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勞改營成了「避難所」

我背著行李走進廠部管教科。江科長和丁幹事見到我都很驚訝。我把在重慶上不了戶口的情況向他們作了報告，但我沒把被遣返回原籍的情況，以及在農村的見聞告訴他們，我怕他們會拒絕收留我，更怕他們說我攻擊黨的「三面紅旗」，這是一條非常可怕的罪狀。

江科長笑著說：「好吧，你先去招待所住下，我們研究了以後再通知你。」

第二天，江科長來招待所對我說：「你過去當過教育科科長，聽說你的『筆桿子』挺不錯，因此我們決定安排你到《中川日報》社當個編輯好嗎？」

我聽後非常高興，在我走投無路時，勞改營收留了我，成了我的「避難所」。

《中川日報》是全廠範圍內發行的一份勞改報紙，直接屬廠部管教科領導，該社原有四個人，都是從勞教人員中選拔出來的，加上我共五個人。原來這四個人都是「摘帽右派」，都是搞過宣教工作的知識分子，有的還擔任過領導職務，其中有個名叫鄧平（原重慶市總工會秘書長，平反後任渝州大學校長）的人，我早在火燒埂採礦四隊時就彼此認識。

我們五個人成為一個小組，大家既是編輯又是記者，編輯和採訪合一，集體選稿排版，由一人刻鋼板，大家共同油印分發等。我對這項工作很感興趣，我們幾個人也比較合得來，因此工作起來很輕鬆，心情也很舒暢。

我重返勞改營，引起一些人的議論，有人說：「我們都盼早點離開這個鬼地方，王開泰反而自己跑回來了。」有人說：「王開泰真傻，人家想跑都不敢跑，他自己又送上門來啦。」

對此，我無言以對。不過我的返回，讓廠領導加深了對我的好感，他們認為我忠誠可靠，放出籠的鳥兒，自己又飛回來了，這在勞改營是個典型事例，因此我受到了領導多次在一些場合上的表揚，並把我當作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壞人」被改造成好人的具體事例，來說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三、從基建隊到採礦隊

剛到報社三天，江科長突然通知我調往基建隊，我心裏有些失落。

在基建隊，我見到了心目中的恩人劉丙仁隊長。他笑嘻嘻地說：「王開泰啊，我聽說江科長把你安排在報社工作，我想，搞『筆桿子』很危險，稍不注意就要犯錯誤，你千萬不能再出問題了，我這裏正需要人，所以把你調來」。我才明白我工作調動的原因，對劉隊長的關懷，我很感動，留戀報社的想法頓時消失了。

基建隊的工作範圍很寬，專門為鋼鐵廠的建設服務，下面有許多分隊，有採礦、燒耐火磚、焦炭、基建、運輸、種菜等分隊。因為此前我已經解除勞教，成為一名就業職工了，但我們這種職工與社會上的企事業單位的職工有根本區別，在「階級鬥爭」唯成分論的年代，「階級敵人」的烙印深深的烙在我們這種就業職工們的身上，稍有一點不慎，就會立即招來「階級報復」的罪名，來個新帳老帳一起算，也就是公安幹部所說的「『帽子』拿在人民（當權者）手裏，隨時可能給你重新戴上『勞教分子』的帽子」。說穿了，這是公安部門的一種用分化瓦解「以敵制敵」的極高妙的手段來達到控制與改造敵人的目的。不過雖然如此，「摘帽子」總比「戴帽子」好。

儘管我得到領導好評，劉隊長又是我的知遇恩人，但我仍然不得不處處小心，儘管我蒙受了天大的冤枉，但絲毫不敢流露出來，否則就是「階級敵人想翻案」或者「對黨反攻倒算」。我必須裝出像真正的改造好了的「壞人」才行。

我的工作是在隊長的領導下，帶領勞教人員到工地上勞動，自己既參加勞動又對他們進行監督和管理，既給隊長當耳目，又像個「工頭」。我這個角色真是尷尬極了。隊長利用我去控制那些「壞人」，反過來又利用「壞人」來控制我們這些摘帽的「壞人」，因為搞不好勞教分子會抓住你的「小辮子」，要暗地裏向隊長打你的小報告，他就有「立功贖罪」的表現。此時的我，再也不敢有1957年「反右」以前那樣認真而又剛直的個性了，不得不學會在所謂「好人」與「壞人」之間周旋，在人與人的利害關係中圓滑地求生存。我想，我的這種做法上帝也會原諒我，因為我的本性被暴力扭曲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