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0日讯】四、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之批判

我在前不久写作的《民运政治论纲》（《民主论坛》）一组文章中，把毛泽东时代看成是一个过渡时代，是说它没有自性，也就是说支持这个时代存在的那些主要因素，包含着很大的变数，因此，它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本身，就好像是一块悬在了空中的大石头，随时都“可能”在一个突然的时间（那时时说“一个晚上”或者“一个早晨”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里落地。

对此的解读是说，如果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真正地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在遇到篡夺了政权的“党内资产阶级”时，他们敢于“造反”、敢于“反潮流”，那么，社会的变革也许会出现有利于民主的局面。关于这一点，顾准先生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正义的两党制”（见《理性主义于实验主义》）和费孝通先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中看到的“乡镇企
业”在中国产生的源头，都是对于未能够到位的民主前途的一种洞察。

与此一前途有关的是，过渡时代的另一种结局，就是目前的这种：当社会和人民在广泛地厌恶了不成功的革命之后，并且把革命没有成功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和革命等同起来时，革命──这个需要不断加油加水的东西，最后免不了干涸。由革命时代退回到“不革命”、“反革命”时代，是一种带有“自然”的历史趋势。从18世纪的法国革命者到20世纪的列宁、毛泽东，都先后发现了它，只是他们在死亡之
前都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上述问题着眼研究现实，我们对于中国社会近30年以来的扑朔迷离的现象，就会有一个新的理解：原来，那些口口声声嚷着他们是毛泽东接班人的人都接了“鬼”的班。就此我们去回忆1958年，毛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讲“我没有接班人”的话，倒是“打”了个“提前量”。

毛泽东、邓小平的接班人原来是一批纨裤子弟，他们早就变成了一批政治上的“玩家”。他们是在“玩”毛、玩邓，把之当儿童玩具一般地使用，玩腻了，就放到一旁。就这样，他们也不让别人玩，别人一碰他们的“玩具”，他们就发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葛丽英怎么会被判刑呢？对葛丽英获罪一事的最好解释是说，毛泽东是中国当权派手里的牌，只有他们可以出，可以玩，什么“工人”、“农民”、普通人统统靠边站！

上面我已经说了，第一个玩毛的大家是邓小平，他用了“毛泽东错误”这样的方式就把毛的正面形象给颠覆了，毛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江泽民就是在他之后，玩毛、玩邓的“接班人”。

和邓小平不同的是，江泽民一开始就把统治拉入游戏的轨道。他公开地搞包二奶游戏，以至于社会上广泛流行“三英”的歌谣，讽刺他：

“前面走的宋祖英，
后面跟的李瑞英，
家里放的猫头鹰”。

我当时生活在陕西省境内，这样的歌谣可以说流传很广，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上面没有传下来追查歌谣的任何口令。我们当时几个谈友都很纳闷：官方为什么对此不闻不问？回想在“四人帮”时，社会
上一起讽刺歌谣，上面就要求追查，并且口气都是“一查到底”。可眼下，上面是听之任之。此后，我才慢慢地明白过来，这是“不要脸，只要权”的统治者们玩的新花样，目的是“导淫”，用一个“淫”字来毁坏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事实上，在江泽民任期内，社会开始大面积的“色化”，到如今经过胡锦涛的加班加点，这个过程已经好像是“完成”了。最近，我在观看陕西省电视台一个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节目时，其中竟然出现《社会有点色》的题目，这不是官方的不打自招、又是什么呢？

江泽民在出国访问时，又是唱歌、又是弹琴、又是作诗、又是跳舞，可以说出尽了丑。事后分析，这不可以归结他个人“爱出风头”的个性，而是他要身体力行一种新的统治策略和统治行为，其中有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知道，他个人的出丑行径常常引来人们的谩骂，也就是在骂声中，人民的怨气被疏导了，更何况当人们对于一个最高当权派“打心里瞧不起”时，是很难树立起推翻他、进而和他作
斗争的念头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专制主义制度属于初创时期，因此它的生命维系之条件需要人民的认同。毛泽东死后，制度获得了所有人间制度都有的那种“自性”，所以，人民不拥护它，它也可以运行。如果被运行着的制度恢复了“古老”的性质，那么，在统治方面，统治者们用赵本山小品《卖拐》的方式来忽悠人民，亦可以保证制度的延续。想一想，江泽民下台前夕，人民对胡锦涛抱有希望，认为他可以革掉江泽民的弊病，以至于网上出现了“胡哥”这样的称呼不就是事实吗？可是，六、七年过去了，胡锦涛不是“忽悠”了我们中国人民吗？在人民的口语中，胡锦涛已经变成了“胡紧套”和“胡紧掏”。

五、统治的牌：糊了！

在“毛邓三”中，“三”是最臭的。毛泽东好歹还有一个“思想”，邓小平虽然没有理论，但是他能够说话，发表意见，况且在他说话的时候，人们已经厌恶了毛的“思想”，因此，他所说的话虽然和老农
民话一样地直来直去（“猫论”），人们也不觉得讨厌。但是，一个只会作秀的江泽民，“三个代表”一出笼，就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讥笑。我说一个身边的真实故事给大家听，别当是插科打诨。

某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刚刚走出办公楼，单位里的一个工程师（是我的谈友）一把拽我到一边，边笑边说：“老武，你听到毛泽东和蒋介石死前的一桩秘密的后事交代吗？”“没有”，我一本正经的回答。他笑着说：“我说给你听，但──保密”。他做了个鬼脸，说：

蒋介石临死的时候，秘密地见了一次毛，两人说了许多和解的话，最后蒋介石对毛泽东说，他在大陆留下了“三”个私生子，临逃离大陆时，顾不上寻找，让毛给他寻找。毛出于恻隐之心给答应了，只是，蒋介石却忘记了私生子们的姓名。

所以，毛泽东费劲力气寻找也没有找到，死前，叫华国锋找；华国锋下台时没有找到，又交给了胡耀邦；胡耀邦也没有找到，又交给了赵紫阳；赵紫阳没有找到就下台了，轮到了江泽民──这家伙真行，他没有费多少力气，三垂两梆子就找到了……，于是，他手舞足蹈地喊道：“我找到了！一个名叫‘蒋学习’，一个叫‘蒋政治’，一个叫‘蒋正气’！”

听到这里我才忽然明白了，这就是江泽民的“三讲”（“蒋”的谐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不久，“三个私生子”的政治笑话就像长着翅膀一样的飞传开了，可见，“三讲”一开始就变成人民的笑料了。今天我撰写此文，把此类政治笑话看成是“娱乐政治”中的一个品种，就不是插科打诨的了。

正因为这样，我分析在胡锦涛刚刚上台时，想把“毛邓三”中的“三”拿掉，是情有可原的（一度报纸上、电视上提的少了，引起国内、外一片猜测），但是，不久，胡打消了这个念头，肯定了“三”的价值，把它成功地做成为“三”字牌，放在了毛牌、邓牌后面。如果这样的方式无意间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话，那么，胡锦涛的吹鼓手们给“毛邓三”加了一个胡的“科学理论”，三变四，就顺理成章（目前中国的牌局就是如此）。无论怎么说，胡锦涛明白了一个道理：统治的牌越多越好；同时他也晓得，在专制主义者那里，他成全别人的牌，别人也会照葫芦画瓢地成全他的牌。

六、增牌与减牌

如果我们大家对于中国政治故事都有记忆的话，那么胡锦涛当初想减“三”和邓小平当初想减毛（全盘否定毛）的意象是出入一辙的，但是，他们都克制了自己，不但没有减，而且都把想减的东西转化为中国专制主义者阵营里的“固定牌”。这样行为如果被我们忽视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战胜他们而取得民主呢？

我写作此文的本意是要从统治者们”增牌”的行为给出我们的一种启发：统治者们都懂的道理，我们民运人士却不明白，就使我纳闷。在许多的问题上，我们却认为手里的牌越少越好，以至于有个别人在需要增牌的今天，还在吆呼着减牌。2007-02-01，我写作的《论民主的“洗牌”和专制主义的“清扫马圈”》（《民主论坛》）一文，提出了在“洗牌”的同时增牌的问题。此一篇是用对比的方式论证了共产党高层的情况，指出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民运人士不但要抓住批判的对象，而且要抓住变化着的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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