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農六隊(7)
(二)思想改造試驗田(3)
對這一曲美妙的迷魂音,很少人會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大學生們所接觸的民主,自由,三權分立的歐美口號,沒有幾個能說清楚他們的歷史背景和包含的內容。政治課每天向我們灌輸的全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如何美好,「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可悲的是,誰也不知道今天蘇聯究竟怎麼了,當時我們巳聽到了史大林時期,社會主義給俄國帶來的災難。
然而,無論是恐怖還是激情,都迅速被今後的社會主義結果所糾正,野心家的猙獰嘴臉也在輪番的「實踐」中暴露無疑,曾被欺騙和恐怖所征服的年輕知識群體立即分化,一部分變成了瘋狂的專制主義的倀鬼,一部分則變成了專制壓抑下的反抗者。就連鄧拓,吳啥這些共產黨的才子們,也會從大鳴大放時期的「左派」積極份子,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幹將。
就以我們面前這位正在主持我們這次學習的,原雅安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李培連,當年曾充做該校的右派學生的屠夫,當今從新學習這一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時,他會情不自禁的說道:「這幾年確實出現了災難,許多人餓死了,人民心頭壓抑的話不敢說。」
看來,李培連比朱國驥,周學祝之流真實多了,這是他從中共的上層得來的解脫,他說」極左的思潮在共產黨內佔據了上風,革命嘛總有左右搖擺的時候,主流還是好的」這一翻話的言不由衷,會在今後實踐中繼續得到證實。
「所以,我主張這次學習,大家要講真話,只有說真話,才能接觸自己的思想也才能談到思想改造。」這是他的言不由衷的苦惱,還是敢於去觸「文字狀」的禁區,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於是他在這次學習上提出了三個讓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第一,該如何看待中國眼下的經濟困難和饑荒,這些陰暗面是十個指頭裡一個指頭的問題,還是該根本否定三面紅旗?第二,中國眼下的困難是不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難免的過程?第三,壓制各種反社會主義言論是革命的需要,還是不講民主施以霸道?這三個問題反映出了,李培連多少有一點講理的成份,而講理是獨裁主義絕對忌諱的「禁區」。
不過,倒可以看出他迷信毛澤東的天真,李培連倘若還保存人的基本良知,總有一天他會認識到,在中國他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原來真是野心家玩弄的一場政治騙局,所以當爭論繼續下去,越使他陷入了無法調和的矛盾中,「學習班」既不能按照他的努力,使我們相信中共宣傳沒有欺騙,也不可能讓我們在監獄中,在他主持下變成公開批判毛澤東的講壇。
有一次爭議達到高峰時,雙方都不能說服對方,陳力提出了一個方法,他說:「我看我們這種小組討論得不出什麼結果,除非我們大家都遵守一個規則,也是我們這許多年來實際的法則:『強權便是真理』,否則我們誰都不會相信,中國發生災難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不可避免的。」
其實陳力點出這一點,才是中國政治的癥結,在這個世道裡要麼屈服於強權的淫威,中共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信;要麼就當盲人瞎子,不管發生了什麼,都不知道什麼才對。
對這個結論,李培連堅決加以反對,他列舉了哥白尼和布魯宜,以此來證明犧牲於強權的人並不承認強權就代表真理,其實強權是不是真理的問題,是同人性的善與惡同時並存於人腦之中的複雜而奧秘的東西,監獄中的獄吏們也不能在內心世界裡逃避善與惡的較量。
如此看來這次學習是李培連們,試圖用一種稍有人性的「思想改造」來替代繩捆索梆的棒棒主義。
在這個嘗試中,他帶著一種天真的想法,來替自己信仰上出現的危機解脫,試圖證明毛澤東也承認人的理性和感化。不過,他會在更多的人生實踐中明白,在專制主義狂的字典裡是根本找不到他渴望的理性的。
奉行獨裁的狂人是無法容忍忠言的,迄至今日,獨裁者只相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邏輯。
到此時,李培連可能做夢都沒想到,北京城裡正在醞釀著一場置他的理性於死地的文化大革命陰謀。雖然這位在九年前曾充當「右派」學生的殺手,現在還沒有意識到他的理性沒有扎根在專制主義的皮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