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的百年史，是一部诞生，发展，变异，堕落的历史。

社会成员被分割成领导阶级、被领导阶级、被专政阶级。农村人口被分成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工人被分成全民、集体、合同工、临时工。知识分子有依靠物件、团结物件、孤立打击物件。这些不同的身份构成了经济剥夺，政治压迫的梯形社会结构。身份低下的人群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例如农村的“四类分子”出工一天只给普通社员一半的工分，他们每年必须完成数十个义务工，每天要早起逐门逐户倒尿壶。

最近同济大学校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有消息说，无党派人士、血液病专家陈竺也将出任卫生部长。于是引出一波热评，诸如“中央权力架构的大胆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协商民主的实质性”，“充实了多党合作的内容”，“具有破冰意义”，“回归”、“发展”、“信号”、“新模式”等等，不一而足。以笔者见解，万钢入阁毫无新闻价值。媒体所以热炒，如不是中共自拉自唱，故意营造“和谐”气氛，就是一班涉世未深，自作多情的人们盲目随中共指挥棒起舞。

《伶人往事》等八本书被禁，惹起轩然大波。这恐怕是一贯颐指气使的共党官僚所始料未及的。带头发难的章怡和女士，已经有过两次被禁的经历，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了。可是事不过三，这次又禁到她头上，实在欺人太甚，忍无可忍。于是奋起反击，以死抗争，声言“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听说自己的一本书也在被禁之列，气得七窍生烟，但他没有公开吼叫，却写了一封软中带硬的信给肇事者邬书林，对他的“粗暴的方式”“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表示不满和抗议”，要求“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惺惺惜惺惺，国内受够了中共窝囊气的作家、学者们借题发挥，或抗议，或声援，群情激奋，一吐口中恶气。与此同时，海内外知识界、异议人士同仇敌忾，口诛笔伐。网络上更是骂声一片。连不相干的西方媒体也来凑热闹。邬书林于是扬名全世界。不可一世的邬书林们顿时成了过街老鼠，落水之狗。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很大欺骗性的口号，因为它掩盖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最近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博士的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了评论界，尤其是海外媒体的特别关注。沉寂多时的舆论界就像打了一针安非他命，顿时亢奋起来，一时间叫好之声不绝于耳。有人说这是一篇“耀眼的文章”，据说还看到了“亮点”。有人情不自禁地欢呼“看到了民主的曙光”，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胡温政治改革的思路”，它的发表“旨在冲击那些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香港一位颇为多产的写手竟然惊呼“中国踅入命运拐点”，民主马上就要“起飞并软着陆”了。哇！好难不兴奋呀。中国人盼望了奋斗了失望了几乎都绝望了的民主，忽然被一位副局长告知，共产党就要给我们了。如何叫我们不叫好，不狂呼！

去年12月9日晚上8点半，全台湾的民众聚集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北高两市选举开票结果的同时，远在1800公里之外央视“海峡两岸”主持人李红小姐正对这场选举大放厥词。

十一月七日是苏联的冥诞。从前每到这一天中国人都要看电影《列宁在十月》。从前的从前还有《保卫查里津》。今年十一月前后，中国各地也放映了一部关于“十月革命节”和苏联的影片，所不同的是这次是由中国人拍的。它的片名叫《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教训》。

“不许共产党掠夺我们的血汗钱！”这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不分政治立场的全体中国人最大的维权。它是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之一，也是推动民主化的动力之一。它应当成为全民的呼喊。1993年“公务员条例”出笼时，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把共干纳入公务员范畴。由于没有遭遇舆论阻抗，到2004年公布“公务员法”时，他们就公然把公务员的范围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党委、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等机关的工作人员。

我的年龄不属于六四一代，我也没有机会参加六四的活动，但这不等于说我完全置身于六四之外。相反，我的心一直和六四一起跳动。刚刚又看了新版本的六四记录片，我的灵魂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我的心在颤抖，我的手在颤抖。它重新燃起了我胸中的忿怒和仇恨之火。

马英九的“暂时架构”在美国和两岸引起轰动，其中犹以“五要”“四不”更引人瞩目。乍一看，颇有新意。统独休兵，海峡太平，经济双赢，万民康乐，七百颗导弹顿时成为展览品。马英九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不选这样的人做总统，选谁？但冷静的观察家都说不能高兴得太早。马英九抛出的议题，是为了做，还仅是为了抛，有待观察。因为它的可行性实在值得怀疑。

胡耀邦宣布给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创作自由，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

人们一致公认，胡耀邦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物。他反对搞“一言堂”、“家长制”、“假大空”，也赞赏“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提倡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和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都念念不忘他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的民主作风。他和党内顽固不化的极左派格格不入。他甚至批评不准听邓丽君的歌曲是思想僵化的表现。

胡耀邦，一个尘封多年的名字忽然被人们想起，于是回忆、纪念的文字满天飞。官方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老臣们说他“高风亮节”，民间则说他是“民主改革的先驱”。中国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这样官民一致、“生动活泼”的局面了。四海之内，万众拥戴，我们的神坛上沉寂了多时，现在终于又有了一位新的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