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女士未参与八九学运，她其实没有表态赞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就更不用说指挥或幕后操纵注。将戴晴投入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山监狱，其实是经过精心策划，其目的不是对天
安门运动的清算，而是为打击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
中国知识界的直言不讳的发言，终于打破了围绕三峡工程理应展开的争论中不应有的沉默寂静，将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国人面前。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即将结束，论证领导小组原则通过了十四个论证小组的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撰写工程可行性报告，计划于一九八九年春季，
上报国务院审批。
侯学煜为一介书生，不谙官场技巧。但马世骏则任所长多年，在科协许多分会担任负责人职务，通晓官场奥妙。针对生态环境专业组，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初步结论是弊大于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在专业组长会议上，已有所了解。
针对三峡工程建设能促进库区柑桔发展的观点，侯学煜提出相反的论据。三峡工程主上派把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安置，寄托在柑桔发展上，认为水库的形成会使冬季绝对最低温度提高，对柑桔越冬有利，并可以扩大栽种面积。
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四百一十二位专家中，有十五位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们分别是：陶诗言、黄秉维、贾福海、谢义炳、侯学煜、马世骏、侯建康、陈化癸、严恺、毛鹤年、陈宗基、黄文熙、张光斗、强尼、高景德。其中马世骏出任生态环境专业组组长，侯学煜出任生态环境专业组顾问。
2011年3月15日 1:26 PM 必须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后，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放弃建设大型水库大坝工程，放弃用大型水库大坝工程来推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原因在于人们开始认识到大型水库大坝工程，对生态环境存在着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2011年3月13日 1:22 PM 美国康乃尔大学生态学博士，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大学助理教授牟溥，在《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上发表题为〈埃及阿斯旺大坝对环境的影响日益严重〉文章，对这个大坝工程做了中肯的评价。
2011年3月11日 12:04 PM 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坝工程，西方国家的地理课程中，对阿斯旺大坝工程皆持批评态度，并论述此工程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2011年3月9日 10:30 AM 世界银行在为该可行性报告的评价中写道：考虑移民的艰巨性和经济合理性，世界银行不支持比海拔一百六十米更高的水库正常蓄水位。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八五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和加拿大政府国际开发署，先后签订两份谅解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加两国政府在中国的水电工程合作，其中包括长江三峡工程和黄河小浪底工程。
黄万里指出，钱正英（后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水利方面是外行，是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当内行领导技术，这是自找苦吃注。这击中钱正英要害，因为钱正英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是专家，在专家中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唐朝有两位笑里藏刀的奸臣，一个叫李林辅，一个叫李义府。李林辅表明上接人待物温良恭俭让，但是内心凶狠毒辣，口蜜腹剑。
那么，到底是谁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面前，告状李锐破坏党的纪律、私下出版《论三峡工程》一书？至今还没有人出来，为此事负责。
李锐因出版《论三峡工程》受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点名批评李锐，擅自出版批评三峡工程书籍，不服从党的纪律，因为中央书记处曾规定不准公开争论三峡工程的问题。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负责《论三峡工程》一书的编辑刘皓宇，后来回忆道：“此书出版以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求购此书，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全国的报章却不让发表有关此书的评介文章。”
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批准葛洲坝大坝工程建设。当时认为，建葛洲坝大坝工程之后，便不再提三峡大坝，因而也就放弃一九五八年所制定，重庆和三峡库区基本建设海拔二百米的控制线。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由水电部具体负责组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研究，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人选，就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亲自决定，其中最关键的四个人是：李锐和林一山；黄万里和张光斗。
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一些具体内容来分析，也可以看出，是典型的决策在先，论证在后的范例。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所起的作用，只是给政治家已经做出的决策作注释找依据。以下举两个实例。
从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人员组成来看，就会发现，全是清一色水利电力部的官员和工程师，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中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欲擒故纵”，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六计。原文为：“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这段时间里，陆钦侃在许多书刊上发表文章，陈述不赞同三峡工程的理由。他和其他政协委员一起，揭露了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桥、石漫滩水库和其他五十余座水库溃坝，造成二十三万人死亡的事实。
按照西方决策理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三峡工程决策是政治决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为政治家的决策做工程技术准备，而政治家则是出自政治考虑，权衡各方面利弊，做出最后的决策。
三峡水库长六百余公里，水力坡降平均值不可能为零，所以，三峡水库库尾处重庆的水位，就必然要比三峡大坝处的水位高，两处的水位绝不可能是像李鹏所说的那样是一般高低。
“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多高，三峡水库库尾处的水位也多高”这个理论，完全是“无中生有”，既没有先人的经验证明，也没有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持。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三峡工程做了三个不同蓄水方案比较，海拔二百米、海拔一百九十五米和海拔一百九十米。比较的结果是：一百九十五米方案的防洪和发电效益都不能满足要求，而经济效益也不如二百米方案。一百九十米方案则比一百九十五米方案还要差。
一九八四年，李鹏担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把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作为历史赋予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