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散落在市井裡的鹽源難友(3)
1994年夏天我在沙坪壩參加一個質量體系培訓班,在培訓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他開的是一個新的凌志車,車上還帶了一個很年輕的女秘書,他本人不但西裝革履,帶著一付太陽鏡,很像近代派被尊為大腕的人物。
1996年,我已辭去了我的工職,在壁山的四亨公司「打工」,這一天晚上大約已經八點鐘了,我正在青槓車站旁的馬路邊,碰巧他駕駛的凌志車順著高速公路剛從成都返回重慶,在高速公路青槓出口站把車停下來,向我打招呼,他的坐旁坐著他的小秘。
這次邂逅,他毫不隱諱地告訴我,這兩年他已在進口車生意中站隱了腳跟。他以商人身份,在重慶和成都擁有兩個規模可觀的銷售門市,專門在西南邊境同東南亞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做「進出口生意」。
說罷他還從皮包裡亮出泰國和越南的護照,和一張出入邊境的特許通行證,上面蓋有四川省公安廳的大印。
他說他已經取得了泰國的國籍,我明白,他是瞄準了這些年進口汽車的熱門,靠走私小轎車發起來了,手裡有的是錢。
我問他兄弟現在在幹什麼?他說現在在重慶賓館擔任業務經理。
重慶賓館是重慶市政府對外接待的窗口,也是重慶官員們的小金庫之一。這裡有來自各方的「黑道」「白道」人物與市政府搭線聯絡,幹著各種『秘密』勾當。能擔任這裡的業務經理不是一般的市民可以攬到,看來孟平兄弟今天是混跡在中共權力富有階層之中了。
按此推斷他們的家庭和出身,當與中共某當權者有很深的聯繫,或者說他的父輩有當今中共的掌權人物。但是我問到孟平有關與當今中共權力者的親緣關係時,他從來不作回答,只說自己原來是西南鋁加工廠的工人。
不過當與他交換對毛澤東獨裁政權的看法,他毫不掩蓋他對這個殺人魔王的切齒憤恨,透露他與中共內的某種傾軋有關。
1971年他入獄不久,便到了六隊,與劉順森交為摯友,1975年劉順森組織向重慶地區的逃亡中,首選的成員便是他,其中他那機靈過人,以及對重慶地區文革狀況的熟悉,是劉順森選擇他的主要理由。但是我除知道他的兄弟外,對他的家庭背景一直沒有弄清楚,這也許就是他的狡詐之處。
那天晚上,我們在青槓鎮街邊的一家館子裡吃過晚飯後,便在四亨公司的花園裡交談得很久,他說他在出獄後經過認真的反思,對張錫錕劉順森的人品推崇備至,替他們的遇難深深惋惜,但認為當時劉順森的逃亡是件蠢事。
講到他對當前政局的看法,他說:「我對政治已經失去了興趣,就是感興趣也沒用,今天的老百姓那一個不是為賺錢謀生活而奔忙?那一個不是對中共既抱著一腔怨怒,但不會走上大街散發反對鄧小平的傳單!我現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賺錢!賺政府的錢,賺共產黨的錢我決不半點手軟,因為共產黨內有的是貪官,像我現在幹的買賣,首先就是逃關稅,巧妙利用這些貪官為我批條子做護身。我現在就是要撈大筆錢來補償我十年的牢獄之災!」
好明確的主張,好熟悉的手段,這同那些被文革打成走資派的黑崽子們,到了今天父母官復原職,以後被稱為「太子黨」的人們,冒出來的肺腑之言,簡直是一模一樣的。
他算是擠進了中國新生的富有階層了,憑著他的機靈他會混得很愜意。
深夜十二點鐘,他才起身告辭,他的「女秘書」一直呆在車裡沒有出來,我說夜深了就在四亨公司住一晚上吧,他說已與他的幾個夥計約好,今晚回重慶賓館住,我問他結婚了沒有?他反問:「人為什麼要結婚找約束呢?結了婚,行動要受限制,要是再拖上一個孩子,簡直就是受罪,像我現在這樣無拘無束不是很好嗎?」
看來他在家庭問題上也是時髦的現代派,同居的雙方都不受道德和責任的約束,這是不是新的家庭觀念,我不知道。
當我講起王大炳子女的困難,以及其它掙扎在貧窮線上的人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資助,把自己用不完的錢做些慈善事業可是一件積德的事。他雖然口頭上表示同意,可是他從來沒有做過一件這種好事。
不久當潘老去世時,我打電話通知他,一同去參加潘老的追吊會時,他卻沒有應諾前往,這令我感覺到他與我們當年獄中同生死的人相隔甚遠,沒有必要同他保持聯繫了。
至於我所知道的從鹽源農場獲釋的幾十名人員中,除了幾位獲平反回到機關企業的人員,如張忠信,王明豐、王平依靠工資而過活外,鄧自新回了西南毛紡廠,陳孝虞身體很不好,曾帶信到蔡家場尋找過我,至於陳蓉康因家被拆遷,當時缺電話,隨後便失去了聯繫。朱凌飛、王文典還留在農場的老殘隊。
1991年當我出差成都專門尋找解放中路張鍚錕的家,準備第二次探訪他的大哥,但那裡已從新拆修,原來的1268號早巳消失,因不知電活號碼同他大哥失去了聯繫,不知他們現在何方?
刑滿釋放人員絕大多數處於市井最底層為生活而掙扎,如像我第一次在上清寺的那個地下室裡看到的那樣。也有些實業小成的人。例如唐元澄,從事一個塗料小作坊,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掙扎渡日。
散落在菜市場從事開麵館的危君福,王正印,中共給了他們一點可以求生存的條件,他們年紀都已六七十歲,再沒有精力過多去想其它的門道,並以他們親身經歷訴說中共當年「改造人」的真相。尤其見證當年高舉火炬,英勇抗暴人們的事跡。(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