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5月，罗宾德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他是当代印度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印度“圣雄”甘地给他一个崇高的称号“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泰戈尔一生创作的诗词丰富宽广，他写抒情诗、儿童诗、故事诗、哲理诗，也写自由散体诗，孟加拉语格律诗，印度的国歌《印度的主宰》、孟加拉的国歌《金色的孟加拉》都是出自于他手中。《漂鸟集》、《新月集》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作品，充满灵性与单纯人性的美，在诗中表露无疑。

1912年出发到伦敦前，用英语翻译了他自己的诗集作品《吉檀迦利》中的部分诗篇，想不到受到当时英国文艺界注意，随即英国媒体大力报导，轰动一时，后来并代表英国角逐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举成名，成为亚洲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因而使得西方的人们开始注意到东方文化特有的深邃且神秘的内涵，并增强东方种族自信心，为当时处于劣势的亚洲各个民族打了一剂强心针。

泰戈尔得奖的作品《吉檀迦利》是一部歌诵神明伟大的颂歌集。实际上，他的作品是以博爱为核心的人道关怀思想的化身，因而更容易触动西方人看似物质丰富但心灵空虚的物质文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饱受战争蹂躏践踏的西方国家，从泰戈尔的温馨甜蜜的诗集中，找到了寄托灵魂的一方净土。所以对他更是特别的推崇，这可以从他1921年第一次访问欧洲期间，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中看的出来。

泰戈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但写诗也写小说而且也是画家，他也关怀教育，创办大学，而令人最敬佩的是他始终把世界和平视为是自己的的使命。1916年5月，泰戈尔一行人抵达日本，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当时的亚洲，仅有日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怀有宏扬东方文化使命感的泰戈尔来说是寄予日本相当厚望的，所以在对日本人的演讲中，坦率的指出日本崇拜西方的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策错误，同时希望日本不要忘记自己传统的优良文化。
这样的演讲内容得到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嘲笑。但是泰戈尔毫不畏惧，尽管听众奚奚落落，他仍按照预定演讲行程进行到底。当他离开日本时，没有任何欢送仪式。只有少数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为他送行并表示感谢。

虽然在日本访问并不受当时的日本欢迎，但是在欧美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在对西方文明痛苦反思之际，对泰戈尔的言行更加推崇备至。大声疾呼世界要和平的法国的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泰戈尔的博爱思想就互相契合，此后又结识了爱因斯坦、罗素和纪德等名人，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奠定良好基础。泰戈尔在1924年访问中国，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当时的文学家中掀起了模仿泰戈尔热，如郭沫若、徐志摩、谢冰心、王统照等，更推崇他是“东方的提灯者”。

泰戈尔曾说过：“人类交往的基础应是博爱，而不是仇恨。”“现在，已到了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是自己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知道，正如凭借科学和商业，人类在物质世界的团结给了我们力量一样，唯有人类精神上的伟大团结才能给予我们和平。”“现代文明的难题是，人在抛开自然的规律中的简单、健康和纯洁之后，如何在人为制造的复杂环境与制度中保持生活的平衡。”“无论如何我得大声疾呼：现代工商业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光明，反而使世界更加黑暗。”“由于崇拜权是和迷信金钱，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纵观现代丰富的物质文明背后，败坏的道德与千疮百孔的地球环境，泰戈尔的良言在21世纪的今天还只是一个空谈，真是值得我们深思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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