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典禮上，我記得父母、太太和孩子圍繞著我，而遠遠的那一邊，我認出鮑伯一個人站著，腳後跟輕輕來回擺動，緊握著畢業證書。

畢業後，他參加內科實習、一般外科住院醫師實習，緊接著是胸腔心臟外科住院醫師實習。結訓隔天，他應聘擔任波士頓教學醫院的心臟外科總醫師。他大量發表、不厭倦教學和動手術。他是世上首位移植長期存活部分人工心臟（partial artificial heart）的人。他完全孑然一身在世界上――在大屠殺中，他已經失去了每一個人。

然而他隻字不提往事。我非常好奇，認識的人之中，無人直接經歷過集中營的恐怖，但是他卻漠視我的問題，斥責我喜愛窺探別人隱私。

「或許，」他揶揄說：「如果你守規矩，我會告訴你更多。」

我真的有守規矩。但是多年以後，他才願意回答戰爭的問題。

當我們邁入六十歲，我注意到一個變化。首先，他似乎更敞開而樂意交談。然後，隨著歲月流逝，他變得幾乎渴望對我訴說過去的恐懼。

但是我準備好要聽了嗎？我曾準備好要聽了嗎？

一直要等到我開始接受精神醫學的訓練，開始從事自己的分析，通曉人際溝通的某些細微之處，我才明白某些很根本的事情，關於我和鮑伯之間的關係：不僅鮑伯絕口不提往事，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他的長期緘默，是他和我的共謀。

***

我記得十幾歲的時候，戰後記錄集中營解放的新聞短片令我驚呆、恐懼、憎惡。我想看。我覺得我應該看。這些是我的族人――我必須看。

但是每次看了，我都十分心煩。甚至到如今，我也擋不住那些刺痛印象的侵擾：有刺的鐵絲、冒煙的火葬場、少數殘存的人瘦得像骷髏一樣穿著條紋的破舊衣服。

我運氣好：假如父母沒有在德國納粹黨掌權之前移居外國，我可能早就成了其中一具骷髏。而且，最糟的是推土機正在移動大量屍體的印象。那其中有些屍體是我的家人：我姑姑在波蘭遭謀殺，我叔叔艾伯（Abe）的太太和三個孩子也是。他於一九三七年來到美國，打算帶家人過來卻來不及。

這些印象攪動了這麼多恐懼而且引起如此狂烈的幻想，我幾乎快受不了了。當它們在夜晚進到我的腦子裡，我就失眠。而且它們不可磨滅——它們從未漸漸消失。

早在我認識鮑伯之前，我就決心不要再增加這樣的印象到我腦中的檔案夾裡，而且要迴避大屠殺的影片和文字敘述。有時候我試圖更理智地面對歷史，卻從未成功過。我強迫自己進入戲院看《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和《蘇菲亞的選擇》（Sophie’s Choice）這樣的影片，但是不出三十到四十分鐘就受不了，每次走出場就恢復決心，今後要避開這樣的痛楚。

鮑伯分享的事情，有些是令人心驚膽顫的。記憶深刻的是他二十年前說了一個密友米克羅斯（Miklos）的故事。當時鮑伯十四歲，住在布達佩斯，裝成基督徒，為抵抗組織工作，偶然遇見幾個月不見的米克羅斯。

友人的外表令鮑伯吃驚。他面容枯槁、衣衫襤褸，彷彿剛剛逃出貧民窟，或者可能從開往奧許維次集中營的火車上跳下來。鮑伯警告米克羅斯，說他肯定很快就會遭到納粹黨員逮捕，力勸他一起走，接受臨時的住所、變裝，和一些假的基督徒身分文件。

米克羅斯點了點頭，然後說他必須先去某個地方，但兩個小時後會回到原地。鮑伯再次警告他有危險，懇求他馬上走，但是米克羅斯堅持他必須去見某人討論一件急事。

然而，就在他們會合時間之前，空襲警報響起，街道都淨空。九十分鐘之後，「空襲警報解除」的信號一響起，鮑伯就衝到會合地點，可是米克羅斯從未出現。

戰後，他從一位從前的體育老師卡若里·卡爾帕帝（Karoly Karpati）口中得知米克羅斯的下場。他是猶太人，得到反猶太人法律（anti-Jewish laws）的豁免，因為他在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為匈牙利贏過角力金牌。

就在空襲警報解除信號響起之後，卡爾帕帝的妻子正要離開空襲避難所，看到一群納粹黨員正要把一個年輕男孩拖進她的公寓大樓前廳。她認出米克羅斯，遠遠觀察。他們拉下了他的褲子，看到他行了割禮，朝他的肚子射了好幾槍。米克羅斯鮮血直流，卻意識清醒，討水喝。

卡爾帕帝太太試圖給一些水，納粹黨員卻把她推開。她在看得到的地方徘徊大約一兩個小時，直到他失血身亡。

鮑伯以他獨有的方式結束了故事：他責怪自己沒有強迫米克羅斯馬上跟他一起走。

那則故事縈繞在我心頭好多年。好多個晚上，我醒著，躺著，心砰砰跳，米克羅斯遭到謀殺那一幕在我想像力的劇場裡一次又一次播放。◇

——節錄自《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心靈工坊出版公司

【作者簡介】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1931年6月13日生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父母是俄羅斯人，第一次大戰後移民美國。亞隆是美國當代精神醫學大師級人物，其心理小說系列廣為人知。

責任編輯：李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