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寻亲记

1996年我从自由美国到中国去，在中国行程数千里，为的是去找寻我那被杀害了的双亲遗骨。这是我人生中需要去做的几件力所能及的事之一，年代久远,埋无确址，我决从源头找起。

在一个多月时间，从上海到甘肃，青海，杭州到临安，绍兴，以及数个乡村，上海的居委，派出所，到提兰桥监狱，到青海劳改局。从绍兴共党统战部到所有至今能找到的亲戚。

在青海西宁劳改局刘副政委和范科长（据说他在60年直接管奴工队的）和一个当时参加过埋人的就业人员引领下，他们带着当时的埋人图，开着警车翻山越岭，颠簸前进，一路荒凉，车在一处停下，再无路可进，于是弃车爬坡，到处是坑洼不平的黄土岗坡，到处都是窜出土的森森白骨，情景煞是凄惨恐怖，按埋人图开掘了几处，都是男性的遗骸，范科长说在五，六十年代他曾掌管一个大队一千几百人，后来都死光了，那时是天天活人埋死人，有时挖个坑一下推下去数个尸体也是常事的。据现在官方的统计，在大饥馑的时期全国饿死三千到四千万农民，我想恐怕这数字不包括我们这些人吧，但这些人可不是小数目，这可是整个大队整个大队死去的啊，算算一个新生被服厂有多少个大队，一个青海皮毛厂又有多少个厂，一个青海劳改局又有多少这样的单位，何况这样的劳改单位在全中国是星罗棋布的。大家精疲力尽，下山就餐，然后找了数个民工再度进山。最后爬到一处山岗，据说此处只埋一个女的,后来挖到一个女性骸骨，记得妈妈是镶有金牙的，可是颅骨牙床部却严重残缺不全，考虑到有可能在死后她的金牙被党和人民政府作为战利品没收了，我挑选了尚有点白色的桡骨，椎骨和牙齿各一个带回上海，在华东政法学院作基因捡验，以我的血和我妹妹的血作对比以确认妈妈。然而爸爸的遗体仍无下落。

华东政法学院的报告出来了，因遗体被直接埋在泥土中，遗骨霉变导致DNA严重降解，无法鉴定，经过该院的高级技术人员多次努力，最后挖取椎骨中的少许骨松质和进口的金牌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终于得到初步结论是不排除是我妈妈，1997年再次从美去中国，约同了我的新疆的二弟永昌和甘肃的大弟媳乃霞，9月17日到10月27日在一个多月时间请回妈妈的遗骸一路护送到上海，在上海松江购买坟地。镌刻墓碑，隆重请父母安息上海地下。妈妈是全骸安葬的，爸爸未能寻获，则只能以一张生前相片入棺替代，惨啊！生前子女幼小，未曾得到回哺，去世时则孤单一人，与子女天南地北，含冤而去，今天我嚎啕痛哭，父母地下知否。

一想到父母，不免悲从中来。父母生我和兄弟姐妹，去除夭折的，尚存六人，父母生我养我不易，尤其是母亲，在毛帮占有中国后，屠杀千千万万无辜人民，抢夺去所有财产情况下，特别我家，在父惨死后，家无隔宿之粮，身无替换之衣，全家流落到上海，寄住在原我父之学生和知友蒋奕田家，那是上海襄阳南路敦和里47号。蒋原受我父恩德深重，当时妈妈在医院生养弟弟永光，我父死前曾托孤与他，谁料这小人竟席卷我父托管他处的留做孤儿寡母临时活命的一些金银和我母的所有首饰而逃去香港。妈妈出院后，我全家一下就沦落到家无隔宿之粮，身无完衣的地步，当时我姐才13岁，我才九岁，而小弟刚出生，全家七人身陷绝境。我母以她那女性的弱不禁风的一个知识分子之躯，几乎是用她的生命和鲜血来护卫着我们这六个幼小子女的生灵。

在共党无所不在的统治及株连九族的歧视政策下，处在共警和共党基层统治爪牙所谓里弄干部的无时无刻的羞辱下，妈妈不能得到任何工作机会，只能在菜市捡点烂菜叶和申请一点夹带沙石的救济米，以及为人洗衣帮佣来哺育我们六张嗷嗷待哺的饥嘴，我们是啜吸着妈妈的血活着的。想起有时在深夜时分妈低着头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我们纳鞋底的情景，我心如刀绞，那时我家付不起电费，晚上有事就点个油灯。

妈妈去了！她曾是一个学生领袖，从抵制日货爱国运动到从事教育事业，舍身营救抗日志士到艰苦养育子女，一生只做好事，却死得那么惨，她是睁着眼睛绝望地离开的，没有一个子女帮她阖上眼。她是被流放到青海一个荒域的山野一个军警看守，狱卒监管的苦役营里，经受了劳累饥饿而活活被折磨而死，死后还被敲掉牙齿集体草草掩埋在一个荒山坡上。对此我这一辈子心中未曾有过一分钟的安宁，特别我在重新获得了自由以后。

每年新年年三十夜，我孤身独影，点上两只蜡烛，摆上几碟我自己烹调的小菜，拿一张白纸写上爸妈的名字，和千方百计寻觅来的各半张爸妈在不同时候的照片，大哭一场。然后带着郁郁然的凄切爬上我的床去，睁着眼瞪着天花板又到了明年。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去寻找父母遗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要做这件事并不容易，作为被魔鬼硬绑在耻辱柱上的他们，子女要去探寻他们的遗骨是很难的。不但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和本人身份，而且经济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

妈妈是在1957年被抓去的，那时我大姐在早一年因生活逼迫而去了遥远的甘肃找到一个工作，开始数个月还每月寄点钱来家帮助我们。在周恩来强迫大量的内地人支外之前当时自愿去甘肃的人是很少的，特别是女的。所以后来她能在当地找到一个当共党干警的老公结了婚，婚时曾经来过上海一次，待了一天就离开了，还记得她带来一些她老公的旧衣服，我穿上了一条旧裤子真高兴，记得她还在老公面前直夸我好英俊。好象后来对娘家的态度变了，很少和妈妈来往了，现在我想到这可能是受了共党老公的影响，被洗了脑要和我们这被镇压了父亲的家庭划清阶级界线了。

妈妈被抓后，在我的紧急求援下，姐姐寄来过一次钱，以后再无任何音讯，随后居委会停发了我家的救济米，强行送我弟妹入国货路孤儿院，还强迫我签字，当时无法生活，只能如此，从此我家骨肉进一步分离。我也被迁入到弄堂的另一个小亭子间居住。我家的大房间随即被居委作了公用，后来我想在当时的一切好象都有预谋的。

1958年9月30日，我刚从学校组织的农村劳动回上海，即被唤到学校党支部办公室，共党支书姚娟宣布我被逮捕了，一个警察当即押我去家拿替换衣服，我问是什么原因？厉声训斥“你自己知道”，你要不走就要给你上铐强迫。

那时我才17岁，在中国中学刚上高中二年级。以后在苦役营挣扎二十年，在这漫漫的生死煎熬日子里，更不许你对自己的遭遇有所问，否则就是不认罪服法，挨斗挨打饿饭，还要加重你的劳役量，我被当作典型被整了一次后，从此就无人敢于再作尝试了，我始终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那时我一个幼稚的学生对世事好象什么也不懂。从校中所受教育，好象自己还挺拥护共产党的。谁知二十年后才知道我竟是个右派呢！！

我被押送到虹口一个名叫四明公所的临时关押所，陆续押进约有千多人象棚鸭似关了8天，然后将要押去外地做苦工。当天家属送衣服，只听场外哭声震天，没有想到在最后我竟也有人来送物，原来是我过去的邻居小朋友张世楷世桅二兄弟，他们送来了我的一条破棉絮和一封通知，通知说我妈妈明日要押送外地，可以送日常用品去，可怜的妈她怎知道她儿子也已失去自由并将比她先行啊！从此我们母子将天南地北永远生离死别了。这注定是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歉疚，我知道我亲爱的妈妈可能在最后弥留时刻也在怨恨我这唯一有能力的去探望的儿子竟没有在流放前去看她和给她送点日用品。

随着毛魔被魔王收回，1978年我拿到了上海徐汇区教育局的右派改正的通知书。当时我觉得这简直是是个天方夜谈，一开始我的顶头上司对我说你是右派时，我可真以为他在开我的国际玩笑，但他说他已看过我的挡案，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就抱着试试的心理去作了申诉，后来我真的拿到了右派改正书，我真的要感谢他一辈子，要没有他查我档案并给我通风报信，我做梦也不敢想我竟是被打成右派的。后来我又努力并走了一步险棋，我居然怀揣所谓的袋袋户口到了上海，因为按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象我这样情况的人，已经失去了一切亲人，被捕捉前只是一个学生，是规定要留在原地安置就业的，可是我怎么能在那个吃人的地方继续待下去，当一个比共干们低一头而比其他同难们高一头的所谓二干部呢。我来到上海就赖在中国中学不走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你学校陷害了我二十年，解决这样的老大难问题岂你唯谁啊？在上海一年多后，我居然报进了户口，后来又拿到了正式的工作，后来居然又从集体制变成全民所有制，当时人们以为不可思议的事我做到了。

在绞肉机里生活二十年，我是为数不多的能活着过来的人，我已经从一个单纯的莘莘学子成长为能进行复杂思考的能人了，我是充分运用了当时他们的体制内部对毛魔过去所作所为的不满情绪，充份运用了他们自己在过去运动中受到迫害还未消失的痛苦同感，在开明派胡耀邦的政策庇阴下，祭起“实践就是真理”大旗，实行我的阳谋才终于取得了的奇迹。

这样我终于有了一点为父母做点事的心愿的基础了。

在我自己的问题基本落实后，我又开始了为流落新疆的弟妹回沪之事而奔波。原来这期间被毛泽东贬为所谓文革牺牲品的，大批变相劳改们发动了激烈的回乡运动，知青们从毛魔的精神迷魂阵中走出来了，新疆农场的万名知青给中央大员王震集体下跪哭声震天，云南知青来上海市委静坐请愿，坐满了几条马路，一名知青在上海民政部拉响炸药包与那些毫无人性的官员们同归于尽，真象毛魔说过的“新生反革命”不断的产生了。想当时的当权派刚通过政变上了台，他们一时还不能掼起所谓路线斗争的杀手戟，而且知青问题牵连到千家万户，正处在拨乱返正社会动荡时期的共产党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知青回城的政策。

我弟妹们在新疆的劳改农场，他们也递了回沪申请，只是当时在新疆回沪的政策中死死规定必须是夫妻双方都是从上海直接去疆的知青才符合资格，要把回城的人压缩到最少量，而我弟妹被流放时既非知青又是直接到甘肃的，不符合所要的条件，于是我弟妹的事就变成了死案，船搁浅了，在茫茫大海之中。我收到了妹婿学勤的求援信和电话后，就开始每天跑上海徐汇区知青办，有幸我结识了一位很善良的妇人——区知青办的组长，她原来是教师，但她老公却是军队里的高官，所以她在退休后能按高级军属的身份在地方政府里坐上一把交椅。我向她诉说了我弟妹的不幸，先博得她的同情，我又打听到了她住在桃源路的一栋小洋楼里，又提上礼物去拜访她，于是进一步知道了她的儿子正在筹备和整修婚房，于是我每天下班后就去她家扮演了义务油漆工，陈伟老师为我弟妹们给市府打了专门的报告，并开了专题的会议，因为我妹婿是符合条件的，而妹子小萍至少和上海沾点边，所以被作为特殊个案处理接收了，随后给新疆办打了电话并追送了公文，然而虽经反复努力，而我二位弟弟却被拒绝了。此事暂时告一段落，没得到回沪的弟弟恨我不帮忙，已回沪的妹子又怨我不去探望她，可是我已尽到我的一切努力，下一步我要着手想想父母的事了。

1989年7月4日，一架飞机降临在纽约机场，这天是美国的独立节，这一天我来到这片自由的土地，地球上一块最干净的土地。我选择了这一天离开了我的故国，是六四天安门大镇压后的整一个月离开那遍地是人民的血泪以及恐惧的地方。从此我成为了一个有人的尊严的和人的权利的人了。当我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后，我就重新再开始探索父母的事，我想现在不管哪天我去我的祖国大地任何角落，再没有谁可以把我当成砧板上的肉随意的切割了，当然它还有一种叫（无限战）的方法如施用与对顾显章一家十七口的全家杀戮或对王炳章那样的设饵诱捕，不过我想我对他们来说可能还没够那价值，如果我仅是为父亲做点事的话。

还在来美之前，我已对此初步做了一点探索的工作。因为过去的一切早已烟消云散，几十年过去了，年年腥风血雨，父亲一代的人能幸剩多少，何况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如何起头是个困难的事，要是妈妈在就好了，我想也许先从故乡的自己尚能记忆的同辈亲戚那里入手，逐步进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居然找到了一些尚健在的父母过去的同事和至友，我找到了一位我母亲的好友，也曾是她的学生，一个农村小学的校长，我曾被寄送农村半年，曾得到她的严厉管教，她的妹妹是我的班主任，那是一位清纯又美丽的女孩，白净温柔的脸带少许斑，我真的十分喜欢她。我还记得她充满了年青知识分子的朝气和革命理想每天一早和一位李姓男老师去爬山以锻炼身体，很快她就去参加了解放军，在那天离别时我还大哭了场。

她参军后被分配到事务连当了事务助理，还不到一年，事务长在三反运动的逼供中拉响枕下的手榴弹自杀了，她也疯了。

第一次见到校长老师，她惊喜参半，对我很有亲切感，但看来当时她还处在对党国的恐惧心理中，我能觉得她对我所问的一切都有保留，言而不尽的，不过我还是从她那里得到许多信息和爸爸的一些友人消息。

我还拜访了爸的另一位友人——朱仲华伯伯，过去他曾担任过当地参议员，当然在劫难逃也吃过了许多苦，直到毛共搞县团级特赦才被放，这时已当上了当地政协委员，并发还了住屋。我去时天已傍晚，先自报了爸爸的名字，看得出来他是那样的高兴，当即叫他的儿子把自己的卧室腾出来给我睡，并把我叫到他的床前说话，感慨万分的说某某的后代出山了！这是一个黑洞洞的房间，一个瘦弱的长者斜躺在一张黑黑的挂着帐子的大床里，看来他还处在阶级斗争的恐惧中，说话有顾忌，也不敢大声。我理解他，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谁都如此。我仍然非常非常感谢他给了我许多往事和线索，也为我今后在有关方面的努力铺了路。有人认为毛党做的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因为作为这些被当成敌对面的官员们现在可以得到优待了，相反那些过去只是为了吃口饭或甚至是被迫的为他们使用的大多数，没有所谓罪的却仍然依旧在苦难中。殊不知共产党人只信唯物，有利即有理，特别是首领毛，他只是把人当成一种物件来使用的，就象当年日本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一样，中国人不叫人叫材料或木头，当然毛使用的材料范围要大得多了，那是冈村宁次甚至希特勒也是望尘莫及的。在他眼中砍它千颗活人的脑袋换一颗烟抽从而能得到一点欣愉，就是情之所至理之所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人们往往被这种带上光环的魔法语言所迷惑，实际上他是说朕即是人民，即是国家，即是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我的需要就是人民利益。优待一些县团级当然有党的利益目的，而那大多数群众则让他们继续苦役好了，不用付代价和无代价的生命材料总是越多越好的，杀鸡儆猴的反面教材也是越多越好的。

再一次继续办我父母的事，是1996年，那时我已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我多了一点安全感，也能挤出个把月时间去中国。林泽先生是爸爸的同事加好友，先后任原沟溪县长，余姚县长和绍兴县长，当时直接受省主席黄绍宏的指挥，抗战期间执行十条战时纲领组织余姚抗日自卫队，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代，他又被共党的假宣传所迷惑，所以他的副职则都委任中共党人担任，如郭静唐，朱之光，马青等都担任了指导员，区队长等职，共党打下全国后，朱仲华现任浙江省政协主席，马青在毛共取得天下初期是绍兴地区军管会主任等等，我去拜访他时，林老伯异常激动，欣喜而叹，深谈后，即用颤抖的双手写下一封书信给我转交绍兴有关部门，大意是某某(我爸)有民族节气，是爱国志士，思想激进，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常以武器弹药和粮食支援金华肖山支队，为官正直清廉，对党和人民做过好事等等极为赞誉的证明书信让我转交给绍兴有关部门。叫人痛心的是林伯激动过度，写完信后当晚口吐鲜血而亡，后来我找到林伯母对林伯作了哀悼。

抗日战争最后几年和我爸并肩作战直至1949年前最后和我爸在一起的同志加战友是郑重为先生，故而他对爸爸的情况非常清楚。我从林伯伯那里获得他的地址后，因中国签证到期要回美国，所以给他写了一封信，并请乃霞拜访了他。1996年我去拜访他时，他在上海市的党史或文史编写室任职，九十多岁的老人仍然神采奕奕，身体硬朗，头脑清楚。从他那里我才对我父亲有了更清楚较详尽的了解。

郑伯伯曾担任绍兴县长，他是中共地下党，抗日战争时和我父一起率领国民军一个大队在浙江山区和日侵略军苦战直到日寇投降，说到我父郑伯伯精神上来了，他说由于你父的身份，所以他都是通过我的关系向新四军金萧支队用我军的建制给养给金萧支队输送大量的武器和给养，并帮助金萧支队发展，你父对我党是有贡献的。你父很有骨气和民族节气的，作战英勇，他曾被日寇捕捉，在日刺刀及酷刑中，血流满地。拒不投降，没半句软话，在国民政府中很有点名，连老蒋也知道他，你父正直清廉，办事雷厉风行，是个人才，深得人心，也得罪过不少人，在你父被捕后，曾有数百户人家联名保他。你父也对国民政府一些腐败作风不满而倾向共产党，国民党败退去台湾时，时任浙江省党部书记长徐志良又名徐浩多次召你父去台湾，被他拒绝了，据郑伯说你父本不至死，主要死在马青之手，因为马青和我们怀有怨恨，当初大军南下，金萧支队被调入兵团加入战场，马青留下另组浙东游击队，马青孤家寡人，欲将我县大队和85军拼入给他，你父和我未曾同意以至结下怨恨，解放时由当地地方武装接收地方，马青是军管会主任，你父被马青逮捕时，你妈曾通过你爸的好友邵力子和省委给绍兴下了调案令，可是当时在毛主席要求多杀的政令下达，马趁此杀了你父亲，当时他扬言如果我郑重为在绍兴他也照杀。

郑伯伯书写书信一封让我找绍兴统战部，又告诉我，他和现任省政协主席的朱之光以及南京的副主席张任玮都已有信去绍兴了等等。当时我觉得给爸爸正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为了给绍兴方面留下时间去全面了解，我是隔了半年才重访绍兴。

我也寻访了一些我父母方面的所谓亲戚们，好象多数对我爸爸无好感，原因是我父得势时没能得到他的好处，因为一般的规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尤其是我那同父异母的姐姐，她是我父在参加革命前的一次封建婚姻的结果，原因是当时她初级师范毕业后按当时的政策要安排在乡村学校，可是有人为了我父的原因而把她调到城市学校，此事有人反映上来而被爸坚决纠正了。

次年访问绍兴统战部，我只是要求为我父正名而无任何财产要求。接待我的是王文光部长和马林虎处长，王部长说解放初期我们必需多杀人，否则无以巩固我们的政权。马处长介绍了对我的申诉处理情况，他说关于某某的案子，上面很重视，可是50年时的案子年代久远，中央没有政策，而你父之事牵涉面太大，无法给予处理。我不明白牵涉面太大的指什么，是否牵掣到某些已是大人物的既得利益。我随身带了一份世界日报有关福建政府平反一位台湾大人物在50年代被共产党镇压了的父亲的报导，当我述说我父对人民有功无罪时，马科长说他也作了调查，罪状中有一条是他杀过一个人，曾访问了一些老人，却没有人敢于作反证云云。我不禁说谢谢你的尽职，但看来您也没有找到他杀人的证据，我爸为官正直，不免得罪过人，不排除当时有人诬告，但根据无罪推定论他当然应该恢复清白的。至此马科长推说此事已经五部开会决定了 有结论书，我要求看结论书，当我拿过所谓的结论书拜读后，原来不是什么结论书，而是一份要求省有关部门了解美籍华人某某某在美国的政治面貌和经济实力的报告。呜呼！我终于自知卑微而及时败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在美国既非大人物，也没有比尔盖茨的财力。

临别前马科长要我在绍兴担任政协委员，并负责为我寻找我父遗骸，当然我是有自知之明的，马上拒绝了。

到了杭州，找到我的一位远房堂兄，据说是他曾参与下葬我爸的，杭州一宿，与我堂兄乘车赴容山，那是我爸故乡，据说是我家词堂和祖坟所在，可是物是今非，他也不能识得旧地，一家一家打听，得知过去老人都已作古，又能奈何。

在上海松江有一处墓，黑色的大理石碑，落地横碑上镌刻着金色大字

“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每年清明我会和我的妹妹在那里记念依然活在我心中的光辉灿烂的爸和妈咪。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但愿能有那么一天我能在父母坟前告知他们这时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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