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4日讯】(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黄诗婷采访报导) 自许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反对派”的王丹，日前应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之邀发表演讲时表示，做为一个公共知识份子，不仅要站在批判的立场，纠察社会、纠察政府，更要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用实际行动“介入”社会。

龙应台文基金会“思沙龙”“你所不知道的中国”于23日邀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王丹主讲“社会转型，知识份子转什么？”由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钱永祥主持。现场350位听众到场聆听，IC之音台长楚云、天下杂志特派总主笔杨艾俐以及旺报文化副刊主任张铁志也出席与会，讨论热烈。

王丹认为，转型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公共知识份子”，所谓“公共知识份子”是经过蚕蛹螁化的养成过程，他指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透过批判的方式，把资讯转化为知识加以吸收；将知识与社会问题连结，加以思考；结合思想与行动，发挥等量的社会影响力，才能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公共知识份子”。

“知识份子不仅要‘介入’、要‘社会关怀’、要有‘公共性’”，王丹强调，“知识份子更应该站在批判的立场，纠察社会、纠察政府，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忍受孤独的精神特质”，他也以“删繁就简三千树，标新立异二月花”强调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应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避免‘吊书袋’”，才能和人民沟通，发挥社会影响力。

王丹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区分为三代，第一代是30年代五四运动的知识份子典范，“在1957年被毛泽东全面整肃告终，留给近代中国历史最大的精神创伤。”第二代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及包括八九学运在内的学生，因为亲身经历所谓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幻灭，产生反省和行动。第三代，包括艺术家艾未未、维权人士谭作人、写博客的韩涵等年轻世代的知识份子，王丹认为“他们的方式可能另类，却会成为中国大陆转型的重要力量。”

一位来自香港的老师，认为台湾可以对中国发挥体制外的影响力。王丹说，中国大陆确实有很多知识份子认为台湾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但是，王丹提醒在很多现实的考虑下，这样期待可能过高，不过，王丹特别强调，台湾的公民社会发展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力量，确实让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得到鼓励，他也期许台湾的媒体能对中国大陆有待改进之处，发挥监督建言的功能，藉以补足大陆媒体的不足。

一位大学生询问公民社会的力量是否造成政府的压力？王丹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公民社会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他以“绿坝”事件为例，公民社会在结构上已经对政府构成压力，未来两者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多，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会迅速增加，王丹预期“未来的焦点，将会集中在网路上。”

即将在国立政治大学任教的王丹自许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反对派”，他同时期许台湾的年轻人，做一个看向“基层”、把批判与社会连结的公共知识份子。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