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早餐過後，我們還得搭短程飛機飛往荷伯特，那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旅館或機場外看到新家鄉外面的世界。對於以往只看過地球上最擁擠、最髒亂地區的雙眼，眼前的景象是如此空曠、如此乾淨——街道、建築、甚至汽車都是如此。放眼望去，沒有人跟我一樣是深色皮膚，但其實根本也很難見到什麼人。這裡幾乎只能用空無一人來形容。

就在我們開車穿越陌生的鄉村、進入荷伯特的郊區後，我看到滿是閃閃發亮、猶如宮殿般的地區，也看到我的新家。

我看到跟紅色書本裡一模一樣的房屋，但現場看起來更宏偉、更震撼。家裡只有三個人，卻有四間房間，每間房間都很寬敞明亮且整齊清潔。客廳裡鋪有地毯，還有舒服的長椅沙發和我見過最大台的電視機，有大浴缸的浴室，以及廚房裡裝滿食物的櫥櫃。至於冰箱——我喜歡站在冰箱前感受拉開冰箱門時散放出來的冷空氣。

最棒的是我的房間——我從沒有過自己的房間。我在印度住過的兩間房子都只有單間房，而在那之後，我都得跟其他孩子同處一室。但我不記得會害怕自己睡覺——或許我已經習慣睡在街頭。可是我很怕黑，因此需要打開房門，並且確保走廊亮燈。

我躺在自己柔軟的床上，床頭上貼有一張大型印度地圖，還有新衣服讓我在涼爽的塔斯馬尼亞氣候中得以保暖，地上有一箱箱的圖片故事書與玩具。我好一陣子後才意識到這些都是我的——全部都是，而且我高興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但其實我還有點不安，可能害怕早晚會有其他的大孩子來跟我搶。我也花了好一段時間才習慣自己能擁有東西。

不過，在新爸媽的教導下，我輕鬆適應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他們說我適應得很好。一開始我們先吃印度食物，媽媽後來才漸漸讓我接受澳洲飲食。這兩者之間除了味道外，還有其他差異：媽媽記得有一次我發現她把一塊紅肉放進冰箱裡，我衝上前哭著對她說：「牛！牛！」

對於一個在印度教教條下成長的孩子，屠殺神聖的動物是一項禁忌。媽媽一度不知該如何是好，但她很快就笑著說：「不，那是牛肉。」顯然換了個字眼就讓我安心許多。最後，我開心地吃著眼前豐盛的食物，也克服了味道與文化的障礙。

我迅速受到澳洲戶外生活的吸引。在印度時，我居住的地方不是鄉鎮就是城市，雖然可以自由閒逛，但怎麼也無法擺脫周圍的建築、馬路與人群。而在荷伯特，我的父母非常活躍，常帶我去打高爾夫球、賞鳥與划船。父親經常用雙體船載我出海，也讓我深深愛上水上活動，最後也學會游泳。光是看到海平面就足以讓我的心平靜下來。

印度各地都處於發展狀態，放眼望去只有令人窒息的高樓大廈，讓人彷彿身處在巨大的迷宮裡。有些人覺得繁忙的城市充滿活力與刺激，但如果你是在那繁忙的都市中乞討或需要他人停下腳步來聽你說話時，你就會看到這座城市的另一面。因此，在我習慣荷伯特的生活步調後，我覺得這個地方更能讓人安心。

我們住在塔米爾區（Tranmere）的外圍，與荷伯特中心區隔河相望。抵達約一個月後，我開始在隔壁的霍瓦區（Howrah）上學。幾年後我才發現，這世界上充滿不可思議的巧合。在我飛往澳洲的前一、兩個月，我也曾在加爾各答中的霍瓦區謀生路，這也是該城市最大的火車站站名與最有名的橋樑名字。

荷伯特的霍瓦區則是海邊郊區，有學校、運動俱樂部和一間大型購物商場。這是一八三○年代由一名在西孟加拉邦首都服役的英國軍官所命名，他在荷伯特生活後，發現兩地山丘與河流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就算曾經有相似之處，現在也早已不復存在。

我喜歡上學。但印度沒有免費教育，如果我沒有來到塔司馬尼亞的霍瓦區，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接受教育。跟澳洲其他地方一樣，此地深具盎格魯撒克遜的風格，不過也有幾個來自其他國家的小孩，而我跟其他兩個來自中國與印度的學生還得額外多上英文課。

雖然我已經習慣身邊的膚色與文化差異，但跟其他人的感覺一樣，我的存在其實很突兀，尤其我有一對白人父母。其他的孩子談起自己的家庭時，會說他們是怎麼從其他國家或是從墨爾本過來，他們也會問我從哪裡來，但我只能回答「我來自印度」。即便我給出答案，其他小孩依然很好奇，想知道我為什麼會與白人家庭一起生活。

媽媽為此多次參加學校的家長會和親師座談會，告訴其他人關於我被領養的緣由。我的同學們也滿意地接受答案，之後就沒再多問。

我不記得自己曾在學校裡受到種族歧視，但媽媽卻說其實是有的，只是我沒有意識到而已。或許這也是從頭開始學習當地語言的好處。有一次我問媽媽：「『黑鬼』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讓她很難過。還有一次，我們排隊登記參加一項運動隊伍，爸爸聽到前面一名婦人說：「我不想和那個黑小子同一隊。」

我無意淡化這些言語背後的意義，但相較於我聽過其他非英裔白人的經歷，我覺得自己的情況還不算太糟，也覺得我的成長之路並未受到任何種族歧視的傷害。

但對爸媽來說，感覺可能大不相同。我聽說當地專門籌辦晚宴與舞會的印度文化協會是以負面眼光看待我們家。那是荷伯特當地的大型印度團體，成員來自斐濟、南非和印度本國，有一段時間我們經常參加協會舉辦的活動，也樂在其中。但爸媽注意到旁人經常以狐疑的眼神觀察我們，並認為讓白人從印度領養印度小孩是件錯誤的行為。

不用說，我對此根本不以為意。

我們參加的另一個組織是澳洲跨國孩童援助協會（ASIAC），這個組織專門協助領養海外兒童。媽媽非常積極幫助其他澳洲家庭應付不斷改變的領養手續，以及當事人所要面對的挑戰。透過該組織，我遇見了其他飄洋過海來到澳洲、住在多人種家庭的小孩。媽媽告訴我，我們第一次參加ASIAC野餐時，我看起來有點意外——可能是有點失落——因為發現原來我不是在荷伯特「唯一特別」的孩子。

儘管有這些難堪的經驗，我還是交到了新朋友，其中一個是印度男孩拉維，他跟他的新家庭住在朗瑟士敦，剛開始的前幾年，我們兩家人還時常來往。

ASIAC也幫我聯繫上其他同樣來自那瓦濟凡之家的孩子。我最要好的朋友阿薩拉是跟著新家庭住在維多利亞省的溫奇爾西河邊，我們兩家人也一直透過電話保持聯繫。在我抵達澳洲一年後，我們所有人選在墨爾本聚會，還有其他兩個被領養到澳洲的小孩阿布杜和穆沙也一同加入，大家一起到動物園玩。

我很開心見到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忙著比較各自的新生活，也拿之前在孤兒院的日子做比較，雖然孤兒院不算太糟，但我想我們沒人願意再回到那裡。在我看來，大家都跟我一樣快樂。

同一年的下半年，索德太太也出現在荷伯特，陪另一名被領養的孩童阿撒過來，我記得在孤兒院見過他。我很高興能再次見到索德太太——她一直都很照顧我們，是我在印度走失期間遇見過最友善、最值得信任的人。

我想，她肯定很高興看到她所幫助的孩子們能在新環境中展開新生活。索德太太經手處理過許多悲劇，但我相信她所得到的回報也是無量的。有些被領養的人可能不知道這過程有多辛苦，但索德太太在澳洲見到她幫助過的孩童與新家庭，肯定能讓她帶著滿滿的動力回到工作崗位。（未完，待續）

——節錄自《漫漫歸途》／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王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