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7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专访)前总统府秘书长、台联现任党主席黄昆辉受访指出,这次政府在执行八八水灾的救援过程中,一度拒绝外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岂是外交部次长、部长可以决策的?政府一定要厘清责任,否则无法对国人交代。
记者问:1999年你曾经与参谋总长汤曜明一起陪同李前总统参与九二一救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什么心得可以提供执政者借镜,好让人民的苦难不会一再重复?
黄昆辉:八八水灾已经十天了,现在讲这些,没有批评的意思,台湾已经成为生命共同体了,经验的传承是有必要的,希望马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每个日子都要争取时间,尽量多救一些人,包括在孤岛等待救援的人。
九二一救灾成功 主因领导有方
九二一不是没缺点,如果九二一救灾在今天让人觉得还不错,当年曾经协调日本政府捐赠一千个组合屋的日本众议员小池,从台湾回到日本后给他们的政府写了一份“台湾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台湾救灾成功的原因,她归纳出三点,一是李前总统领导有方,二是即时动用国军,第三是发布紧急命令。
所谓领导有方,九二一当天一点四十七分,李前总统在书房看到灯泡由明转暗,而后摇晃了一阵子,他知道要出大事了,接着就接到了灾害报告,当场就决定这不动用军队救灾是没办法的,于是立刻告知汤总长由国军投入救灾。因此,地震结束后,重要的灾区大约两个钟头内国军就全部进驻了,中区的军团行动更为快速。
李前总统天一亮出门,大约八点多钟到达清泉岗,然后转往南投,到指挥中心听完简报后,有几项裁示,第一,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抢救生命,营救伤亡,第二是安置灾民,第三抢通道路,最重要的是国军要全体动员救灾。
当时的灾民安置都在军营,比安排在学校好,因为有人炊煮,有床可睡,军营有教室,可让孩子上课,一应俱全;所有的医院也协调出来安置伤患。
因此,作为一位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争取机先,身先士卒,站在第一线来宣示、做决策,第一时间发号施令,让救灾的方向、目标、重点都出来了。LEADER就是要SHOW DIRECTION,否则全国茫茫渺渺,怎么可以呢?
当天回到台北后,晚上我安排记者会由李前总统公开讲话,八点半召开国安会议,当次会上王金平就已经提出了是否考虑应发布紧急命令?李前总统于是交办行政院评估。
八八水灾多日 看不到指挥系统
第一天,参谋本部就在灾区成立了八个指挥中心,陆军总司令陈镇湘当总指挥官,各军团供他指挥调度,当天就确立了指挥系统。但这次水灾直到现在我看不到指挥系统在哪里?说有中央应变中心,但指挥是谁?问为什么不动用军队?说申请要照步骤来,又说由地方救灾,若不足,中央再来支援,唉!等地方层层上报,你再下去,人都不知死多少了。
这种大规模的灾难不能分中央与地方,非常事件要采取非常手段,不能以普通时候的官僚体制来处理,这次这个应变中心既无应、也无变;这种灾难不靠军队怎么可能?但动用军队,这是总统权,统帅一定要下令,地方只有警义消,怎么可能应付?责任是很清楚的。
此外,中央银行立刻拿出一千亿元作为紧急融资之用,以低息协助灾民重建,这些第一天就做了。
所以刘兆玄说九二八行政院才启动,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讲这种话?
元首安定民心 不要和灾民对呛
问:这次勘灾,马英九受到外界很大的批评,你对他有何建设性建议?
黄:记得九二一第一天,李前总统也转到丰原,在向阳永照大楼倒塌现场,一位妇人喊叫着她的儿子在里面,声音夹杂着挖土机的轰隆声,非常凄惨,李前总统当场告诉她,他一定尽全力抢救她儿子,只要有一丝生还希望的都要全部救出来。我讲这段在说明元首出去也具有安定民心的作用,要设身处地,不是在和灾民对呛。因此李总统下去遇到灾民不论做如何反应,他都完全接受,给予安慰,并以行动具体实行。故而当时全国上下一致,朝野团结,中央与地方充分协调合作,这奠定了救灾顺利的基础。
再举一个例子,灾后重建过程中,大里的灾民酝酿要到总统府夜宿抗议,李前总统知道后认为灾民已经够可怜了,怎么还让他们这样奔波到台北?于是他自己跑下去,把有意见的人尽量全请来,与灾民一对一对话,灾民排了长队,一个一个轮流上座,逐一请问有何问题,没有一位遗漏,从上午十点开始,大约花了三个小时,下午一点半我们才一起到军营吃饭。因此,作为一位元首,我认为慈悲心、同理心、耐心,是很重要的。
问:你认为针对八八水灾的救灾与复建,总统应否发布紧急命令?
黄:九二一时,李前总统是在第四天巡灾回来晚上召开高层会议,签署紧急命令的,第五天开始生效。这两次灾难有些不同,一是震灾,大部分灾区可以进入,这次是水灾,如果未能取得机先,再进去就要有不同的方法;上次军令与军政分开,因此汤总长说救灾视同作战,未达目标一律以军法论处,现在国防法修改后,军政军令一元,但也没有说总统作为三军统帅不能带国防部长;当年没有灾害防救法,现在则有,因此就牵涉到需不需要发布紧急命令?
发布紧急命令 有多元化的综效
以我的经验,这可分三个面向讨论。从法律面来讲,九二一的紧急命令内容大部分都有在灾害防救法之中,但仍有些未纳入,例如公用非公有的土地,可租用作为灾民安置之用,又如灾害鉴定的补助款发放认定,现在并没有。由于大部分有涵盖在内,因此就法论法或许不需要。
但是在政治面,紧急命令在六个月内目标集中就是要救灾与复建,这容易整合朝野的意见共识,容易整合政府内部各部会的本位主义,避免各相关部会协调流程拖延,有助行政效率。同时在人民的心理面向,觉得以紧急命令在做,大家比较安心,这些他们比较没有看到。
因此虽然从法的角度不急切,但法是人在执行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以及朝野共识,确实不是法本身可以产生的,因此我个人偏向应该发布紧急命令,紧急命令在此时有其多元的综效。
问:政府一度“暂时”婉拒外国提供物资与救援队,拖到13日才开出清单,你如何看待?
黄:我很惊讶政府为什么会做这么离谱的事情?拒绝外援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国际人道救援,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地理隔阂、政治藩篱的,人命就是紧急,凡是要救人就是紧急,这也是互相的,过去台湾在人道救援上做得不少,除了踊跃捐款,我们的中华搜救总队、慈济功德会等各方面都前往各地协助。因此这是不能拒绝的,明明美国从琉球可以有相关机具运来协助,也明明灾民急切等待救援,你居然对它拒绝,不但损害自己,更是无礼。
九二一时有来自二十一个国家,三十八个团体,超过五百位救难人员前来协助,记得虽然七十二小时的黄金时间过了,但是韩国的救难队在台中大里用仪器测出倒塌的大楼下还有生命,立即开挖后发现一个孩子,这些都是外界协助的实例,就算国际救援到台湾没有救到人,也有人道关怀的意思,这怎么可以这么做?
担心得罪中国? 拒绝国际救援
我怎么想都想不到他为什么拒绝?政府有此决策,我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我想到九二一时,中国有什么动作?阻碍、干扰我们,当时联合国要派员前来协助救援,中国说联合国必须先照会它,经过它同意;每个国家要汇款帮助台湾救灾,中国说不可以用中华民国;俄罗斯的救援专机和约旦的救援货机要来,中国百般阻挠,等飞机辗转到达时,时间都快过了。
因此这件事我实在不想这么想,但是让人觉得有高度合理的怀疑,你是不是就是担心怕得罪中国?倾中的思维导引了你做错决策?这错误的决策影响非常重大,这么多人要救,你自己没办法,又不让人来救,所以这责任一定要查明,以厘清责任,做决策的层级在哪里?这么重要的事情,到底谁做了这个决定?外交部的次长、甚至部长,有这个决策权吗?尤其这是救灾的事情,他们有这个权力吗?
我不愿意武断说是什么,但这决策的层级大家可以公评的,这一定要弄清楚,若不厘清责任,对国人是无法交代的,必须有人负起严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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