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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身为中国人,观看《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自然应该为钱秀玲女士的英雄事迹感到骄傲,更应该为中国本土公正、宽容、秩序、规则和爱的匮乏感到羞愧!
相对于已经高度大众化、商业化的电视剧艺术来说,保持艺术探索的先锋性与经典性,也是中国的话剧艺术和电影艺术谋求生存发展的一种必要的选择和策略。
《大宅门》、《康熙王朝》、《桔子红了》都属于历史题材,其主旋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人不当人。
梁实秋“进入80岁高龄后说过这样一些话”:“鲁迅从来没有和我正面辩论过,……我与鲁迅的论战,实际上不成为论战,因为论战要有个题目,要有个范围,鲁迅没有文学的主张,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陈述他的文学思想。”
笔者手头刚好有五年前保存下来的几份关于“希望工程·护花活动”的第一手材料,虽不十分重要,却可以作为一种旁证,来证明共青团系统的腐败堕落,和“希望工程”的缺乏“希望”。
已经颁布实施了1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至今还是有法不依的一纸空文,仅凭这一点,笔者就有理由对本国政府的合法性表示自己的一份怀疑。政府所谓的依法治国,说到底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句诳话。
1927年5月,17岁的南开中学学生曹禺在《南中周刊》第25期上发表一篇习作:《偶像孔子(闲说)》,其中一段话牵涉到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农民暴动
电视上正在切换着关于两会的镜头,一会儿是写过《痛苦并快乐着》一书的名嘴主持人在半真半假、似笑非笑地讲解着两会常识,说是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会儿是李鹏委员长在作报告,说是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这次人大会开好;一会儿又是朱总理在政协会上讲话,说是要培育市场,鼓励消费,……小芳来了灵感,跑回房间写下了自己的造句:“花朵在流泪,祖国在瞌睡,党员在压...
田汉直接参与制造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政治化的戏剧事件。
当下的农家子弟虽然基本上没有了衣食之忧,从小学到大学层层加价的“高价”收费,成为阻隔他们走出农村融入现代社会的人为的、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突破与创新,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的暴力革命依然是他们最后的和唯一的出路。
实际上,胡绳本人就是靠着“片面武断”加“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崛起于文坛和政坛的。直到晚年,权高位重的胡绳才对中共历史上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片面武断”加“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进行了有限的反思,从而成为沙健孙之流顽固不化的极左人士的眼中钉、肉中刺。
《思痛录》之所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化石”,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真实记录了韦君宜本人所亲历的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中国特色的精神控制与精神虐杀。这种精神控制与精神虐杀的登峰造极,并不是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发生于1942年的号称“抢救失足者”的延安整风运动甚至于更早。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的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
鲁迅给正在存活着的“大多数的国民”戴上一顶“无特操”的罪名,并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还没有“养成”的“莫须有”的“‘思想革命’的战士”身上。
到了1921年10月,已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陈独秀再次被捕,《新青年》杂志社宣告解散,开创了中国历史新时代的《新青年》,从此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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