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頒獎，是數典忘祖的院士們「回到」瑞典文的「文學」概念的一次成功的嘗試。第二個是「回到遺囑」，即遵循諾貝爾所要求的「理想傾向」作為評獎的重要標準。

像往年一樣，瑞典電視台在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宣佈之前十分鐘，邀請了三位貴賓前來座談：一位是圖書管理員，一位是文學評論家，一位是出版家。電視台在貴賓前面的桌子上擺著多位熱門候選人的代表作品，但評論家僅僅看好其中的一位：肯亞流亡作家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

十分鐘過去，瑞典學院的新任常務祕書莎拉（Sara Danius）準時宣佈：本屆諾獎頒發給白俄羅斯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由於她的複調式的作品，堪稱我們時代受難和勇氣的一座紀念碑。」

由真實人物敘述時代

鏡頭回到電視台，應邀而來的一位正好是亞歷塞維奇作品的瑞典文版出版人。他和另外兩位聽了新聞都非常高興，高度肯定了這次評獎。亞歷塞維奇除了獲得多種國際文學獎外，還曾獲得瑞典筆會獎，可見她對於瑞典讀者並不陌生，這次頒獎也不令人意外。

在諾貝爾官方網站的作者備忘錄中，瑞典學院強調指出：「由於她對政權的批判，亞歷塞維奇一度寓居國外，在義大利、法國、德國和瑞典等地。」事實上，她從2000年起，度過了十年流亡時期。

亞歷塞維奇之所以流亡，是因為自從盧卡申科1994年在白俄羅斯當選總統並連任四屆，曾大規模侵犯人權，遭到「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赦組織」的譴責。亞歷塞維奇的著作無法在自己的國家出版。

早在八○年代初，她的《戰爭的非女性臉孔》就完成了，但由於作者沒有強調蘇共在二戰中反納粹的作用，而是注重個人，尤其是婦女的聲音，結果長期被禁止出版。直到在戈巴契夫八○年代後期的「開放改革」中此書才能面世。

出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亞歷塞維奇強烈譴責前蘇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審查制度」，後來還在給盧卡申科的一封公開信中告知他：「你相信權力，我相信詞語。」

亞歷塞維奇相信的詞語，或她看重的文學，在她的網站主頁上，有一篇短文作了很好的說明。在這篇題為「對永恆之人的追求」的文章裡，作者開宗明義說：「我在尋找一種體裁，以便更貼近我對世界的觀察，表達我在生活中的目擊見證。多種嘗試之後，我最後選擇了一種體裁，由真實人物來敘述他們自己。在我的書中，他們敘述時代的主要事件，例如戰爭、車諾比核災難和一個大帝國的垮台。」

回到最初的評選概念

瑞典學院十分看重亞歷塞維奇的這種嘗試。常務秘書莎拉在在宣佈頒獎之後的英語訪談中說，這次評獎「拓寬」了文學的概念，讚揚作者找到了一種新的文學體裁，在豐富的訪談基礎上，提供了一種「情緒的歷史」，「靈魂的歷史」。

在我看來，瑞典學院並沒有「拓寬」文學概念，而是「回到」諾貝爾遺囑的措辭和諾貝爾章程。在過去制訂章程中，瑞典文的「文學」（litteratur），不僅指美文學或看重想像虛構的文學，「而且必須包括那些在其形式和表現方面具有文學和學術價值的作品」。換言之，瑞典文的「文學」概念，是一個囊括文史哲的概念。

事實上，在百年諾獎的歷史上，也曾有極少的純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獲獎。2001年的常務秘書恩格道爾在頒獎給奈波爾之前說過：這項獎今後應當多給歷史學家、散文隨筆作家和旅行紀實作家。一部份評委，更看重的是奈波爾批評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兩部政治色彩濃厚的旅行紀實作品，即《在信徒中間》和《難以置信》。

筆者早就在《百年桂冠：諾貝爾文學世紀評說》（允晨文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瑞典學院應當「回到」諾貝爾章程對「文學」這一概念的界定和闡釋。

亞歷塞維奇的著作，大多是散文隨筆或訪談，例如，記述二戰中兒童的故事書《最後的見證》、以蘇軍入侵阿富汗為題材的《鋅男孩》、記述1986年的核災難的《車諾比的悲鳴》，《車諾比的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等，大多是紀實作品。她的短小精悍的故事也不是虛構的短篇小說。作者有一句與人問答的話說：「給我一本描寫車諾比的幻想小說吧──沒有，因為現實比幻想更荒誕。」

以文學聲音抗衡權力

因此，這次頒獎，是數典忘祖的院士們「回到」瑞典文的「文學」概念的一次成功的嘗試。

第二個「回到」，是八、九○年代擔任常務秘書的院士阿連強調的「回到遺囑」，即力求闡明並遵循諾貝爾所要求的蘊涵人文精神的「理想傾向」，以此作為評獎的重要標準。回顧近二十年來的頒獎，瑞典文學院仍然有偏離「理想傾向」的選擇，因此遭人非議。

亞歷塞維奇是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她在其作品中，記述了蘇聯共產政權和後共產主義慘痛的歷史，並且一直呼籲廢除死刑。她抨擊盧卡申科以蘇維埃式的經濟體制來控制白俄。她的理想傾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文學的聲音作為一種比權力更大的聲音，作為歷史合力中的一種力量，給專制帝國的垮台添加最後壓垮它的稻草。她同時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問題：在專制國家的歷史轉型中，怎樣防止權勢者在民主的幌子下繼續維持專制。對於作家來說，就是怎樣以詞語來抗衡權力。@

責任編輯：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