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5日讯】编者按：中钢协与澳洲力拓就年度铁矿石价格谈判告吹，上海国安局拘留了力拓矿业驻上海总经理胡士泰，在国际商界和媒体引起巨大震动。专家指中国国家机密法早已给外商布下了雷区。于此同时，一些中国钢铁企业却绕过中钢协与海外矿商签订了合约。

七月五日，中共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从事间谍活动并窃取国家机密”为理由，将澳洲最大铁矿石出口商力拓矿业（Rio Tinto）驻上海澳籍华人总经理胡士泰及其他三名员工带走，次日被拘留至今，此举在国际商界和媒体引起巨大震动。

这边，力拓间谍案正闹得热火朝天，甚至有呼声要严惩力拓，来维护中国钢铁行业的利益; 而在那边，传中国的钢铁企业却已与力拓签订合约，接受力拓与日本钢企达成降价33%的先发价格。二零零九年中国钢铁协会（中钢协）牵头的铁矿石谈判嘎然而止，此前中钢协预期降价40%的目标告吹。

中铝欲收购力拓受挫

中共国有的“中铝公司”（Chinalco）出资一百九十五亿美元欲收购力拓，本想做成“史上最大的海外收购案”，意在阻止竞争对手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对力拓的收购计划。却在最后一刻惨遭力拓“抛弃”转而与必和必拓进行合作。

美国矿业协会副秘书长布兰奇曾分析，澳洲的必和必拓与力拓的合并，将创造出一个铁矿石垄断企业，加上巴西河谷（Vale），这三家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商，将控制国际市场80%左右的铁矿石交易。

由于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钢铁生产和需求扩大，铁矿石早已供不应求。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作为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占有世界约60%的矿石进口份额，中国大型钢铁企业打算收购力拓是值得的。

另外投资铁矿山，成为国外铁矿公司的大股东，通过参股投资，将中国参与购买铁矿石的成本变成作为股东的利润来源，可以使得中国的钢铁企业不至于在钢铁价格的大幅度涨跌中面临经济损失。

对澳洲来说，问题棘手的原因在于中国对澳洲物产的需求日益增大，或许会超过日本而成为第一贸易伙伴国。同时，让中国国营企业持有澳洲最重要战略资源的资产，势将引发民众的争议。

当澳州力拓公司正式宣布终止与中国国有企业国铝（Chinalco）间的企业产权交易谈判后，与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达成初步协议，双方将在西澳组建一家合资公司。对此，中国钢铁工业协会（China’s Iron and Steel Association）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铁矿石价格谈判未获进展

中国在投资收购铁矿石公司方面遇到挫折，未能成功，接下来在谈判年度铁矿石价格方面也没能获得进展。今年早前，力拓与日本钢企达成降价33%的先发价格，这和中钢协希望达成的降价40%的目标成为力拓和中方的另一个争端。

中国国内的铁矿石资源不够，钢铁需求大量增加依赖进口铁矿石。而中国出面谈判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实际上是冶金工业部的变身，代表的是政府，由于中国大部分钢厂属于国营企业，谈判成功将会大大增加今年钢铁业的利润。中共预期让这些公司将矿石出口价格降低40%。理由是今年中国经济萧条、全球经济萧条，但是未能达成。

曾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分析，尽管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代表中国政府做这个谈判，但中国的部分企业为急于获得有保证的货源，和力拓直接接触，做了妥协，在这种情况，力拓是做了比较强硬的立场，也就不会轻易降价到40%。

他表示，在中共刺激经济计划中，中国经济被暂时拉动起来，建筑工业又活跃了，钢铁工业增产幅度也很大，在市场需求上，明显中国对铁矿石的进口会进一步增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也不可能坚持要求降价40%的幅度。而这一点是力拓通过对中国经济动向的分析后，所获得的公开商业情报。

据《澳洲人报》月初消息，中钢协已有意准备接受33％降幅，签订六个月或三个月的合同。中国钢铁行业向该报记者透露，中钢协准备接受33%降幅的后退举动，是由于对进口铁矿石不断上涨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大型钢厂绕过中钢协与海外矿商签定短期合同，而合同价比中钢协要求的价格还高。中国国内中小钢厂因为没有长期协议资格而无法享受铁矿石谈判结果。

另有报导称，国内三十八家中小钢铁企业在谈判期间私下与巴西淡水河谷签订了总量为五千万吨的长协矿合同。

中共抓捕力拓重要员工

七月五日，中共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从事间谍活动并窃取国家机密”为理由，抓捕了力拓重要员工胡士泰等人。此时，正值力拓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就二零零九年的铁矿进口价格进行谈判未获进展的关键时刻，也是在国企中铝欲注资一百九十五亿美元增加对力拓的持股遭到拒绝之后。

澳洲独立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李（John Lee）对法新社表示，这皆因中共高层对中铝的落败及力拓在铁矿石谈判中强硬姿态感到不悦，而利用此动作向国际商业界发出一个信息，即他们不会被任由摆布。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科恩（Jerome A. Cohen）说，时值力拓与中国的一项得到广泛报导的重大商业谈判失败之际，该公司重要员工在中国遭逮捕，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一事件变得轰动，难免产生报复干预的推测。科恩曾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公司提供顾问服务。他和其他法律顾问预计，全球商界都将特别关注此案。科恩说，这件事不合常规。

《周日电讯报》评论员米恩（Glenn Milne）撰文认为，力拓弃中铝投资是最合理的解释，因为国有企业的中铝在海外进行一百九十五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一定是经过中共最高层点头同意的。“这看起来无疑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之下的故意使然。”

许多亚洲专家分析，该事件发生是对国际社会发出一个警告，即在中国政治权势与企业之间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香港浸会大学金融副教授麦克（Billy Mak）表示，该事件的发生充分显示出中国与海外资源型企业之间正在逐步上升的紧张关系；目前中国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进行海外资源型企业投资，而不再仅仅是从这些企业中单纯购买原材料。胡的被拘将使国际公司与中国进行商业交易上更趋慎重。

程晓农博士表示：“外界的推断是有相当的根据的。”他说对投资铁矿石的失败，进口矿石价格上的失败让中共感到非常的恼火。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矿石价格谈判的失败将意味着中国钢铁行业减少几百亿的利润，财政税收的大幅减少，甚至影响到明年、对于财政情况相当严峻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很肉痛的事。

“国家保密法”的雷区

胡被拘留虽然是在中国发生的第一起澳籍高管人员被抓，但中国问题专家李向法新社记者指出，中国国家安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之广泛性，早已经常地被用来对付那些亚洲尤其是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驻中国的高管人员了。

Dragonomics 是一家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的独立研究咨询公司，总经理克虏伯（Arthur Kroeber）表示中国的间谍法律比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同类法律内涵要广泛的多，因而给外资企业等于布好了雷区。“中国的国家机密其定义包括了许多国有企业的商业信息。如果你从一个国企获得商业信息，然后提供给任何一个外国机构，依照中国法律，你可能会被控违反国家保密法。”

澳洲外交部长史密斯也对中国国家保密法感到困惑，他对澳广记者表示，中国的这方面法律看起来是涵盖了许多在其他国家被视为正常的商业活动的行为。“坦白地说，对于像澳洲这样的一个国家而言，很难理解间谍或者说国家安全与看起来是商业或经济谈判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性。”

按国际惯例企业机密，也叫商业机密，不属于国家机密，如果企业自己愿意和外商谈判，政府是无权干涉，只能说企业本身的员工违反了企业的规定。

程晓农表示，按照国际商业惯例也讲不通，钢铁工业协会在中国虽是准政府机构，但从商业角度来讲已经不再是政府部门，它只是一个行业协会，是国内各大钢铁企业的谈判代表，如果它代表的企业利益不同，有企业直接和力拓谈判愿意接受一个比较低的降价幅度，本来钢铁协会是没有权利强行干预的。

“但在中国社会，政府插手一切，同时政府居于法律之上，可以任意操控法律，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解释国家机密的定义。”程晓农说。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都讲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泄露了中国的什么国家机密，在这一点中国政府始终都不予说明，这让国际商业界、澳大利亚政府、企业感到相当的不满。对澳大利亚力拓员工的指控就变成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如果政府强行将企业的定价权说成是国家机密，那只能说是中共用国家安全部的名誉去干预企业的商业运作，是在滥用国家权力，胡作非为。一个腐败的政府弄垄断一切的权力，用专政机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外商：不行贿在中国一天都混不下去

在中国社会里，行贿如穿衣吃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幼儿园的小孩就知道要对老师行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商业行为也就自然充满了行贿和受贿，如果不是如此，中国的高干子弟又是如何聚敛那么多财富？干部们又如何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留学？
　　
程晓农指出，外资企业为了取得必要的经营条件，对于那些利用手中职权索取贿赂的中国官员，外商在中国采取行贿的手法非常常见，几乎台商、港商、日商、包括一些欧美企业都这么做，按他们的话说，如果不行贿在中国一天都混不下去。这是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造成的。

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环境，在中国经营的外商常常只能靠行贿和地方官员拉好关系，桌面底下的暗箱交易来维持经营运作。这已经成为在中国经商的潜规则。

中共区别对待外商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不少外资企业似乎适应这种环境了，只是中共政权并非满足于此，翻脸不认人是常有的事。在具体的做法上，程晓农指出，中共对港、台、日本商人和西方商人是不一样的。

首先中共对港商和台商是毫不客气，这已经是常见的事。据港商协会和台商协会所披露的质料显示，台商因商业纠纷被中共关进监牢的大概有上万人，港商也有不少人。他们吃了亏，但是因为运作并不光明，充满暗盘交易，被中共抓了把柄，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吞，也不愿意向媒体曝光自己不光彩的做法。

中国政府在无数的行贿案件中，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追究，而在力拓案上采取这般强硬态度抓捕力拓要员，很显然就是有政治原因的。程晓农表示，中共对西方国际的商人一般来讲是分层对待，因为考虑到外交关系。比如美国的企业在中国，中共通常不会用这种手段。但是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中共认为在世界上不举足轻重。

力拓事件将影响外商对华商业决策

澳洲企业在向中国进行投资之前也许应该三思而行，澳洲金融服务部部长鲍文（Chris Bowen）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外国企业感到在中国经商有着高度的不稳定性的话，这也将是中国政府为之忧虑的。世界各国的外国企业在对待中国境内经商以及对其驻华人员的安置上，目前所采用的方式都将因此事件而发生改变。”

他表示，澳洲政府将从胡被拘事件上汲取教训，将更好的教育前往中国经商的澳洲国民。

澳洲反对党自由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毕绍普（Julie Bishop）表示，澳洲政府也许应反思重新考虑与中国目前的贸易“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如果商业谈判等同于国家机密，那么我们今后与中国方面的谈判将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澳洲商界领袖们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此事发展，以及在考虑这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工商总会代理会长伊凡斯（Greg Evans）对澳广记者坦言，“我们正在建议我们所有的会员企业，与中国方面打交道一定要慎重。”

“力拓案”中共政经体制的恶果

程晓农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干部都是由政府任命的，这些人不是在商业竞争中培养出来的，而是一批政府官员，大多不具备国际眼光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指望这些人在国际商业谈判中取得相应成功地位机会是不容易的。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很多官员和企业驻外人员也是吃里扒外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个人如何从中捞取好处，如在海外存下大笔的钱财，以便将来移民海外，对于这样的人而言，他们会经常在谈判中出卖企业的利益。

程晓农强调，中国的政治环境是外国人很难理解的，中国的企业在各地经营的时候，是直接受到当地政府管制，包括人事任命，企业日常运作。而每个地方的官员都在追求自己所谓的政绩，要企业增产、要产值，要利润，要报功升迁，往上爬。在本地官员的压力下，全国大小钢铁企业公司各自为阵，不团结、不合作，互相恶性竞争，导致市场混乱和失控的状态。

程晓农表示这种情况不仅是在钢铁行业，每个行业都如此。从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一向如此，那个省的省长都想要升入政治局的委员，就攀比谁的企业增长快、GDP增长快等。政府官员升迁的个人竞争直接导致了省和省之间企业的恶性竞争。他说：“这样的行事规则并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需要，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虚有其名。”

任何国际贸易或商业活动只要发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通行规则，制度都会被扭曲掉，除了贿赂外，地方官员插手经济活动，为了本人的升官发财创造条件，这些因素都大量的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秩序。

“只要中央的党管干部和中央管干部的政治制度不改变，这种不良竞争就会长期的存在，而由此带来的各种市场混乱和失控是必然的。这种情况下，哪怕中央政府嘴上说要整合整顿市场，让各企业服从全局利益，也是做不到的，实际上中共的政治制度本身就造成了大家破坏全局利益，个人互相争夺官位的恶果。”程晓农指出。

无望矫正混乱的经济市场

中国大型钢企都是国有企业，从企业运行上讲，钢企分属不同的部门或地方，企业高管、企业本身、部门或地方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因此在对外经济往来中，也就必然形成内斗频繁，一盘散沙的状态。出卖国家机密，个人原因肯定是有，但也不排除企业为了竞争需要，“争取主动”的一种策略。

程晓农说，同时，各省之间为争夺政治权力往上爬，也是靠政治工具来奠基的，也就是各级干部嘴上说的要出政绩。

邓小平有句话是发展是硬道理，不惜一切代价要经济增长也就被解释成硬道理了，所谓政绩也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率。程晓农表示：“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为政府服务的，而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官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强行推动经济增长，拚命的引进污染企业、圈地，造成环境恶化、百姓生活，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

他指出，“中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改变了，替代它的就将是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不可能在这点上让步的。”“所以指望力拓事件带动整合中国的钢铁市场，彻查内幕外，整顿混乱的经济市场几乎是不可能。”◇

本文转自第131期《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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