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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
现在可得的另一份不寻常的证词,是中国边境附近会宁区一名营地看守的证词。此人于1994年先逃往中国,然后逃往首尔。多亏了他,我们现在对朝鲜集中营世界的了解才大大增加。据这位名叫安明哲(An Myung Chul,音译)的证人说,“坏臣民”被挑出来处决:“反叛分子、罪魁、杀人犯、孕妇(所有囚犯被禁止发生性关系)以及宰杀牛只、家畜或破坏生产用材料的人,在小小的牢房...
李舜玉(Li Sun Ok,音译)太太是劳动党成员,负责一个专供干部使用的供应中心。她沦为一场清洗的牺牲品,并与她的一些同志一道被捕。她长时间遭受水和电的折磨,被殴打并被剥夺了睡眠,最终对她被问到的任何事情供认不讳,包括特别是侵吞国家财物。然后,她被判处13年徒刑。
朝鲜与斯大林的苏联一样,党内清洗的受害者名单将会极其冗长。一个人权组织统计,首届朝鲜政府的22名成员中,有17名被暗杀、处决或清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948年9月9日在朝鲜半岛38度纬线以北成立。根据1945年8月与美国签署的协议,苏联暂时负责监管该区域,美国则在38度纬线以下监管韩国。
西藏是邓小平时代一些最严重暴行的发生地,毛泽东的长期影响比在任何地方都感受得更强烈。虽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政府赋予了少数民族特殊权利,并赋予较大的少数民族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但400万至600万名西藏人在其历史地区被分成西藏自治区之前,就已很明确地表示,他们不乐意成为中国国家的一部分,渴望回到他们曾经掌握自己国家的日子。
当毛泽东最终于1976年9月去世时,他在政治上已经过气一段时间了。对于他的死亡,大众反应默默无声,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他明显无法确保自己政策的连续性,也是如此。与他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接近的四人帮,在他去世后的一个月内均遭到监禁。
天一亮,士兵们就开始搜查房屋并抓人,与此同时,通过扩音器大声喊出指示。此前,他们拟定了一份包含10项罪行的清单。这些罪行包括攻占监狱、劫掠银行、袭击军事设施、强行进入安全部门设施、突袭火车、参与武装斗争。
该运动的第二阶段始于1967年1月初,当时权力问题浮上台面。毛氏中央知道,与前领导人刘氏的对抗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后者在北京处于困境,但在大多数省份仍然能依靠强大的盟友。为了决定性地将它消灭,造反派不得不夺取政权。由于作为比赛主要参与者的军队坚决拒绝介入,显然主席的新部队将拥有所需的一切回旋余地。上海在1月份发出了第一个信号。很快,所有市政当局和党委都被...
长期以来,西方有一个颇受推崇的传说:红卫兵只不过是1968年法国革命者的一个稍微更狂热的版本。四人帮倒台之后,一种说法在中国流传:红卫兵是一群政治投机者的地下法西斯主义帮手。但这种传奇式的说法远非事实真相。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年轻的红卫兵于1966年和1967年在社会其它阶层中盟友相对较少,而对他们来说,在北京的体育馆内抨击和批评党的领导人,甚至将他们折磨致死,却是何等容易。天津党的领导人和上海市长的案例也一样。后者被系在有轨电车抢修车的吊车上,并遭到毒打,同时宣布他宁死也不愿坦白任何事情。
因此,起初冲突是相对无风险的。面对党深陷冲突的潮流,知识分子被毛的肆无忌惮所震惊,害怕谴责他们所见的一切。他们及与其相关的一切──书籍、绘画、瓷器、图书馆、博物馆和纪念碑成为所有派系能够轻易达成一致的容易攻击的目标。

中共有长期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传统,毛是一个特别显着的例子。
1966年占造反革命者大多数的学生和学童进行的迫害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典型。死亡人数相对较少,没有采用新手法。尽管是以青年的热情和虐待狂进行的,但它们在其它方面与20世纪50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非常相似。我们可能想知道它们是否是自发的。如果相信毛泽东及其党羽在每一个红卫兵小组中幕后操纵,将无疑是荒谬的。
与土地革命和大跃进骇人但几乎未知的恐怖相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看起来几乎不大。死亡人数的估计值差异很大:大多数作者引用的数字在40万到100万之间;不过,多梅内克计算的数字在100万到300万之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文化大革命都影响了世界的想像与记忆,不仅源于其话语和行动的极端激进主义,也是因为它直接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它主要是一种都市现象,出现在电...
一旦作出判决,囚犯就被送往劳改营,比如国营农场、矿场或工厂。在这些劳改营里的学习继续进行(但不那么紧张),囚犯偶尔会遭遇“批斗会”以提醒他们自己所处的位置,但至关重要的还是劳动。术语“劳动改造”中的“劳动”一词绝非虚设。按照一天靠两顿伙食来坚持12小时的能力,人们被分成等级。
任何认为指控有可能不成立或者受审者有可能被宣判无罪的想法,在该系统中都没有空间。在中国,人们不是因有罪而被捕,而是因被捕而有罪。所有逮捕都是由警方进行的。警方是由共产党领导、受毛泽东掌控的“人民政府”的一部分。
食物可以拥有什么力量──这是整个监狱系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快乐和最强大的推动力量。在引入定量配给作为审讯过程的一个正式部分仅一个月后,我就不幸去了草雾胡同(Grass Mist Lane)(北京最大的拘留中心之一)。
无法回归社会的监禁与刑罚系统大肆吹嘘的目标根本矛盾。该目标声称,要对在押者进行改造,并把他们转变成“新人”。正如让-吕克.多梅内克所指出的,该系统不断声称:“拘留不是一种惩罚,而是罪犯改造其习惯的机会。”安全部门的一份内部文件阐明了新被拘留人员面临的这一过程:“一个人只有在首先承认其做法是错误的情况下,才能遵守法律。接受和顺从是必须教给囚犯的头两堂课,他们必...
中国共产主义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秘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长期都未引起世界的注意。巨大的集中营系统也不例外。有近1000个大型营地以及无数的拘留中心,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历史中,甚至在一些较为详细和近期的作品中,它们均未被提及。
一些省份的高死亡率,证明了饥荒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这一事实。由毛派激进分子领导的这些省份,前些年实际上是粮食净出口方,如四川、河南和安徽。位于中国中北部的河南省受影响最为严重。
这场灾难的原因是相当技术性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拒绝遗传学的苏联学者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所倡导的一些农业方法,在中国很能博取人的欢心。他们被强加给农民,结果是灾难性的。
多年来,一种迷思在西方很常见:虽然中国远非一个模范民主国家,但至少毛泽东设法给了每个中国人一碗米饭。不幸的是,事实远非如此。尽管对农民的索求达史上罕见的程度,但从他的统治开始到结束,每人可获得的数量有限的食物,可能并未显着增加。毛泽东及其所建立的制度直接导致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凶残的饥荒。
镇压机器不停地运转。1950年和1951年的运动于1952年或1953年被宣布结束,理由很充分:这些镇压是如此广泛,以至几乎没有反对者剩下。然而,镇压仍继续进行。1955年,党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以消灭“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称为肃反,尤其是针对知识分子,包括任何表现出一点点独立性的前党员及支持者。
尽管这些屠杀应该是自下层而起的一场自发运动,但在1950年11月中共军队加入朝鲜冲突后的激进化阶段,毛泽东认为,个别地和公开地处罚他们是个好主意,称“我们当然必须杀掉所有应该被杀的反动分子”。但当时的新情况并非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关键因素是“诉苦会”。地主被叫到全村会议上,在那里常常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共产党人系统地将所有地主和真正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人联系起来,且除了1946年之外,很快“忘记”贫农也经常与其勾结)无论是出于对最近变得强势的这些人的恐惧,还是出于一种非正义感,事情往往开始得非常缓慢,激进分子被迫通过对被告进行肉体殴打和羞辱,来加快这些事情的进度。
到共产党人于1949年在中国夺取政权时,暴力和杀戮已是司空见惯。邻里之间往往积怨深重,以至政府不得不介入。因此,为建立一个新政权所采取的行动,曾被一度认为是对这种实实在在的暴力的一种反击。例如,一名地方法官曾下令处决近百位农民,后来他成为彭湃的受害者之一。在许多农村社区,这是一种公认的观点。
正如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很多时候一样,对党内活动分子的镇压留下了更多的痕迹,因为这些人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且他们的网路常常幸存下来。一些宿怨在数十年后才得到了结,受害最重的干部总是那些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人。他们的敌人,其中大多数是为中央机关工作,常常指控他们过分关注当地问题,这无疑导致他们在观点上有所缓和,甚至可能导致他们质疑自己接到的命令。
1928年1月,红旗村的居民们看见一群人挥舞着一面鲜红的旗帜走近,他们热情地共同支持中国首批“苏维埃”之一,即由彭湃指挥的海陆丰苏维埃。共产党人精心制造了一套说辞,以迎合当地人的仇恨。他们广泛宣传以收买当地人心,同时允许新党羽充分宣泄其最粗暴的冲动。1927年至1928年的这几个月,预示着四五十年后文化大革命和红色高棉最恶劣的暴行。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权势熏天,以至常被称为“红色皇帝”(Red Emperor)。鉴于现在已知的其不可预测的性格、凶残的唯我主义、所犯的报复性谋杀,以及至死方休的放荡生活,很容易将他比作古代中国(Middle Kingdom)的暴君。然而,他建立的整个暴力体制,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中国可能发现的任何民族的暴力传统。
共产中国的镇压只是苏联老大哥做法的翻版吗?毕竟,斯大林的肖像在北京仍随处可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某些方面,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党自身内部的残忍清洗非常罕见,且秘密警察相对谨慎,尽管其领导人康生和出身延安的老牌共产党人从40年代至1975年康生死亡,持续在幕后产生影响。但在其它方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即使排除内战因素,中共政权也必须因庞大的死亡人数而被...
有两个特征将亚洲的共产主义与欧洲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首先,除朝鲜外,大多数政权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确立,并建立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特征的独立政治制度(老挝在这方面是个部分例外,因为它依赖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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