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三届立法会选举经已尘埃落定。结果共有178万人参与直选投票，得投票率55。63%，创历史新高。泛民主派候选人在直选中合共取得选票110万张，占投票总数62%，获取25议席，比上届增加3席。由于选举制度不公，加上本身的战术失误，民主党则只取得9席，比上届少了3席。相对来说，亲共派加上其他所有候选人合共其实只得到68万直选选民的支持，却赢得了35个议席。这样的结果相当吊诡耐人寻味，单看席位数目已不能说明问题。应可说泛民主派不算失败，但也没有胜利。民建联或泛亲共派当然也没有得胜。那么谁赢了？香港选民，是他们胜利了。

事件始自1956年圣诞节前，当时我是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奉地下党领导人，香岛中学关老师之命，去参加一个名为 “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简称 “学友社”）的青年学生团体所主办的圣诞晚会。她嘱我要到那里广交朋友，做好团结外校学生的工作。所谓外校就是包括香岛，培侨，汉华等人称红校以外的学校，这是红校学生以我为主的称呼。

香港三位名嘴先后封咪的时候，都曾表示自已不是英雄，不会做烈士。汤家骅在 “代价”一文中也认为，也许我们可以决定的不是是否值得而是能付出多少。其实英雄是大时代的产物，个人不可能左右英雄的产生，而英雄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由得你去衡量多或少。旧约圣经关于以斯帖的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香港三位著名时事评论员相继宣布 “封咪”或辞职，民主派议员接二连三地被恐吓，令香港的政治气氛更趋凝重。人们不断重提 “六七暴动”时的 “林彬惨案”，令我心情更加沉重。

中共中央不惜冒着窜改基本法的指责，走到镇压香港民主政改诉求的最前线，匆匆用了十多天便完成了对基本法附件一和二释法，并落实特首向人大常委提交的报告，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闹剧，在中共与香港市民之间再一次重重地划上一道伤痕，犯下了愚不可及的错误。乔晓阳在五百人座谈会上见见民主派，让港人顺顺气的温和姿态，只不过是回到了世界性处理异见事件的正轨上，事情本应如此，但完全不足以为那道伤痕止血解痛。

连月来，由中央到香港差不多天天有人就香港政制改革放话，级别越来越高，观点越来越无限上纲，像杀气腾腾地向香港人搧上几巴掌。在云云的所谓爱国文章中，竟赫然发现我的前地下党直接领导人： “欧阳成潮”（广东社团总会秘书长）也粉墨登场，在成报发表爱国八古文章，把那些六十年代指导我们这些地下党员的爱国老调，重又由坟墓里发掘出来。这令我相信，这是一场从中央到香港地下党总动员的，由中央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付香港人民主诉求的大批判运动。中共历来推动一个运动，必先在全党内部下达指示，统一指导思想，统一口径。这份传达经全国党组（包括香港地下党）讨论，学习，消化，吃透了中央的精神，揣摩了上头意图后，各党支部才决定如何落实，包括如何向各统战对像贯彻。民建联的领导人因在地下党组内已经吃透中央的意旨，常有代传圣旨之举，以示其与中共的亲密关系。所有被传达过的党内外诸人等，便因应各自对中央精神的理解以及自身的地位，景况和需要，作公开或内部表态。有些由党步署公开表态，有些则自动出台表忠。一群跳梁小丑遂如获圣旨般杀向民主派，极尽威迫恐吓，人身攻击的能事，丑态百出，像是生死存亡的大决斗一样。香港人是第一次领教了。

关于上街游行，香港蔡子强在文章上说： “如果对于三四十岁中生代来说，最记得的是 “六四”；那么对于二十岁新生代来说，将来最会记得的，一定是 “七一”。这令我想起，我们这一群五六十岁的亲共派老生代，对于香港六七年暴动期间的上街游行，也应有不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