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5日讯】前两天看到两则和高考有关的报导，一则是《考完语文19岁高考生跳楼 自称弃考并非因为不会》，报导了考生张铁先弃考后跳楼的事；另一则是《湖南一女生临考遇车祸 冒生命危险高考引发争论》，报导了湖南女考生刘华珍因高考前一天遇车祸受伤却坚持带伤高考的事。一个因弃考而轻生，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个，为了高考不顾车祸的伤痛冒生命危险参考，生命在高考面前竟是如此之轻，确实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

对这两件事，有很多评论。对于张铁，大家普遍认为应该给考生创造宽松的气氛，不能有太大的压力（张铁的表哥认为：“我小弟应该是怯场，他说考场上听到的都是别人说话的声音，他还听到有人说他‘垃圾’。”），然而，减压谈何容易；对于刘华珍，则有两种观点，有人说：“如果我的小孩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会毫不犹豫放弃高考，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也有人认为：“高考对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来说，比什么都要重要，如果是我，我也会让孩子去试一试。”我想，个中滋味只有亲历者自知，旁人如何能真正理解。

高考，从它恢复那天起，就显示了它自身之重。十几年的停招，对于那些渴求知识的人来说是多么残酷，同时也积累了太多、太多的想读书深造的学子；而又有大量因家庭牵连境遇窘迫的人和知识青年寄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那时的入学率是很低的，几十个考生中才能有一个“幸运儿”，甚至有很多已为人父人母的学子，不得不告别爱人、孩子千里求学。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许多人确确实实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实，自古中国就是这样，只不过以前不叫高考，叫科考罢了。即便是49年以后也是这样，家母就是典型的一例（在此不多说了）。我想正是基于这些经验，才奠定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以至于，现在从小学开始，教育目的就是以高考为目标的。

纵观恢复高考三十多年的历程，虽然现在入学率已经很高了，但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根本因素并没太大改变，这一点对于农村孩子尤甚。就如，刘华珍的母亲彭腊梅噙着眼泪所说的那样“事情发生后，我们一家人十分伤心。我们担心孩子还能不能参加高考。如果不能参加高考了，所有的希望都毁灭了。”高考是他们全部的希望，正因此，刘华珍才“冒着生命危险坚持高考”。这一点，对于衣食无忧、孩子如掌上明珠般的人家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谁都知道，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之重无可替代。可刘华珍们，为什么要看轻自己的生命，而看重高考呢？

吴思说：“所谓血酬，即流血拚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虽然吴思讲的是强盗的事，但我觉得这个定义，在这里也适用。从“真假齐玉玲”的事件，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感知有没有上大学之间的命运反差。有一个极端的例子，电影《盲井》中，有一个父亲为了给好学的儿子攒钱读书，将来能上大学跳出“农门”，竟不惜图财害命。如果我们常关注社会新闻，就经常能看到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上学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很多。要知道，按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有2.54亿贫困人口（人均日消费低于1美元。按中国自己的标准是4千多万，即：年收入1196元／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对于他们来说，有机会跳出“农门”的意义可想而知。由于普通民众所掌握的生存资源很少，这种情况在贫困农村更普遍，要想改变命运，靠自身努力能做到的似乎只有高考了，而对于贫困农村的女孩子来说，那更是艰难（看过《马燕日记》就会体会深一些）。从这一点看，我们或许就能理解这份“血酬”对刘华珍的价值。

由此可见，不是生命太轻，而实在是高考太重了，它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希望和梦想。

高考之重，还在于：它几乎承载了，现实社会中唯一的“机会公平”。虽然，它自身有诸多的弊端和不公，但，毕竟底层民众还可以有“高考之梦”，即：只要你足够努力，并学懂了规定的课程，就有机会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受近些年上大学的费用年年上涨、毕业即失业等现象的影响，今年已出现参加高考人数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而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多的想通过各种各样的，诸如：加分、保送生、特长生等方式蚕食高考的公平，与民争利，也是很值得担忧的。很难想像，连“高考之梦”都没有了的底层民众将如何诉求“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没有确保公平的有效方法之前，那些提倡取消高考的人士，无论以什么建立真正的大学、还是什么高考扼杀天才应该由高校自主招生之类的、冠冕堂皇的、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其观点都是过于理想化的，甚至是肤浅和片面的，或者可能是别有用心的。我认为，恢复和加强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才是高考改革当下迫切的，也是唯一应该做的工作。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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