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在他的书里是这样“尊康崇老”的：我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后有一个震撼，就是觉得康德思想的深邃，他已窥见到人认识背后那个form(形式)。这，不就是当今电脑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础吗？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发现了人心是如何获得知识的程式。所以我认为康德是电脑发明的鼻祖。而我们的老祖宗老子更厉害，早在2000多年前，就发现人心是如何中木马病毒的，并且发明一套洗去木马病毒办法，使人得到彻底的解放。如此看来，老子对康德这个认识形式是有所了解的，不然他就无法发明这套治人中木马病毒的方法。故庄子称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哉！”

黄先生在他的书里又是这样地批评西方近代哲学的﹕由于理性的局限性，它不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西方哲学走到理性的尽头后，不是回归到自然主义(如斯宾诺莎)就是走向神秘主义(如谢林)或独断主义和怀疑论者(如休莫)。可以说，自康德宣布理性的局限性和点出“物自体不可知”之后，西方理性哲学已走入死胡同……黑格尔(想)用“否定之否定”来解决，宣称取得了“绝对精神”；而谢林则走向神秘主义；叔本华则用取消“生命意志”来找出这个“物自体”…………康德的“物自体”及他提出的“四大悖论”，给人留下两大哲学难题：一是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二是人是否可以获得绝对的自由？由于康德的批判哲学已指出理性哲学的局限性，认识须依赖于经验才有所发展，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是人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天性得不到满足；二是人类灵魂游离于表象世界而无处归宿。

黄先生对他的中华古典哲学这样尊崇不已地介绍说﹕还是中国古老的《易》展现得好：阴阳互相转换，有时阳多，阴就少了；有时阴多，阳就少了。但不会是阳彻底战胜阴，也不会是阴彻底战胜阳，物极必反，“绝对”是没有的。儒家对处理事物的发展，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也就是在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其高明就高明在这里：中国人知道不可能彻底消灭矛盾，只能在矛盾的双方取得平衡，以求达致生存的最佳境地。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抓住中庸之道。

他还说：在《论语》里，子贡与孔子有一段很著名的对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孔子的作法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他人也是一个主体，一个会思的自由人，你的意识不能代替他的意识，于是孔子“反诸求己”，以己度人。凡是我不喜欢、不需要的东西，我也不会施加于他人。孔子这个做法，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叫做“将心比心”。孔子是向内转来求与外在他人的平衡的。他的表现，与海德格、萨特等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孔子先求其内省来对待他人，严于律己，对他人采取宽恕的态度。他的哲学，是以一个“仁”字来建立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黄先生终于用中国之特有的“吾之哲学观”，说出了我们在哲学上与西人的差异，是我们与他们“异”，他们比我们“差”。他说：

西方哲学家无法摆脱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魔匣，是其只有一个有对的“我”，而无中国人不言有对的“吾”。“我”是有对的，有一个对立面他人、它物而言。……我作为主体存在的时候，必有一个客体作为矛盾的对立面而存在。固说这个“我”，是有对有像有所执的，要与外界客体对象发生联系才能显现……但“吾”与“我”就不同了，吾完全在己，不涉及外物、他人，是无对的。吾就是吾，全在其自己，无矛盾的对立面，无外在而言“吾”。就是说，我是有辩证的，但吾是无辩证的。我们要使老子的道无所以可能，不能不论及中国古人这个“吾”的哲学观。。

但是：西哲没有“吾”(叔本华用辩证法来表达，他认为无的对立面就是全有。从这里我们也看出西哲无“吾”的一个缺失，他无法表达无矛盾的在)，人们以为“无我”就失去了所有的人生价值了，实则这个真“吾”还是在的。叔本华很了不得，这个“无”，许多哲学家碰都不敢碰它，他们望而止步。无，一切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论？还有什么可谈？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没有什么学问可做了。故他们宁可退回到知性、感性中去，但就是不敢再退一步到“无”的境地，他们不敢丢掉这个“思”，这个“我思”。以笛卡儿的说法，我思，我才能存在，若我不思，我就不存在了，这是万万使不得的。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去我存吾。“丧我”，就是无我，无我则无物，两者皆忘，而吾则立在其中，自由自在了。

黄先生终于批判了马列中国的那些数典忘祖者，特别是甘为马列子孙者﹕西人不懂得我华夏这个哲学的奥妙，批儒、道哲学可修成圣、至人，可成仙变神人为不可思议，实则西人无中国文化的这个“吾”也，他们不可能发展出中国此等哲学来。中国现代的一些学者，不知就里，受西方辩证哲学的影响，将辩证法引入儒学和道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老庄道无的研究，让人读了忍俊不禁。他们自以为是，说老子的道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说老子的道是辩证的，无为就是有为，柔弱就是强壮，无德就是有德等，用此等辩证法解析老子，只能将老子的道降到有形相对的道，即实有的道。这如何窥见到老子道的“玄妙之门”？老子说那些形而下的辩证，就是为了说明他的道不需要辩证。他的道不同于人世间所说的道，他的德也不同于人世间所认同的德。他的道连个名称都说不清楚，我们何必乱拿那些实有的东西来与道比附。老子的道，是不能用意去猜度的，更不能用辩证法去辩出个所以然来。

黄先生，不仅通过对哲学的探讨和研究，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和重大的研究成果，维护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而且他更用哲学上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他特有的“创造意识”，提升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面对今日的马列中国及其马列子孙集团而言，真是何其难得！何况黄先生的崭新哲学思想体系已见端倪，独成方家的美好前景已然是光彩耀眼，所以我才会在为这本书写的内容介绍中说﹕

本书是一本“通”书。这么说，不仅是因为“不通”和“未通”的书太多，更因为本书所拥有的哲学的新思想和新意识，是具有创造意义的，是自成一体的，是相当精深而又法乎自然的，是民族的而不是非民族的，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和不薄西方爱中华的。所以本书才既能够跳出三界之外，又能够深入三界之内。如此，这本论述如何才能“通往天人合一之路”的纯哲学专著，才真正有可能引导你“通往天人合一之路”。

不揣浅陋，是为序。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于美国纽约(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书)(//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