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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仁傑：因為堵車來了一點，前面幾個發言沒有聽到。我不是搞文學的，我是搞自然科學的，但是由於文學在某種程度上被一致認為文學就是人學，是講人的，我覺得儘管在專業的業務上與我無關，但是作為一個人來說，跟我是有關的，所以有關文學很多活動，只要有機會，我總還是很願意參加的。由於馬列邪說的危險性，對各民族正統文化的破壞性，共產黨的合法性從其產生之日起就遭到了人類的普遍置疑。因而生存危機就始終籠罩著各個共產黨政權。也許其祖師爺馬克思早就料到了這一點，所以發明了其著名的階級鬥爭理論，並被中共黨魁毛澤東發揚光大，而配合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的「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的進化論理論（就是弱肉強食法則）也必然成為其邪教的組成部份。何為「適者」，何為「不適者」？毛頭領說的很明白：「槍桿子裡出政權」。每首邊塞詩都是意境高遠，格調雄渾、豪壯，氣質磅礴，激蕩人心。王昌齡是著名的盛唐邊塞詩人之一，他一生由於性格耿直，經常遭到小人誹謗。其詩風瑰麗、雄健，對當世及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按唐玄宗追求邊功，自天寶改元以後，連年和吐蕃、突厥、回紇、奚、契丹等進行戰爭，特別是天寶八載（西元749）哥舒翰攻取吐蕃所據石堡城（今青海西寧市西南），唐兵戰死者數萬人；十載（西元751）因石堡依附吐蕃，派高仙芝率兵三萬人往討，石國又乞援於大食，仙芝軍與大食軍相遇於坦邏斯（今蘇俄奧里阿塔附近），大敗，士卒死亡殆盡。這次六四二十週年，過來人都在發表感言。
但是六四感言太過分散，而沒有把火力集中到六四血腥鎮壓的要害實質：中共主流上層，要不惜血腥屠殺來保衛其一黨專制的「黨天下」。
晚清末年華夏大地的劇烈動盪，中華兒女屢戰屢敗的慘痛現實讓孫中山等一批仁人志士疾呼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於是乎要革命。若是就詞論意地看，革便是革除，命便是生命。革命，就是革除生命。可是以三民主義為旗幟和綱領的辛亥革命卻是世界上流血最少的「革命」。一幫提槍攜炮的中華兒女並沒有恃強欺弱，濫殺無辜地對滿族實行報復性的滅絕政策，而是好好地安撫了他們，讓皇族們仍然住在紫禁城裡，並且每年還由民國政府給他們生活費。由此可知，辛亥革命之革命，革的是中華大地上已經腐朽了的君主制度，使西周時期獨具中國特色的「周召共和‧六卿合議」的共和孤帆再航，開啟了中華國民共和的歷程。簡單抽要地說，革命並不是殺人。儘管革命中有可能殺人。
1951年的5月23日是一個特殊的日子，10年前的這一天中共說，在這一天中共解放了西藏；藏人卻說在這一天中共武力侵入了西藏。中共說60年來中共讓西藏的農奴翻身得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擁有了自由；但是藏民卻說這60年來是西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那麼事實到底是什麼樣呢？這60年來在西藏到底發生了什麼？西藏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