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問題的本質(2)

　　我們說過，反抗有時發生在政權的內部。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動，卡米爾．德穆蘭治理國家。

　　有時，起義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選來解決一切問題還是個嶄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歷史充滿了人權被蹂躪和人民遭災難的事實，每個歷史時期都帶來了適用於當時的抗議形式。在愷撒的統治時期，不曾有過起義，但有尤維納利斯。

　　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劇。

　　在愷撒時代有流放賽伊尼(１)的犯人，也有歷史年表裡的人物。

　　我們在這裡不談論巴特莫斯(２)的巨大放逐，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對現實世界的強烈抗議，使成為大規模的諷刺，使尼尼微的羅馬、巴比倫的羅馬和所多瑪的羅馬作出《啟示錄》的光輝啟示。

　　約翰(３)站在山石上就像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們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猶太人，寫的是希伯來語(４)，但寫《編年史》的是拉丁人，說得更恰當一些，他是羅馬人。
　　(１)賽伊尼（Sye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區。
　　(２)巴特莫斯（Patmos），愛琴海斯波拉澤斯群島之一。
　　(３)約翰（Jean），耶穌十二門徒中四大門徒之一，晚年被流放。
　　(４)希伯來語，指難懂的文字。

　　那些尼祿們的黑暗統治，應同樣被描繪出來，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無味的，應使刻痕具有簡練而辛辣的文風。

　　暴君有助於思想家的觀察，接二連三的言論是猛烈的言論。當某一主宰剝奪群眾的言論自由時，作者就要再三加強他的語氣。沉默會產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經過篩濾如青銅般堅硬，歷史上的壓製造成了歷史家的精確性。某些文章象花崗石一樣堅固，實際上是暴君的壓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敘述的範圍縮小了，也就增添了力最，在羅馬的西塞羅時代，對韋雷斯(１)的評論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對卡利古拉就遜色了。詞句簡練而加強了打擊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強有力的。
　　(１)韋雷斯（Verres），古羅馬地方總督，在西西里島貪污，為當時政治家西塞羅所批判。

　　一個偉人的正義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給予雷霆般的打擊。

　　順便談一談，應當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歷史上壓倒了愷撒。羅馬王族是保留給他的。愷撒和塔西佗是相繼出現的兩個非凡人物。他們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紀的舞台上規定了他們的入場和出場。愷撒是偉大的，塔西佗是偉大的，上帝免去了這兩個偉人相遇。裁判官在打擊愷撒時可能過火了，因而成為不公正。上帝並不願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戰爭，西西里島上的海盜被消滅，把文化引進到高盧、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區，這些光榮遮蔽了魯比肯(１)事變。這正是神聖正義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歷史學家在猶豫不決，於是使愷撒得到塔西佗的寬恕，這樣就給予英才一些可減輕罪行的情況。
　　(１)魯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盧邊界的一條小河，為了避免衝突，雙方相約不准越過此河，但愷撒沒有遵守。

　　當然，專制政治總是專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專制君主統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墮落，但是在一些喪失廉恥的暴君的統治之下道義方面的災害是更醜惡的。在這些朝代裡恥辱是不加遮蓋的，塔西佗和尤維納利斯這些表率人物，在人類面前有益地批頰痛斥這些無可辯解的恥辱。

　　羅馬在維特利烏斯(２)統治時期比西拉時代更壞。在克勞狄烏斯和多米齊安時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醜惡面貌的。奴隸們的卑鄙是由專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這些沉淪的內心中散發出來的濁氣反映了他們的主人。社會的權力是污濁的，人心狹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蟲。卡拉卡拉(３)時代是這樣，康莫德(４)時代是這樣，海利奧加巴爾(５)時代也是這樣。可是在愷撒時代，在羅馬元老院內只散發出一些鷹巢內本身的臭味。
　　(２)維特利烏斯（Aulus　Vitellius，15—69），羅馬國家活動家，六十年代為日耳曼行省總督，六九年一月被推為皇帝，在同年年底綿延不斷的內戰中戰敗被殺。
　　(３)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羅馬皇帝（211—217），以奪權開始，以被刺結束，在位時擴大羅馬民法。
　　(４)康莫德（Commode，161—192），羅馬皇帝，馬可．奧裡略之子，以殘酷著名，後被毒死。
　　(５)海利奧加巴爾或埃拉加巴爾（Heliogabale，204—222），羅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為揮霍、獨裁和淫亂的代名詞。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