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鸡啼了
1976年毛逝世。毛的孝子华国锋用‘二个凡是’继续毛的政策，1978年中共的开明派胡耀邦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纪检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开始平反冤错假案，劳改队的消息总是要来得晚一点，不过我们卫生所因为接触干部较多，还是得到一些社会的变化的消息，虽然晚了点。
1979年我到场部法院找到了姓朱的法官，那是在发洪水那年他曾来拘押地给被押人训过话，我感觉到此人比较和善，果然朱科长给我指了条路，只要夏书记指示，他们就给我办复查。我觉得眼前一亮，因为我知道夏书记和他的太太，夏书记是农场的副书记，分管政法，我曾给他和他的太太做过推拿治疗。于是我到了夏书记家把我的申诉状交给了他的太太。这时龚医生他们都得到了平反右派的通知，王所长通了消息给我，他说我可以提出平反右派的申诉。当时我真的觉得不可能，因为我被送劳教时只是个中学生，我也从来没有向党提过意见或写过大字报一类的东西，但王所长说他已看过我的档案，我确是右派问题送劳教的。这样我决心试一试。不久我收到白湖公安分局的一张平反决定书，只是说“原认定某某某与某某某、某某某写反动诗词，借古讽今，散布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等等等等，事实上不能成立。原决定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刑事……号批复，对某某某予以平反。虽然这一纸平反书对我来说并无多少意义，因为既然身处劳改队，这有或无帽子对我来说在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不过我看到了平反书上引用的原判决书中并无所谓的反革命组织的认定，我觉得这又一次证实了‘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真确性。试想当时如果因为不堪刑罚，或斗争的火力或有对这种政策攻势的幻想，承认了有反革命组织’的话，不但坑害了很多人，而且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有可能被杀害了。
接着我又收到庐江县政府的一纸文书，说的是某某某因右派送劳教，现根据某某号文件，摘去某某某的右派帽子，王所长看了摇头叹息，因为他觉得摘掉帽子没多大意义，但我却很高兴，有这一纸县政府的文件在手，对我来说就是有了一张认定的文件，有文章可做的。接着我请所长出面让我请假到上海探亲，虽然我在上海早无亲可探了，大队很快就批准了，谢谢所长。
踏上了一别二十年的去上海之旅，我选择了长途汽车和南京到上海的大轮，一路顺利，很多人说在路上要注意，因为车站和船码头上的公安一眼就能识别劳改队出来的人，他们好找麻烦，可是一路上我并无此种感觉，我想这都是自己的心理作用造成的，因为劳改队待长了，人人都被训成自卑感特强，对人低头哈腰，奴气十足的动物，到了社会上与普通人之间会有明显区别，但我从来也没有自卑感，相反我鄙视以暴力和把人民视为草芥的统治者，一路上我抬头挺胸，气宇轩昂的并没有把别人看得比我高一点，尽管我穿得破烂，却也没人对我小看。
到了上海，我即去原校找原党支部书记姚娟，人说她已调往他校，我就去他校找到了她，自我介绍后，看来她颇为吃惊，她要我回原校去办平反，她应允为我作证。接着我去了上海市委改正办公室，说明来意后，接待的一位中年干部看我出去时的年龄很小，他说我当时是可能属于孤儿收容性质，不属于政策范围，不管我再三说明当时情况，他还是不信，看样子他要赶我走了，于是我出示了庐江县的文书，这样他才将信将疑的对我说如果这是真的，我应该去徐汇区教育局办理，于是一脚把我踢了出去。
我再次到了学校，找到学校人事组，当时人事组有二位中老年的女工作人员，反正在学校人都叫她们为老师的，一位是负责人事的邓老师看上去非常慈祥，听了我的述说很吃惊，看得出来她产生了很大的同情感，她催促着另一位搞组织的朱老师办理我的案子，朱老师的身材比较臃肿，脸黑黑的，她叫我去找区改正办公室，这样我又被踢到了区里，区改正办负责人是一位瘦瘦的老先生，姓薛的他给学校的朱老师打了电话，要她做我的平反文件，并在电话里嘱咐了很多，看来这位薛老师也是被平反的，一定也吃过很多苦的，因为他的认真程度真是超越一般，那时多数的改正办的干部都是在共党体制内曾吃过苦的人，他们曾身经其痛，所以办理平反的事就会很认真。
数天后我拿了朱老师打好的文件又到区里去找薛老师，因为我看了朱打的文件，对我平反的名称和内容不是写的很明确，我要求写清楚平反的性质和平反后应有的待遇，我的理由是安徽劳改单位对右派平反的政策落实不是很认真的，薛老师也对这份文件不满意，他说你们朱老师怎么没按照我讲的那样写，于是他拿起笔来在文件下方添了几行字，这几行字就改变了我今后的命运。
我拿着决定我命运的这张纸，回到安徽，我知道如果回到农场，等待我的将是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不同的是在身份上和我的档案上改了个叫法而已，所以我暂不去农场，先去安徽的一个县的一个公社，我妹夫的哥哥下放在那里当农民，通过他去找到公社卫生院的院长，我出示了我的业务证明和平反文书，说明我不计较待遇，他同意接收我。这样我有了第一个去处了，然后我就坐车去了安徽省会合肥，在旅店里住一宿后，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安徽公安厅。一个处长级的人接待了我，他说按照我在上海无亲人，58年离沪时并无工作的情况，依政策应该留在农场，可以考虑给以改变身份和提高工资。于是我出示了上海改正办的平反文件，要求按文件上注明的待遇订定我的工资和其它，这一下我可触了雷，处长大人发了脾气，他说上海能指挥我们这样这样吗，你叫上海去给你落实政策好了。我一听觉得这里有门道，我说处长，那就请把我的户口转去上海，我让上海给我落实政策。这可让处长大人为了难，他说给我迁户口去上海是不符合政策的，我说那就请把我的户口迁出农场给我本人，让我自己去上海办理，处长还在气头上，他说声可以，就去出了一张户口证明给我，不过他对我还是有点同情心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某某某以后就看你自己去挣扎了，当时的中国户口管制着每一个人，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是个黑人，到哪里都不给工作，不但没有当地粮油等一切生存必需品的供应，而且还随时都有可能被捕捉去作奴役。而人们的迁移必须要有公安机关间的接受证和调动证，象我这样的叫做袋袋户口，拿一张袋袋户口的人，是无处立足的，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没有上海公安局的事前开出的接收文件，可以说根本无法在上海生存的。可是这对我这样一个经过九死一生的人来说，我难道还甘心留在这个地狱里吗。
我带着我的户口迁出证回到了农场，是去向人们告别，是去向那耗磨了我十多年生命的农场，一块沾满了我的和别人的血泪汗水的土地告别，当然也不出我之所料，我也没有得到在此十多年来劳动的哪怕是一分钱的补偿，我毫无留恋的离开了它，用我口袋里最后的一点钱买了车票，带着我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向上海这块对我来说是前途未卜的地方奔去。
火车隆隆地向前飞驰，铁轨和二边的田地杂树向后消逝，看着向后一条线样泻去的景色，我有一种解大便样舒服轻松的感觉，好象是一个长期便秘的人，二十年的积便正在哗哗地拉出去。
我右侧邻座是一位消瘦的中年妇女，看上去很清秀，但从眼里流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忧郁的神情，她居然会讲上海话，旅途寂寞，不免和她聊起天来，原来她还喜欢说话的，从她的个人人生经历来看，我也深为为她惋惜，虽然她的遭遇要比我强得多，我劝慰她至少她还过着衣食饱暖的生活，可是她却认为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她的生活而不理解她的痛苦，据她的说法，人不只是为衣食而活着的，她的精神痛苦远大于衣食饱暖。她是50年代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的一个铸造厂的一个科室当科员，当时她是一个团员，积极争取进步，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她年轻漂亮在厂里有许多年轻人追求她，她和一位技术人员热恋上了已有二年，并已拜见了双方父母，交换了信物，只等择日结婚了，这时厂里调来一位负责科室的党支部书记，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这位党支部书记是在朝鲜战争中变成残废的，炮火炸掉了他的一条腿和一条胳膊，半边脸则被烧成疤痕脸，于是组织上找她谈话，要她和支书结婚，照顾支书的日常生活，这是党给她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当然如果她拒绝党的政治任务，后果是严重的，就这样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未婚夫，嫁给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残疾人，她的未婚夫也因此受牵连而被调去别的地方。十多年来她为这位支部书记生养了五个小孩，然而书记的脾气仍很坏，经常被严厉的呵责甚至挨打，然而还不可以有任何不满，更不能寻求任何社会援助或司法援助，因为这种婚姻是用党的需要，政治任务，组织安排，为党和革命作贡献等等等等的光环包裹着的，这好象比法海和尚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还要厉害得多。
我在那里听着为之叹息。闻君幽幽述，都是戚戚声，小时我也看过很多有关古代父母包办婚姻的戏剧，象西厢记、梁祝哀史等等，当时对这些封建包办婚姻深为痛恨，想不到现时用最现代化理论马列毛主义包装起来的党包办婚姻竟要比封建时代厉害得多。封建时代的热恋情人还能私奔或徇情，可是在现代的党一统的世界里，可能连徇情也不敢，因为那肯定会被带上四类分子帽子甚至遗祸全家的。
夜色降临了，火车在继续行进，那位忧郁的支部书记老婆闭上了眼，把头靠在座把上憩息，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许多听来的故事。我想起了我妹夫对我讲的事情。共产党打下了中国后，很快就开始经营新疆这块少数民族占多数地方，当时采取的是囤兵垦殖的方法，是以在南泥湾大规模种植鸦片的王震为首的三五九旅以及国民政府的降兵马步芳和傅作义部为主的，然而要叫部队经年累月的待在这荒芜的大漠务农，没有女人不能安定军心，于是王震在内地主要是在兰州，许以工资和好的待遇去招民工，这是属于正常的方法，然而民工来了不久大多都又逃跑了，于是王震就找周恩来商议解决的方法，不料周竟爽爽快快地应承说：不用化钱，我给你解决。其实周恩来的办法就是冠以好听名字施以强迫的手段，这是共产党和周恩来惯于使用的老手段，当然不能用抓劳教那样，因为这是给当兵的配给老婆以及往新疆移民的需要，所以从1956年开始，各地就收到了中央给的移民任务，刚开始用欺骗的方法叫招工，把学校的学生先搞一批去满足军队当官的需要，接下来就改了名称叫支边就是支援边疆，这就带上了政治性质，有了强迫性，如果被摊上支边的人不愿意去，里弄里拿党钱的小脚队天天敲锣打鼓的围着门并找你谈话，名曰动员，实为软禁，再进一步就是断了你家所有人的工作，断了你的生活出路，如果再不服从，下一步当然就会是国家专政机关采取行动了，不过一般来说人们都在党的第二步行动时就屈服了，这样就皆大欢喜了，当兵的配到了老婆，农场里分到了农工，大量的移民把少数民族压挤到狭小的地带，只是苦了支边的男女青年。我的妹夫也是支疆青年的其中之一，这些事就是他向我述说的。
我又想起了小戚，她全名叫戚家珍，那是我骑自行车去西大围给周技术员运米的途中认识的。东大围去西大围途中要骑二三个小时，去时空车倒还好，苦的是回来时，因为自行车是一种加重车，后驮着一大麻袋的米，那是当年打下来的新米，是周通过关系在别的大队搞的，新米好吃但死重死重的，苦了我的二腿，却快活了李医生一家的口福，只因为周是我们卫生所管药房的李医生的老公，而李医生是干部医生，她也能管到我，得罪了任何一个干部，以后我的日子就难过了，所以这种苦差我是必须去做的，他们也是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再说那天我在东大围去西大围的大堤上踩着车，只见前面有位女子扛着锄头在前蹒跚而行，忽然她倒在地上，我赶快停下车，弯腰一看，这位女子好象昏迷了，我高声喊叫，从大堤下的田里又爬上来几位女子，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将这位女子扶上我的车，由我推着她去到她们中队的工棚，我和她们中队的一位老太婆队医一起对她做了点降温等急救措施也就清醒过来，原来她只是中暑而已。从此我才知道这里还有女劳教队的。
第二天我还去西大围，因为这次有二包米，而昨天只运了一包，去的路上我又绕道去这个中队，那个老太队医带我去看望了这位女子，她还躺在铺上，因为中队给了她一天病假。我给了她二个我从大队副业队搞来的鸡蛋。她很感激，和我聊了一会，她是县里某米厂的一个职工，因为厂保卫科长强奸了她，她往上告了，但这位科长的背景很硬，而她的父亲又是个右派，所以为了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和打击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小戚被以腐蚀革命干部的罪名送来白湖劳教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很容易的，送人劳教对一个保卫科长来说只是拿支笔填填表的事。以后因米市已过，周没有新的任务给我，我没再去过西大围，从此也没再见过小戚。
有一次所长因为要搞好军民关系，常叫我去堤外附近农村出诊，是一位大队支书的腰扭了，好象挺严重，瘫在床上起不来，大队的赤脚医生用了针灸和药物都没见效。我背上了出诊箱，摆渡过围河，那时从一大队到对岸有了个摆渡船，这是方便大队的人去场部办事的，因为我常到场医院办事，所以摆渡的早就和我混得很熟了，也不要我的大队证明。当时正值秋季枯水期，船很快就到了对岸，从场部右拐就是农民的一个生产大队，一进村落我遇到了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所谓游街，只见一群农民推着一位披头散发的妇女，这位女子的衣服已被扯的破烂，上身衣襟被撕开露出了半个乳房，颈上挂着一双破了的鞋子，前面一个女人拖着她的头发，后面有二个男人推着她的背，这可怜的妇女手里还提着一个破锅，用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木棒，一面敲锅一面叫我是破鞋我是破鞋，因为所里为了搞好与公社的关系，现在叫公关工作，我常常去附近农村给那些大队干部们看病的，所以认识一些农民，我一看不禁心中叫一声天哪！这不是秋花吗，秋花的祖父在解放前在当地算是个乡绅，在满清时祖上当过官，也算是书香世家，因为家中有点土地，所以在土改时被划成了地主，也是在这个地方戴高帽游街的，后来死了。秋花的爸爸虽然没有一分土地，但是因阶级斗争的需要当然也继承了一顶地主帽子，成了比印度那种贱民制度中的贱民还要贱的贱民，但是我想不管怎样吧，她爸在旧社会时在县里上过中学，总算曾经是享过地主的福，可是秋花生下来是解放以后的事，秋花从来没有半分土地，生下来就是吃糠咽菜嚼山薯藤长大的，但是秋花还是背着地主分子的黑锅，或是叫做地主狗崽子，平时做最苦的活，拿最少的工分。而那个大队的党书记和民兵大队长也是继承了他们父母的，解放前他们上辈本来是没有正当工作的社会分子，多数是为人较凶狠，毛泽东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平时农民们都怕他们的那种人，这些人自然成了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了，土改后这些人入党，破坏了旧时统治农村的宗族、祠堂、乡绅系统，就成了农村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党在农村的基层力量了，农民给他们真是管得服服贴贴的。他们的子女当然会继承了父兄的打下来的天下，文革时一句著名的话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是为周恩来肯定的，而且周还下了命令杀了对这个理论的质疑人‘遇罗风’，后来我也查过一些马恩的书籍怎么也找不到这句话，我想这可能是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吧。
火车吱吱的慢下来停了，突然格登一声慢慢的又向前开动，我的思绪又回到秋花身上来，秋花虽然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粗劣，人也很老实，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到是出落得很漂亮，所以大队干部将她派去看场基，夏天很炎热，到了晚上天气开始凉快起来，于是大队干部们摇着蒲扇，拖着木拖鞋啪达啪达地轮流着去查场基，于是大队干部们轮流着去强奸秋花，秋花受惯了凌辱压迫，从不敢吱声的，其实这个村子里也是人人皆知的事，我就是在和农民们闲聊时听他们说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管这个闲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年头谁也怕被人说同情阶级敌人的。但是秋花怎么又变成了破鞋被游街了呢？好奇心驱使我去打听这件事，原来有一天几位大队干部们因为争风吃醋在场基上打了起来，锄头铁铣都用上了，一位党的干部的头上打出一个大洞，送去县里的医院，事情闹得很大，直至县委书记也恼了，为了维护党在人民心中的光荣和伟大，而且事件起根于秋花，这件事被定性为阶级敌人腐蚀革命干部的典型，于是就出现了前面破鞋游街的那一幕，这也算是秋花为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做了贡献吧。
想到这里，胸中如堵，谓然而叹。从我懂事以来所受的教育，好象共产党都是为人民的，所提的口号都那样的伟大，都受到人民的拥护，比如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啊，可是共产党在实际的作为中为什么又有如此的不同呢？周恩来用行政命令等于是强迫性的将大批城市知青运到边疆去给兵们做老婆，这难道都是这些女青年自愿的吗，只是为了新疆囤兵的需要。周恩来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配给满清的末代皇帝，特赦释放但没有性功能的傅仪作老婆，是为了作统战工作，将中国的曾扮演五朵金花的漂亮女演员送给已经有了很多女人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作小老婆，是为了国际统战，至于我身边这位支部书记的老婆则是为了党的干部的需要，也是给这位残废军人的补偿。这些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做的，然而是否尊重过妇女们的意志呢？难道妇女们的婚姻甚至性交也能当成一颗螺丝钉按党需要去任意安装吗？这是把妇女们当成了货物任意买卖，而且是无本买卖。难道仅仅放几个象郝建秀这样的妇女在人大或政协橱窗就算妇女解放了吗。继而我又想到象小戚和秋花是属于搞男女关系的一类，仅仅是为了党的光辉形象，就可以冤屈妇女去做替罪羊，就算秋花是地主羔子，可是难道秋花不是妇女吗，不要说女方是被强迫甚至是被强奸的，就算是属于腐化，怎么只有秋花挂破鞋，没有党干部挂破袜的呢，这也算是男女平等吗。难道将大批的妇女驱赶到田地里去从事和男人一样的重体力劳动就算是男女平等吗？共产党惯用华丽词藻编织的漂亮外衣包装它的丑陋的罪恶身体，记得毛泽东在某次说了句青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于是全国到处贴满了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的标语，但是在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到处是缺衣少食，没有受教育权利，小小年龄却在当童工受虐待的儿童。甚至我听到过这样的事，那是在三年饥荒时期，中共元帅刘伯承下乡来，可能是来了解大丰收的真实吧。路边有一个孩子正在放公社的牛，刘伯承的车队呼啸而过，牧童拿着手中的捡粪勺，挖起一小勺土向车队扔去。当农民的粮食被共产党搜刮贻尽正在挨饿的时期，一个孩子对威风凛凛行驶车队的当官的充满着恨这是可理解的。可是这位祖国的花朵和八九点钟的太阳后来被枪毙了。就算是受共产党优待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孩子们其实也不怎么受重视的，我亲眼见在一个城市热闹的大街上，马路中间站着一位孩子，二边是川流不息的车流，那孩子在车流中间出不来，那孩子在绝望无助的哭喊，可是没有见到哪辆车停下来去帮助孩子，这里也没有警察叔叔，好象党和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有关的保护措施，看来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高干子女的儿童是祖国的太阳和花朵，绝大部分则不是。
从江青按毛主席的旨意发起批孔批现代大儒以来，周恩来在人民的心目中是被塑造成象孔子一样的，可是我不同意这一点，孔子书我虽然读得不多，在我的认识上，孔子学说为封建社会订定了一套社会秩序，但是我觉得孔子学说是以‘仁’字为中心点的，孔子从来也没说过为了统治可以抛弃人性，历代来多少忠臣敢于向皇帝以死谏君，周恩来不是，只能算是个佞臣，后来他的门人们为他做过的坏事作辩介说周是被迫的，是违心的，那么周在明明知道错的情况下，却还要违心去做，只是为了保他的所谓‘后节’实际要保他的官位，阿腴奉承，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他怎能算是大儒呢，连个儒字也沾不上。四人帮被颠覆后，周的人马重新掌了权，周又被说成好的了，当然周不是孔子，不是现代大儒了。火车的行进慢了下来，窟窿窟窿地进上海北站了，我觉得在周恩来不是孔子和大儒这一点上，我到是和现在的统治者异中有同的。
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最后我能超出政策范围之外并令人难以置信的将户口报进上海，又经过一年多奋斗，打破上海人和普通党政官员对平反人员的歧视，我又进入到医院当了一名医生，这样为我离开这黑暗的地方，为来到自由光明的国土创造了条件，这从平反到来到海外，一切都象传奇故事，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也许这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小鸟终于穿破了玻璃牢笼，越过大海，飞翔在自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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