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從遊行想到的(2)

一種對當局的無奈，點燃了這支隊伍的後半段，而跟在遊行隊伍後面乘坐摩托的刑警們，若無其事的任隊列中怎麼喊，只要不喊打倒共產黨，打倒江澤民的口號，誰又願意去干預那些分明有怨恨情緒，掙扎在貪困線上的人？

此時我隨著遊行隊列走到了隔西師大門不遠的上坡馬路段。原先在月亮田參入遊行的人紛紛走出隊列，在馬路兩旁的人行道上漸漸散去，但「江澤民雄起」的笑浪聲，卻並不因此而減退。

好在這年頭不像毛賊東年代，動不動用暴力對付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現在老百姓在私下可以不避『皇上』忌諱，說些不為當局喜歡的話，那也僅限於『私下』，這種有限的牢騷話正反映了民心失去，中共已處末代。

國民政府時期，組織民眾遊行示威以反對政府，是中共欺騙民眾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建政後，依然用民眾遊行作欺騙民眾的重要手段。此刻，處在遊行隊列中，六十年前的往事不斷在我腦子裡湧現。

記得1950年年底的一個晚上，夜空中突然飛起了幾道耀眼的照明彈，接著位於嘉陵江邊解放台，傳來了隆隆的禮炮聲，不一會安在自來水塔附近的高音廣播喇叭，傳出一個宣佈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當夜地處北碚附近幾所學校和機關就在老新華書店，舉著火把在川東行署官員指揮下舉行了這座小城的第一次環城遊行。以後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在解放台舉行遊行慶典，

建政初期那三年，都會在這裡舉行殺人的『公判大會』，每次要求學校組織參加，使每個參會的學生領會那種『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的慘景，這便是中共特有的『洗腦』方式，那時紅色恐怖籠罩著大陸。

1953年以後，這種遊行慶典成了『制度』，開會那天九點鐘，所有該到會的單位到齊後，主持會議的人宣佈大會開始，全場起立唱國歌，按貫例三部曲一完，到會者原地坐下。

各「領導」在主席台前相繼講話，內容都千篇一律的口水話。但對於盤腿而坐的我們，則是最難熬的兩小時，直挺上身正襟危坐，就是練了幾天禪功的人，也要逼出一身大汗，每次遊行前又要舉行貫常閱兵典禮。

1955年，我考入重慶大學後，這種每年兩次由官方組織的遊行，在重慶市中區解放碑舉行。前去參加的單位是指定的大專院校和機關，人數也有規定。

參加單位準備了象徵性的大彩車，那是按照組織者的意圖，製成的鋼鐵廠、發電站或農莊的模型，車上盛裝的彩男綵女，在遊行時，揮動花束向周圍的圍觀者致意。

遊行隊列中最打眼的是由重慶軍事院校組成的隊列，他們在列隊通過解放碑的檢閱台時，禮炮齊鳴，坦克和軍車隆隆開過，步兵方陣整齊的邁著閱兵式規定的步伐，接受重慶部隊長官檢閱。

隊列中舉著：「隨時準備粉碎來犯者」的巨幅橫幅，其勢殺氣實足。現在回憶，這樣的遊行示威完全為了鎮懾老百性，同時也是做給民主世界看的，此乃毛賊東全民洗腦的重要手段！這種慶典，也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財力。

可憐的大陸百姓在這種長期折騰中怎麼不窮！除了嚇唬老百姓外，起得了什麼作用啊？

1958年5月末，我已成了被監督勞動的右派，在指定管理教師的監督下，參加了校園裡的遊行。

反右剛告一段落，校園裡的「陽謀」暫時收場，二十多名下放幹部在一片喝彩聲中，被校方戴上「光榮下放」的大紅花，簇擁著登上披紅戴綠的彩車，遊行隊伍鑼鼓齊鳴，繞校一周以示告別。

吃過午飯後，我們這七十多名已被認定為第一類極右派，打好了自己的背包，連人帶包的塞進了幾輛卡車中。在干放幹部乘坐的包車押解下，離開了學校，向南桐馳去。我就這樣結束了我十五年的學生生活，並從此告別了校園。

這一去成了我人生的轉折點，慘痛的遭遇，過早地結束了我的幼稚期。

我在懵懂中開始了我長達二十多年的煉獄，監獄的『年輪』在我身上刻了整整二十圈。

當我從死難者身邊走過，我暗暗發誓，我不能死，爬也要爬出這地獄，把我所親身的經歷寫成書，永遠留給後來的中國人！！

中共自吹自擂，把這種非人的折磨，說成是無產階級對反動派最人道的改造，說只有那樣，才能脫胎換骨，改造剝削階級的世界觀。

經歷這種『改造』後我才明白，無產階級專政是怎麼一回事。

至今這種法西斯專政並未向公民公開揭露，施暴者沒有向受害人道歉，那些遍佈全國的集中營（勞改農場和監獄）並未撤除，裡面還關著異議人士，甚至反抗中共壓迫的老百姓（例如法輪功信徒），繼續進行見不得人的殘害。

像眼下南斯拉夫使館被北約導彈轟擊，發生中國駐外使團人員的傷亡，在真像不明朗時，煽起學生毀壞外國駐華辦事機構，舉行遊行示威，又是多麼危險的玩火行為。

反過來說，一支為聲援政府抗擊外侮的遊行隊伍，卻要用警察騎著摩托車跟在後面，豈不是對遊行者的莫大諷刺？由此可以看到中共統治者與老百姓存在的距離有多麼遠？當然這種對立，中共又要千方百計掩蓋了。

其實在民主社會裡，發生歹徒危害社會時，決不會大驚小怪，因為人民會起來制止少數人的為非作歹。如果人民真到了對危害自身的行為熟視無睹，那麼這個國家用什麼來抗卸外侮？(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