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执政，商议更改法令，朝廷内外都认为不适宜，攻击得很厉害。

程颢奉旨到宰相办公室去参加讨论。王安石正恼恨谏官们，现在，他即以严厉的脸色对待程颢。

程颢缓缓地说：“讨论天下大事，不是一家子的私下议论，希望平心静气地听听意见。”王安石为之惭愧，这才改变了脸色。

自从王安石主政以来，程颢没有讲过一句涉及功利的话。他在职八九个月里，几次议论时政，最后一次，他说道：“聪明人做事，就像夏禹治水那样，让洪水从没有阻碍的地方流走；舍弃这种办法，而到险竣的地方去筑堤防水，说不上是聪明。自古以来，为振兴政治而提出的措施，没有朝廷内外的舆论都说不可以而能够有成绩的，何况还排斥忠良志士，阻拦和抹杀公众舆论，使卑贱的人欺侮高贵的人，邪恶的人侵犯正直的人呢!这正是使得侥幸有了一点小成绩，便放肆追求功利的臣子一天天受重用，崇尚道德的风气一步步被破坏，这种作为，绝对不会给朝廷带来福祉和好运！”（原句是：“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讲完这些铿锵作响、掷地有声的话语之后，便请求辞去谏议官的职务。

王安石本来与他友好，到这时虽然意见不合，还敬重他的忠诚，不深责怪他，只让他出朝担任提点京西刑狱。程颢坚决推辞，便改任签书镇甯军判官。

司马光得知此事后，也立即上疏请求退职，他说：程颢无私正直，认为自己不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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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他曾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遭贬官，后来主要从事讲学活动。后世称明道先生。他与他的弟弟程颐二人，是宋代理学的主要创始人，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上，都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功过，且留待史家去讨论。但是程颢在这里指出的“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却十分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中国经济尚十分落后，经济建设无疑是当务之急。但是，在加强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另一面，却必须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一个社会肌体是否健全、健康；一个家庭的生活是否成功，绝不是钱这一个标准，所能衡量的。钱仅仅只是保障社会肌体健全、健康，家庭生活成功的手段之一，而道德，才是我们所应追求的主要目标。

道理很简单，只有在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水准的社会和国度中，人们才可能享受充分的关爱和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物质财富给人类创造的种种方便和舒适，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人类和自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类自身的潜能，去追求和创造更高水准的社会。因此，倘若要造福社会，造福国家，那就必须在注意“兴利”的同时，特别注重“尚德”。@*

（事据《宋史‧程颢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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