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下放農場，監督勞動

一、撤職停薪，妻離子散

我被迫「低頭認罪」後，對其他的「右派」分子就好辦了，他們一個個嚇得趕緊向人民低頭「認罪」，這叫做「殺雞給猴看」。

1957年10月國慶日後，轉入了在學生中批鬥「反社會主義分子」，其聲勢沒有反「右派」鬥爭那麼浩大，因為這些才十幾歲的學生也弄不清楚什麼叫「反社會主義」分子，只是因為「引蛇出洞」的感召力太大，引出了他們熱愛黨的表現，由此而揭露了一些社會陰暗面，因此成了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對他們只要一批鬥，一個個都嚇得趕快低頭「認罪」，向人民「投降」。從此他們的青春年華成了階級鬥爭的活靶子（草人）。

1958年3月11日，在支部大會上，崔振傑宣布開除我的黨籍。隨後，他還裝模作樣的「徵求」我本人的意見，最後大會「一致通過」。

我在會上提出兩點意見：一、堅決反對這項決議，保留我的意見；二、要求上級黨委負責人找我本人談一次話。

我是這樣想的：我從17歲跟著共產黨，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黨難道會如此絕情地把我一腳踢開嗎？況且這是一個非常露骨的冤案。

歲月滄桑，轉眼已過了幾十年，幾十年中，歷次政治運動整的人太多了，而且整人的手段都是何等的卑鄙惡毒！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時，感歎我當時太正統太幼稚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九大」開除劉少奇黨籍時也是大會「一致通過」，打倒鄧小平時也是全體舉手……

不過，那時我頭腦裏還保留著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堅強信念，認為黨和崔振傑的所作所為是兩碼事，認為反右的風暴後，很快要復查糾偏。

我向沙坪壩區委書記王秀峰寫了一個申訴材料，控訴崔振傑對我的迫害，但王秀峰把我的申訴材料交到了崔振傑手裏。崔振傑立即召開了鬥爭大會。

會上，崔十分得意地亮出我寫的申訴材料，號召群眾擦亮眼睛，堅決和我這個想「翻案」的「右派」分子作鬥爭。

把受害者的控訴材料交到被告人的手裏，而被告人則當了法官！即使如此可我還沒清醒，產生了越級上訴，直至黨中央的念頭。

3月17日上午，學校召開了全校教職員工學生大會。會上，崔振傑宣布撤銷我的一切職務，工資全部去掉，每月只發生活費12元，並把我交給群眾「監督勞動」，會後的第二天上午，我去沙坪壩區委找王秀峰當面申訴，崔得知後，立即派人從半路上把我截回來。從此，崔把學生中的青年團員組織起來，日夜輪班，把我「監控」起來。我的家門口有專人把守，我出門時後面有人跟蹤。單位所有的人都和我斷絕了來往，沒有人敢和我說話，我完全被孤立了。

1957年，我擁有一個十分溫馨幸福的小家庭。妻子馬如蘭是重慶電力技工學校的教師，三歲的女兒和平聰明可愛，還有一位跟著我四年多的老保姆劉簡玉。一夜間，溫馨幸福的小家庭變成了「右派分子」家庭。有人把我的孩子叫成「小右派」，有人叫我愛人是「右派分子」老婆，還有人挑撥我們的老保姆，唆使她和我們劃清界限。一人有罪，全家遭殃，這比封建社會還厲害，因為封建社會沒有「劃清階級界線」之說，對老百姓的意識形態的全面控制只有共產黨的政權才能做到。

我每天在外面下苦力，夾著尾巴做人，回到家裏見到妻子哭，孩子鬧，心裏痛苦極了。保姆成了我們全家人唯一的精神安慰，她除了操持家務帶孩子外，還不斷的安慰我們，叫我們千萬不要「鑽牛角尖」，要放寬心，要吃飯，身體是本錢。外面有什麼風聲，她得知後立即向我們通報。我們一家人一天到晚生活在恐怖中，隨時有人突然進門盤查，甚至被抓出來批鬥。這位善良的保姆，出身貧民，雖然沒有文化，但為人忠厚善良，在那種恐怖的氣氛中，她不懂「階級鬥爭」，只講人性，只講良心，她竟敢公開在外面說：「王科長是好人哪！就是性子有點剛直，但他心是好的，怎麼會成為『右派』呢？！」。後來她被人教訓了一頓後才不敢說了。不過，她仍然保護著我，經常有監視人員問她：「王開泰在家幹什麼？」她回答說：「在屋裏寫檢查，哪裏也沒去。」

妻子馬如蘭原來支持和鼓勵我向崔提意見，當時，她也從內心裏響應黨的「整風」號召，但她做夢也沒想到會是這個結果。我被打成了「右派」後，她便有些埋怨我了。我自身也是一肚子委屈和悔恨，於是，溫馨的家庭裏出現矛盾。這時，保姆總是在一邊勸慰她，開導她。

後來，崔振傑以單位黨組織的名義向我妻子所在單位黨組織去信，說我妻子沒有和我「劃清界線」。妻子馬上受到單位黨組織的批評，說她政治立場模糊。她為了避開精神上的壓力，寧可待在她學校裏，也不敢回家了。現在想起來，妻子這樣做是正確的。反右運動以前崔振傑曾向我許願，要將她調來本校任教，幸虧還沒有實現，否則，崔振傑肯定也會把她打成右派，就象他把李恩章的妻子王鳳鳴打成右派一樣成為夫妻右派。

1958年3月21日下午，學校通知我第二天一早去南川樂村農場「監督勞動」。此時我妻馬如蘭已由她所在的單位下放到南川海空農場勞動去了。

我立即和保姆商量，決定在我走後，由她把我女兒和平帶到她家去撫養，我家的全部東西都交給她帶去。此時我每月只拿12元生活費，僅能勉強維持我自己的生命，再沒錢撫養女兒。保姆流著眼淚向我表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她決不丟掉孩子。

這天夜裏，我躺在床上久久難以入睡，四點鐘就起床收拾東西。女兒和平正在甜甜的睡夢中，我輕輕的親吻了一下她可愛的小臉……

後來，她隨改嫁的母親走了，連姓名都改了。

我這個小家庭就這樣破碎了，我居家的住房也被學校收回。我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光棍！

這時，我才真正地、刻骨銘心地體會到得罪了當權者的厲害。封建社會上說「不怕官，就怕管，破家的縣令」，我親身體驗到了，只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是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體驗到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