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妻子的最後一面
12月23日，正吃午飯時，突然接到妻子馬如蘭託人捎來一張便條，約我立即去水江鎮相會。此時，她已調到貴陽水利電力學校任教。她的突然到來，令我感到意外。
飯後，我立即請假，冒著細雨趕到水江鎮會她。下午約3點鐘，我到達了水江鎮。見面後，她把我帶到她住的那個旅館。她告訴我說，這次來有兩個目的：一是想把女兒送到漢中她外婆家去撫養；二是她感到政治壓力巨大，實在無法忍受，特地來和我商量怎麼辦？她說：「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也一直忘不了我們之間的感情，但是政治壓力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實在難以忍受！」她邊說邊哭。
我告訴她，我已決心破釜沈舟赴北京向黨中央申訴，我堅信黨中央是英明的，我這個冤案一旦黨中央調查取證的話，肯定會獲得平反。她表示贊成，問我有沒有路費？說著她就把手錶取下來給我，叫我賣了當路費。我說不需要賣錶，我是殘廢軍人，坐火車有半票的優待。最後，她提出，為了減輕她的壓力，在我平反前我們搞個「假離婚」，我表示贊成。那時候我倆都年輕，思想很單純，把黨章看的很神聖，把黨中央毛主席當作真理的化身，以為只要找到黨中央，冤案便會平反，家人便會團聚。
第二天上午，我們一起去水江鎮派出所。派出所回答說，離婚必須有雙方單位的證明才行，「假離婚」未離成。不過，妻子的情緒比昨天見面時好多了。從派出所回來後，我倆在鎮東郊外散步，沿著一條石板路，不知走了多少個來回。她滿肚子說不完的內心話，我只是聽她說，我的心情沉重，實在沒有心思聊那些題外的話，只是想著如何儘快讓我的冤案平反，儘快的家庭團聚。
中午，我們在一家飯店吃了午飯後，我要返回農場，她苦苦留我到明天走，她準備向農場領導打電話為我請假。但我堅持要走，我對她說：「再玩一會兒可以，這裏距離農場只有二三十里路程，晚點走沒有關係，但今天必須回去。」
她不再堅持了。我們在一起待到太陽偏西。我要走了，她送我到很遠的一個路口才停住。我頻頻回頭，她一直站在那兒望著我，一動不動。最後，直到雙方都看不見對方身影時，我才急忙踏上回農場的路程。
誰知這一別，竟成了永別。
事後，我每當想起這次與她離別時的情景，感到很內疚、很遺憾當時我沒有答應她苦苦的留我再住一天的要求。我很對不起她！
後來，在巨大的壓力下，她被迫帶著孩子改了嫁。1981年她因病去世了。
這次與妻子見面後，更進一步堅定了我上北京申訴的決心——只有冤案獲得平反，我才能保住老婆和孩子。
四、結束勞動，返回重慶
1959年的元旦節後，山區的氣候已是零下四度的嚴寒。寒風凜冽，白雪皚皚，農活已經完全停止，場裏可以集中更多的人力來應付這場「大煉鋼鐵」的人民戰爭了。因為人力增加，只有一個高爐，場裏採取「車輪戰術」，人員輪班上陣，這樣勞動強度減輕了。
1959年元月27日，南川縣委訪問團來到農場，第二天，重慶市委訪問團也來到了農場。小道消息說農場要交給南川縣，所有農場人員都要返回重慶，消息傳出後，人心波動。
2月1日，農場召開職工大會，曹主任（即原重慶市勞動局辦公室主任曹子敬，時任該農場場長）宣布農場撤銷，所有人員都返回重慶。
這簡直是爆炸性的好消息，大家高興極了。
第二天，大家就不出工了，洗衣服，清點物品，有的照相作紀念，至今我保存了一張大隊全體照片。
農場人員分批撤離，我們這批是1959年2月11日中午12時上車離開農場的。下午2時我們在南川縣招待所住下來。凌晨1點50分，我們在睡夢中被叫起，立即乘車離開了南川。（至今不知，當時為什麼在深夜裏匆匆而行。）
2月12日早上9點，汽車到達重慶南岸海棠溪長江邊。中午12點鐘我回到黃沙溪我保姆家裏。至此，結束了我終身難忘的南川樂村農場「監督勞動」的苦難歷程。(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