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在農場小監裡(4)

金幹事探監(2)

鄧揚光顯然被逼得惱羞成怒了，在他看來，這個女人是絕對沒有權力來指責政府的，他恐怕也從未受到過這種指責，便高聲的喝道：「金梅，我提醒你不要在這裡胡鬧，這對你沒有好處」語氣盛氣凌人。然而今天這女人顯然已經發橫，其實她的丈夫已經說出來了，一個沒法活下去的家庭，一個被逼得走上絕路的人，沒有什麼可怕的，何況是這位小小獄吏的威脅。於是她提高了噪門繼續回敬他：「你們做事總得按政策吧！逮捕證在那裡？就是逮捕了，我們家屬還有探親權。」看來，旗逢對手針鋒相對了，不見到自己的丈夫，這女人是決不會罷休的。

營房裡的幾十名土兵，已全部集中在門邊。他們是些剛剛入伍的農民，還沒見到過這種好戲。小伙子在交頭接耳，對於雙方的吵架，信守中立。

鄧揚光此時已完全被對手激怒，命令道：「衛兵，把她弄走。」兩個哨兵，遲疑地把槍交給了其它人，跨出門去拖她。

不料，她敏捷地向右邊的石坎一個劍步，躍離開她擺飯盒的地方三公尺遠，然後一個騎馬椿招式站穩以後準備迎敵，口裡卻大聲喝道：「老娘幹革命穿黃馬掛的時候，你們還在打橫捶呢？誰敢動手」？兩個年青小伙子立即退縮下來，鄧揚光見狀也開始軟了下來，想了想，朝那女人問道:「你要幹什麼」？「我不想幹什麼，無非是給我丈夫送口過節的酒飯，就是我們一家人窮得沒飯吃要餓死，也讓我們夫妻吃頓團圓飯再去死！」

女人語氣裡充滿了悲傷，在場的士兵們一片寂靜！鄧楊光無可奈何跨進了小門，走到院子裡，將他們一個帶中尉軍銜的人拉到那放電話的房間裡。不一會兒，那中尉軍官一個人走了出來，打開木門放那女人提著飯盒跨進了小院。

隔壁的房門打開了，女人提著飯盒走了進去。院子裡的軍人們也漸漸散去，只有那軍官還立在隔壁的房門口。他的身後還圍著幾個好奇的年青人，他們想知道這一對患難夫婦何以會落到這個地步。

隔壁傳來了一股劣質酒的氣味，聽他倆叨叨的細語，偶爾還夾著一聲啼泣，我猜出他倆正對坐而飲！對坐而哭！一直到深夜十一點已過，女人才在那中尉軍官的勸說下，收拾了飯盒怏怏離去，聽到那高世清用混濁的聲音在獨自低呤：「自送別，心難捨……憑讕袖拂揚花雪，溪又伴，山又遮，人去也……」

過了三天，高世清從隔壁放了出來，戴著那付腳鐐被兩名刑釋人員帶走。大約又過了十天，我的禁閉室，又關進來一個三十多歲姓張的就業人員。他一進來，我便詢問他何以被關到這裡面來？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想走。」

「上哪兒去？」

「去成都或重慶，離開這個鬼地方。」雖然我知道，在中國刑滿人員的社會地位同犯人並沒有多大區別。

毛澤東早在他的階級成份論中，將一切敢於同他「作對」的勢力，統統歸結為地、富、反、壞、右、五大類。隨著他建立的專制政權，這五大類還將繼續擴大，一遇風吹草動，毛澤東心血來潮，五類份子便戴著帽子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被挨打、批鬥、遊街，成為嚇唬百姓而被殺的「雞」。

「就業」和「服刑」其區別僅僅在前者是可以蓄髮，選穿藍色服裝以外的衣服；後者光頭，藍服。前者每月廿元錢，自己花錢吃飯，後者用「集體伙食」。算下來前者去掉伙食以後剩餘的部份，與後者的零花錢也差不多。

此外前者在允許條件下可以結婚、安家、探親，後者則什麼也沒有。不過前者的工資如此低微拿什麼去結婚安家？同時就業毫無擇業自由，他們如果想自作主張，離開指定的勞動地點，便將受「逃跑」論處，抓回來與犯人「同罪」。

故而就業人員又稱為「勞改釋放犯」。官方簡稱為「勞動力」，這叫做：「把他們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中共就是靠樹立這麼一個被專政的對象，才鎮住了數億百姓。

這一次，姓張的小伙子正好與高世清「同案」，他們不僅在一個菜蔬隊服役，這次又組成了「逃跑集團」而被關壓起來。進小監以後，金梅還來看過他，並送來了一本《紅與黑》。

於是他便向我講述有關高世清的故事——他原是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文工團的一名少校軍樂指揮，因什麼革掉官職和軍銜，由成都軍事法庭判處了他三年徒刑，在那個年代是說不清的。

他的妻子金梅，原屬同他一個軍隊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高世清被判刑後送勞改隊服刑。深深愛著他的金梅已有了孩子，便從部隊文工團復原轉業到了高世清所在勞改隊，成了一名幹事。那門衛的小青年稱她為金幹事便由此而來，按中共黨紀，金梅必須與高世清離婚，但遭到金梅拒絕。

高世清刑滿釋放後，金梅的公職也被革去，黨藉被開除，成為中共的又一「叛逆」，金梅身份也從幹部變為「勞改釋放犯」家屬。接著又生了一個孩子，從此以後，高世清便成了四口之家的戶主。現在兩個孩子大的才八歲，小的才四歲。單憑著他每個月僅四十元的工資，要供四張嘴吃飯其艱難可想而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