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無片瓦下無錐地 同甘共苦結連理
1945年，日本投降了！上海這座飽受戰亂禍害的城市也漸漸甦醒。「三層樓」附近沿恆豐路、裕通路馬路旁，人們在戰爭的廢墟上又重新建起了新的住宅，父親的木匠活兒多了起來。找母親的除了縫補舊衣衫之外，要裁縫新衣的人也漸漸多了起來。父母手頭有了積蓄，便合計著也要在小木棚原址上重建一個新屋。於是，父親白天外出給人家蓋房造屋打工掙錢，晚上就在家給自己幹活。又是夯土打基礎，又是和泥砌磚牆，集木匠、泥瓦匠、小工於一身，足足花了三個多月，1946年初秋，一個磚木結構的新房建成了，還是座帶閣樓的小屋。
由於父親的精湛技術和獨到匠心，小樓蓋得小巧玲瓏，逗人喜愛。落成不久，便被一個在警察局當文書的小吏看中，央求曾寶元說合，死活糾纏著父親，讓立即賣給他，說是因為他妻小馬上就要從鄉下回來了。為了便於讓父親盡快搬家，還給父親在廣肇路梅園路口買了一間茅草屋。礙於曾先生的情面，父親答應了。於是父母親又搬到僅隔一箭之遙的茅屋裡。茅屋雖簡陋，還透風漏雨，但地皮卻比原來的大。父親便再度集泥水、木工於一身，沒日沒夜的幹了起來。不同的是，這次有了幫手，他們的幾個同事互相換工，幫襯著一家一家地蓋新房。人多力量大，不到兩個月，又一座新房落成了。而此時，母親36歲，父親也已進入不惑之年了。不惑之年的父親，卻在人生道路上迷惑了。
自從縣大隊解散，他帶著母親潛身於大上海之後，曾背著母親數次偷偷打探家鄉的消息，想尋找原來的組織，伺機返回故里。但由於當時的交通不便，信息阻隔，他和組織失去了聯繫。直至「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父親被造反派審查、迫害，被逼寫「交代」時，我才知道，早在1942年，當他得知姚俅在他之前已經潛入上海，並和他見面以後，曾萌生過尋找組織的想法。儘管他知道姚俅的身分非同一般，但出於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任何人不得擅自去聯繫非同一組織機構的人，更何況要在這茫茫人海的大上海中。於是，他也只能放棄了主動尋找，而被動地等待上面派人和他聯繫。奇怪的是，他們從未派出任何人尋找過父親。就這樣，父親與組織脫離了關係。此時他已經和母親在一個屋簷下生活了四年。
四年裡兩個人相依為命，互相幫襯，從上無片瓦之蓋，下無立錐之地，到擁有了自己的蝸居。在漫長的同甘苦共患難之中，他們理所當然成了一家人，儘管父親在故鄉還有一個擁有五個子女的家。這種現象當時在中共中、高層的幹部中相當普遍。不同的是那些幹部們後來通過種種方式解除了舊婚約，但與中共組織失聯的父親卻成了一個普通工人，自然也就沒有管道解除舊婚約並讓這第二次的婚姻合法化了。
生不逢時體多病 茹苦含辛慈母恩
1947年，在國共兩黨結束了短暫和平，再度同室操戈之際，我來到了人世間。3月4日凌晨，也許是冥冥之中得到「這世界並非那麼完整迷人」的暗示，也許是幼小的心靈已經預見到未來生活的種種坎坷不幸。反正，我脫離母胎後，有一瞬間，是既不啼哭，也無聲息，以頑強的沉默抵抗著塵世的污濁。
這可嚇壞了接生的婆娘——我們的鄰居戴大媽，也急壞了分娩體虛的母親。母親讓戴大媽再次把我倒提起來，拍打我的小屁股，我仍是堅不吭聲。父母親幾乎絕望了，以為沒救了。忽然奇蹟出現，我們家房屋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水塘，不知是誰家養的鴨子，那天早早的出了窩，來到池邊戲水覓食，高聲地叫呱著。這鴨子的尖聲呱叫居然驚醒了我，旋即大聲啼哭了起來。
母親鬆了一口氣，她為自己中年得子而慶幸，以為後半生可以有了依靠，從此，她的生活便有了新的希望。殊不知，我的出生給她帶來了一連串的艱難和困苦。
母親是高齡生育，加上生活艱辛、營養不良，所以根本沒有奶水，於是便把我託給鄰居戴大媽哺育。不到一歲，還沒斷奶時，我患了百日咳，白天咳得沒法吃奶，到夜晚是又餓又咳，徹夜啼哭不已。母親一籌莫展，只好整夜把我抱在懷裡，慢慢的搖晃，輕輕地哄拍。整整熬了將近兩個月，我才漸漸好轉。將近一周歲的我，又病又餓，瘦得只剩皮包骨，看上去還不及人家六、七個月的嬰兒大。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母親時常是含著淚水餵我吃藥，哄我入眠的。母親的心血都快熬乾了。
1949年春，上海「解放」。是年底，家中又添一丁，弟弟問世了。1953年朝鮮戰場停戰。此後社會相對的穩定了一段時期，百姓得以養生安息，市場也漸漸繁榮。父親由姚俅（此時他已公開中共黨員身分，並擔任了閘北區的副區長）介紹，進入了國營單位「華東建築工程公司」，當上技術工人，等級為木工六級，收入頗豐，家境擺脫了窘促，日見富裕起來。
我五歲不到，便被送進我們家後弄堂裡的私塾館。這是一個稍寬敞的民宅，客堂裡擺上了二排共六張長桌，12個孩童在這裡念著不同程度的課程。教書先生一會兒教右邊一溜大一點的孩子念唐詩，一會兒教左邊小一點的孩子學識字。少不更事的我，只是坐在長木桌旁邊，傻傻地看著學長們讀書寫字，時而順手撕下一頁課本紙，塞進嘴裡，咀嚼半天再吐出來。別人是看書識字，而我也就只有吃書的分兒了。
當時我不明白，大人為什麼這麼早把我送進私塾，這不是糟蹋學雜費麼？後來才知道，父親進了建築公司以後工作日見繁忙，母親一人在家操持家務、照料弟弟已是十分辛勞。再加上此時鄰居已大多知道我母親是個縫紉好手，紛紛上門求藝，為孩子們添置新衣。活計絡繹不絕地找上門來，母親情面難卻，便一一接了下來。為了便於照料弟弟，也為了有時間完成手中針活，便將我送進了私塾學堂。那時，母親雖然十分辛勞，但內心卻充溢著甘甜。看著長子每天拿著殘缺不全的課本，跳跳蹦蹦地走進後弄堂的私塾館，她心中燃起希望之火。
父巧手平地起樓 悲歡離合三代同堂
1953年廣肇路拓寬馬路，由原來的不足三丈，拓寬到六丈。沿街面北側拆除了兩排房屋，我們原本地處弄堂內第三排的房屋便成了臨街面的門面房。母親由此產生了新的憂慮，馬路拓寬，車來人往，頑童的安全成了問題。父母親商議了許久，最終還是決定賣掉臨街面的房屋，另擇弄堂房居住。
成年以後，我每每想到此事，不知怎的，總會不由想起「孟母三遷」的典故。恰巧，有人找到米行老闆曾寶元（曾先生早年夥同父親販賣布料，虧本後改行販米，數年後，竟開了家米行。）要買新居，看到我們那座馬上要變成臨街的房屋，立馬下訂，並約定半年之內我們必須搬遷。
又是姚俅幫了大忙，替父親在單位請了長假，介紹認識了來自鹽城的同行邵玉麒和其他二個師傅。幾個人買下了位於民立路、共和路口的一個舊煤場，計畫建造磚木結構的里弄房屋80餘間。消息一傳出，許多人入股參與了進來。在這眾多的參股者之中，父親驚奇地發現失散多年的親侄女也在其中。此時的她已是上海申新九廠（後為國棉二十二廠）的團委副書記了。當她得知我父親——她的叔叔準備集資蓋一個新式里弄住宅區的消息後，立即找到了父親，希望能參與進來。父親喜不自禁，馬上答應並同邵玉麒師傅等人約定，她的住房建築工本費全免了，由父親親自出工建造。考慮到她有一個很小的孩子，為了孩子的安全，所以將她的住房安排在社區中間（民立路200弄36號）。
由此，父親乾脆就同大家商定，工匠們出力為大家蓋房，工錢打折，折扣的部分抵充自家房屋的建築材料。就這樣，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工程開工了。父親白天為別人架屋上梁，晚上在自家砌牆蓋瓦，累得幾乎散了骨架。半年之後，新房落成了。
1954年夏，我們從廣肇路搬到了民立路190號新居。在這個屋子裡，我度過了青少年的黃金時段，也和父母一起熬過了天災人禍的三年困難時期，又一起度過動亂的「文革」十年。也是在這個屋子裡，我自己娶妻生子，成為人父，最終，在這個屋子裡，我先後送走了年邁的雙親。
新居樓上樓下建築面積近80平米，頂高達7米，在50年代初期，算是很大的住房。父母為此花掉了所有的積蓄，還背上一身債。為還債，不得不將住房的大部分出租，自己一家四口則蝸居在約14平方米的中廂房和不到10平米的灶間內。中廂房是我們一家四口的臥室，灶間則是日常起居做飯、接待來客的地方。同樣為了還債，母親再一次操起了女紅。而父親則在工作之餘，為左鄰右舍打起了零工。
我清晰地記得，我們一家四口擠在中廂房靠牆的一張大床上的情景。為了能讓四個人臥睡得下，父親在靠牆邊的床內檔加上一塊一尺餘寬的木板，把它變成六尺半的大床。我和弟弟合蓋一床被，分開兩頭睡在床裡檔，父母睡在外沿。
每每半夜醒來，總能看見母親坐在床沿，在微弱的燈光下飛針走線。為了省電，家裡用的燈泡是15瓦的，光線很暗，母親經常要下床站著，踮起小腳，迎著燈光穿針引線。現在想想，那時的我多麼不懂事啊！深更半夜看見母親還在燈下操勞，有時總不免咕嚕一聲：「還不睡啊！」儘管話裡有著關心和體貼，但母親肯定也能從中聽出了一些「燈光影響睡眠」的不滿。於是，為了不影響我們睡眠，昏暗的燈泡上又罩上了一個黑布罩！
父親則是自己取消了所有的節假日和休息，自1955年至1957年將近三年裡，幾乎每個周末都在鄰居或親戚朋友家打零工。有時修理一下門窗、家具，有時做點新的桌椅板凳什麼的。偶爾也有人請他做全新的家具，諸如大衣櫃、五斗櫥、床頭櫃什麼的。除非是陌生的客戶，一般的鄰居、親朋好友他從不收任何費用，有時還倒貼一些原木材料。親朋好友們甚是過意不去，常常是除了提供午餐便飯之外，還經常留他晚上小酌一番。回到家，他朝我們笑笑說：「省了家裡一頓。」近三年時間裡，他走遍了里弄裡每一戶人家，也幾乎嚐遍了每一家的菜餚。（待續）◇#
──轉自《新紀元》周刊
責任編輯：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