
為掩人耳目，日本軍閥扶植了一個傀儡「滿州國」政權：應溥儀之要求出兵「保護」他，以推卸「侵略」之罪名。
與此同時，日本軍閥為求「出兵侵占中國東北」之合法化，於其上海租界製造了一個「日本僧侶遇害」事件（與日後「七七事變」的「日兵失蹤」情節如出一轍），反正就是找個藉口出兵輯凶，嫁禍給國民政府，以「沖淡」它以武力併吞中國東北所激發的國際列強之譴責，這就是抗日戰爭前期的「一二八事變」。
幾乎是同一時間（公元1931年），臺灣嘉南地區之稻米因充沛水源而豐收後，被殖民總督府運到日本廉價傾銷，導致日本本土稻米滯銷，因而引起日本稻農之恐慌，為了平息民怨，日本政府竟然頒布法令，自次年度（1932年）開始，禁止臺灣嘉南地區之稻米輸入日本本土。
可以想見，此1931年底頒布的「臺米日本禁銷令」在臺灣引發了農民之民怨，還幾乎造成嘉南地區之民變。但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是有縝密計劃的，這「臺米日本禁銷令」或許只是他們計劃中之一環，也是掩人耳目的做法，讓日本軍閥在日後將「臺米」賤價強徵作「軍糧」之劣行合理化。
被徵為「軍糧」的稻米當然是十分廉價的，殖民政府給農民的補償金非常少，大部份種稻的農民反而無米下灶，只有靠兩次稻作收成之間的短暫雜作（如番薯）等維持生計。
番薯加工製作的「番薯簽」長期成為二戰期間臺灣農民們的主食。
1932年初，在中國東北的日軍有二十餘萬，在上海參與「一二八事變」的日軍也有十餘萬，斯時日本農村的勞動青年被大量徵為士兵，導致日本本土農業減產，所以這些部隊之「糧草」，就有一部份是日本軍閥在臺灣徵收來的。
在八年抗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戰區經常維持百餘萬大軍，加上其本土農村勞動力因徵兵而大減，稻米產量嚴重不足，這才又將「軍糧」之餘的臺米，再度開放輸入到日本本土。
再回頭來講「八田與一」這位日本水利工程師吧！
他在「嘉南大圳」完工後聲名大噪，成為殖民總督府炙手可熱的要角之一。他也參與過其它較次要的水利工程，例如臺北市下水道工程等，但是「嘉南大圳」才是他畢生引以為傲的傑作。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襲珍珠港之後，趁美國海、空軍手忙腳亂，無暇顧及其亞洲殖民地時，突襲美軍兵力不足的菲律賓群島，顯然意圖將其西太平洋殖民地島鍊由臺灣延伸至菲律賓。
1942年5月5日，駐菲律賓美軍宣布投降，在戰事大致底定的前一個月，日本軍閥就已迫不及待地開始籌劃，要如何治理這土地面積大於臺灣四倍有餘的新殖民地。水利建設方面就交給在臺灣有三十年治水經驗的「八田與一」。
所以八田與一早在當年四月間就由臺灣返回日本，積極組織了一個水利團隊，他們與其他的新殖民地官員與職員等約一千餘人，匆匆忙忙地於1942年5月5日駐菲美軍投降之日，在廣島搭上客輪「大洋丸」出發去菲律賓。
也不知道為何滿載政府官員的客輪沒有軍艦護航，三天之後的5月8日，「大洋丸」在即將進入東中國海時，被潛伏在那兒的一艘美國海軍潛水艇毫不客氣地賞了三枚魚雷，當場爆炸沉沒，全船乘客皆當場斃命，無一倖免。
美軍在珍珠港遭到偷襲後，亟思報復，凡是由日本港口開出的船隻，無論是軍艦或是商船，一概施以攻擊，以致有平民傷亡。戰爭時期，為求勝而採用之非常手段，實難厚責。
因為大洋丸在遭擊沉時離岸不太遠，附近作業之日本漁船撈起許多罹難者殘骸，八田與一之遺體是其中之一。他被運回日本火化後，尊重他遺屬之意願，骨灰運到臺灣，葬於臺南「烏山頭水庫」附近。
由於他是「因公殉職」，所以如果他現在也被奉祀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裡，是理所當然的。
最近十幾年來，臺灣執政當局取消了「臺灣光復節」。這是為紀念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軍閥手中收復臺灣的日子，已行之有年。而十月二十五日，是象徵歷史上日本吃了兩粒原子彈而無條件投降（這是日本天皇在降書上所用之字眼）的「屈膝投降」史實，在臺灣的歷史課本上卻被改稱之為「終戰」日（仿傚日本的歷史書內容）。
所以當八田與一的「因公殉職忌日」在臺灣被煞有其事地公開憑弔，也就不足為奇啦！
哦，那為了紀念壯烈犧牲的「黃花崗烈士」而定的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怎麼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啦？這國號為「中華民國」的執政當局，居然如此輕蔑、糟蹋那些灑熱血拋頭顱的建國烈士們，良心何在？
但是從「慎終追遠」之觀念來看，「紀念八田與一」是應該的。
在所謂「終戰」之後，本該被遣返日本的臺灣日籍僑民，因不願回到那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日本，有多達二十餘萬日人選擇以改為「漢性」之方式居留臺灣。
當然這群人之中也有因「皇民化」而改為日姓的漢人，所以現今中華民國的公民中，原先具有日本姓氏的當不在少數，這是臺灣戶籍記錄上明白記載的史實。
在此附帶一記，我的鄰居與同學中就有日本後裔，一位家住鳳山的中學同學，家人在三民路上開了一間五金行，我去過他家許多次，當時就注意到他的外婆是一位連閩南語都講不流利的日本人。我那同學與她交談時，乾脆完全使用日語。
即使在眷村裡，也有沒被遣返的日本人，與我們住在同一條巷子裡的一位主婦，就是不會講閩南語的日本人，他的丈夫是民國三十六年隨孫立人來臺灣的青年軍成員之一。
當然，自願留下來的日本人，也算是這中華民族「文化熔爐」之一部份，他們若是要仿傚中華民族的「慎終追遠」去紀念八田與一之生、忌日，倒也無可厚非。更何況八田與一只是日本民間的一名水利工程師，不是殺人不眨眼的日本軍閥，對臺灣的早期殖民經濟發展也有建樹，更不是十惡不赦的戰犯。
重遊鳳山記
2013年，趁返臺之便，坐高鐵去高雄訪友。
昔日的鳳山鎮如今已是高雄直轄市的鳳山區，所以也抽空去鳳山一遊。離開那兒已半個世紀，周遭環境對我而言已完全陌生，只好招了輛計程車去鳳山。
沿途瞧見昔日高鳳公路兩旁綠油油的農村美景，都已成為熙熙攘攘的零亂街道，就像一位原本質樸的鄉下姑娘，突然變得摩登起來，塗脂抹粉之際，還換上了一件俗氣的印花衣裳。
當年騎著腳踏車或乘坐公車上學時，沿路曾有的那種馳騬「荒野」，心曠神怡之感，再也找不回來了。對我而言，現代化的高雄市幾乎已成了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我在鳳山溪旁的「龍山寺」下了車。
這古寺座落在鳳山橋西端的中山路上（童年居住過的黃埔新村就在橋東），這座有近兩百年歷史的古寺仍然香火鼎盛，只是鳳山的主街（中山路）街景已完全變了樣，當年大部份是平房的商家，如今四、五層樓以上的建築物比比皆是。
佇立街頭只見車來車往，行人匆匆，昔日的樸實風華不再，頓時讓我這歸鄉遊子有悵然若失之感。
往東步行過鳳山橋時，站在橋上四處張望，只見兩旁高樓林立，鳳山溪也成了一條兩旁有水泥護岸的「人工河道」，一邊還有步道，顯然已被整修成為市民散步休閒的地方，與五、六十年前的鄉野景象迥異。
與鳳山溪相通的「曹公圳」，其灌溉區域在這工業化的時代應該已縮小了許多吧！
那條古樸的東福石橋呢？
那座我攀爬過的「東便門」呢？
它們都不見了，一座仿古的磚砌城牆加上一條鋼製「曲橋」，就這樣將原有的「古貌」徹底摧毀了。
走過鳳山橋後，黃埔新村的正門口就已清晰可見，我三步併兩步地趕上前，放眼向村裡望去，直覺地感到村中「大道」已不若兒時那麼寬廣，只勉強可讓兩輛小型汽車對開。
其實這應該是我視覺或感官上的錯覺，少小離家，記憶已模糊了！
「西一巷」是黃埔新村的第一條巷子。我興奮地步入巷口，驚見景觀已大變。
原來這眷村也難逃「改建」之命運，巷內的房子已經被拆了不少，我的舊居（四號）已鏟平，成了一堆廢料堆在地上。我紅著眼在老家前佇足長嘆，只好怨自己晚來了一步。
傷感悵惘之際，見瓦礫中有一些碎磚，心想這日式木造屋那兒冒出來的紅磚片，撿起一片來凝視良久，才想起這必定是磚砌圍牆的一部份，我掏出紙巾小心翼翼地將它包好放進口袋中，就這樣萬里迢迢地把它帶回了美國。
前些日子在整理衣物時，這塊殘磚又出現在眼前，茲填詞以記。
〈殘磚〉（如夢令）
眼前殘磚一塊，
引得愁緒滿懷。
兒時成長處，
今已化為塵埃。
傷哉，傷哉，
世事桑田蒼海。
兒時的鄉村美景與舊居，如今蕩然無存，再加上年事也漸長，我看這輩子重遊鳳山的機會不大了，但是它那幾十年前的古樸形象，將會永遠停留在我腦海中，當然也會不時出現在睡夢中。
後記
離開鳳山四年後的2017年，我在美國德州住了35年的老房子，也遭遇了我鳳山老家相同的命運——被夷為平地。
德州因地大（面積僅次於阿拉斯加州）、物博（盛產石油），且夏天雖然炎熱，但冬天幾乎沒有下雪，又沒有徵收州所得稅（State income tax），再加上房價比較便宜，乃迅速成長為十年來全美國人口增加量最大的州，連人口在德州只占第四位的首府奧斯汀市（德州之矽谷），都已列名為全美國第十一大城（以人口計，2017年統計）。
為了容納眾多之新移民，德州各大城市的老區，那些原本庭院較寬廣的房子，都被建築商搶購，改建為房屋密度較高的新住宅區。我那位於德州，已近七十「高齡」的老房子，就這樣成為都市發展的「障礙」，必須鏟除。
「怪手」來動工拆屋的那一天，我靜靜地拿著相機坐在對街目擊，也算是作個見證罷！這是兩個孩子成長的老家，自然也有我們全家人相當多的甜蜜回憶。
眼看它被「怪手」拆得個支離破碎，當然還是蠻心疼的。
時間的巨輪在不停地向前走，環境也當然會隨之改變，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心境也應該更寬廣才對，以平靜心情面對這千變萬化的世界，不就是白髮族的「養生」之道嗎？
所以說，現代化的都市其實一點兒都不「俗氣」，八成是我這「鄉巴佬」兼「土包子」的心理作祟，暫時還沒能調適過來吧！
哎，有點兒像是在這兒自我安慰囉！◇
【謝行昌，2019年3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節錄自《由鳳山「曹公圳」衍生出來的故事》
責任編輯：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