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螟蛉

毛澤東曾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當時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出現，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也是這種外來變異的產物，和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是完全對立的。

被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李大釗早年赴日本留學，入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後，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李大釗介紹馬克思主義時，曾轉述一位德國人的話說：「五十歲以下的人說他能瞭解馬克思的學說，定是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如果說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沒有國境的運動，那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從開始接受社會主義學說到取得有關俄國革命和其領導人動向的信息，以至於摸索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態，都與世界社會主義思潮和世界性共產主義運動密不可分。」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螟蛉」通常指無血緣關係的養子，蔣公把中共比作蘇俄螟蛉，惟妙惟肖。

蔣介石回憶他經歷的中共起家歷史:「俄共認為這是他在東方散播共產主義的種子，來製造階級鬥爭的第一個大好園地。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齊采林報告，和民國八年加拉罕宣言，聲明蘇俄準備放棄其在華特權，立即引起中國人民之嚮往，並博得其空前的好感。於是蘇俄一面派遣外交使節，與北平政府開始談判；一面派遣其國際共黨黨員與我國父孫先生聯繫。但在此必須注意的，就是蘇俄同時更在另一方面進行組織其共產國際支部之中國共產黨，並供給其財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導和操縱。」（《蘇俄在中國》）

「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春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長胡定斯基（即胡定康，Gregori Voltinsky）到中國來，與李大釗及陳獨秀等籌備中國共產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莫斯科再派荷蘭人馬林（Maring，本名Sneevlietet）來參加指導。這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者侵華工具中共匪黨的起源。在當時，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結合，接受馬克斯的教條，具有親俄的情感，向勞工運動發展其組織。但是莫斯科並不聽任中共自然發展，還要繼續加工，揉造其為陰謀暴動的間諜集團。」（《蘇俄在中國》）

中共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代表馬林等督促下召集的。當時代替陳獨秀領導上海共產黨的李達曾經這樣說：「六月間，第三國際派了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爾斯基］兩人來到上海。他們和我們接洽了之後，知道我們黨的情形，就要我即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當時黨的組織共有七個地方單位。我發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黨部選派代表，到上海參加。」（《李達自傳》，載《黨史研究資料》）各地的代表們，除了開會通知外，每人還收到了一百元的匯款作為旅費。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回憶，是共產國際派人來主導成立共產黨；與中國工人階級如何，毫無干係。「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會見尼柯爾斯基，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派兩個人出席；還寄來二百元路費。」（《包惠僧回憶錄》）

當時的一百元夠一個家庭生活一年：「二十年代初一個四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費一百三十二點四元。」（《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後約一年的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的活動經費約一萬七千多元中，一萬六千多元是共產國際援助的，中共獨自籌措的只有一千元。

共產主義的思想在中國迅速擴散。一九三三年，胡適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談到，維新變法時期，中國人對於西洋文明的認識並沒有「多大的疑義」，「那時代的中國智識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但是，「歐戰以後，蘇俄的共產黨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人的視聽；最近十年中蘇俄建設的成績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於是馬克思列寧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間最新鮮動人的思潮，其結果就成了『一切價值的重新估定』：個人主義的光芒遠不如社會主義的光耀動人了；個人財產神聖的理論遠不如共產及計劃經濟的時髦了；世界企羨的英國議會政治也被詆譭為資本主義的副產制度了。凡是維多利亞時代最誇耀的西歐文明，在這種新估計裡，都變成了犯罪的，帶血腥的玷污了。」即使反對中共的思想家也承認，「馬克思主義日益成為巨大的潮流。」（《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

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憶說：「現在回顧起來，真如做夢一樣。當時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輕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村莊，損失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葉永烈，《中共之初》）

創立共產黨，歷任五屆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在《我的根本意見》中寫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矇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陳獨秀指出「共產黨乃是法西斯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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