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5日讯】网文载，日前中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在东莞作“三纪”教育报告时指出，“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他还提出，领导干部要一防老板、二防女色、三防黄赌毒。祁培文的讲话引起网民热议。

网文称，如今的中国社会，由于“性解放”思潮的潜移默化，人们对婚外情异常地宽容，对“一夜情”毫不避讳，甚至“一个情人没有是废物，两个、三个情人是人物”、“官员没‘小蜜’，生活不甜蜜；‘二奶’没仨俩，生活不潇洒”，“泡妞”成为的商场、官场“攻关”的常用手段，“小蜜”则成为当今“上流社会”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在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谁拥有的情妇多，便说明谁的能耐足，有“成就感”。

于是，一些贪官们不仅比住楼、比汽车、比排场、比气派，也比谁的情人的靓，谁的情人漂亮、谁的情人更年轻，“小蜜”居然成为当今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更有甚者，有的领导到基层视察工作也要带着三陪女，以示“风光”。2000年8月7日，安徽东至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江某去合肥出差，晚上嫖妓因与妓女在价格上发生“冲突”丧命于宾馆之中，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谴责，反而竟享受“因公出差，以身殉职”的待遇，贴讣告，县领导还出席了为他举行的骨灰安葬仪式，财政局的领导还声称，江某“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工作上都是楷模，是一个人民的好干部、好公仆”。

将中国“十贪九色”归咎于“性解放”思潮的潜移默化显然不公道，但将之称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变种”，则可能恰如其分。因为，笔者日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资料，该资料被苏联作为“国家机密”保护了几十年，直到苏联覆亡后，才被“解密”。

据资料介绍，1917年11月7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的一声炮响，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曙光，也迎来了苏联布尔甚维克的男人们“共产共妻”的黄金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布尔甚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实施“共产共妻”制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辉煌一时的前苏联瞬间解体，大量苏联布尔甚维克的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15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甚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10个姑娘。

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甚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甚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深入研究布尔甚维克革命史的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尔甚维克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是布尔甚维克造成的。

布尔甚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革命者的性的全面解放具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另一方面是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1990年第10期的俄国《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该杂志指出，在布尔甚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布尔甚维克性道德的沦丧源于党的这个思想。

1902年，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阶级所排斥。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甚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该城市布尔甚维克组织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的内容：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60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有25个被送往司令部供首长们“革命”，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甚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12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有许多资料表明，当时苏联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这是当时人们对布尔甚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16岁。–由此，笔者想起日前中国法官们新发明的“嫖宿幼女”罪（中国法律对幼女的界定是未满14岁的女性，而法律规定凡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者皆为强奸罪）。而中国法官之所以要在法无明文的情况下发明“嫖宿幼女”罪，无非这些“嫖宿幼女”男人都是官员，类似苏联的“委员”。苏联委员可以“嫖宿”16岁以下的女孩，中国官员当然可以“嫖宿”14岁以下幼女。在苏联委员的“革命”中，当时小于16岁的86.7%的女孩都已不是处女；那么在中国官员的“发展”中，要让“嫖宿”完14岁以下幼女，当然也不是很出奇的事情。当年苏联的“委员”可以用革命的名义强奸妇女，那么如今的中国官员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大搞“十官九色”，情妇一大堆，并且“依法”“嫖宿幼女”，只是苏联布尔甚维克的男人们的革命行为在中国的传承而已。当年苏联布尔甚维克的男人们“共产共妻”，还要主管发放“性公有化”通行证；但如今的中国官员，却省略了这个麻烦，因为国家已经“共产”了，国家财富由官员随意开支挥霍，不受民众监督，用公有税收买“性公有化”，方便而且堂皇。而不受民众和舆论监督的权力，就是中国“性公有化”万能通行证。

其实，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布尔甚维克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对照中国的现实是，95％的贪官都有情人。而那些没有倒台的官员呢？他们的“性公有化”却成为“国家机密”。现在，中国官员用不着“性公有化”通行证，因为用“共产”，什么样的女人都能买到，只是碍于法律，才对“幼女”还有一丁点儿顾及，“性”了，算“嫖宿”；“性”了幼女以上年纪的女人，就是排场和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俄国私生活准则，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难有好工作，存在着好职业和上床相联系的问题。于是，有的漂亮姑娘宁愿选择地下色情业，同样上床，收入可不一样。权力可以和性的占有权画等号，也是“娼盛”的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也非常“娼盛”。可是，中共却在装摸做样地扫黄。其实，扫黄只是针对普通百姓；那些用权力包享娼妓（他们的情妇其实就是娼妓，不过这类娼妓的买主比较固定而已）的官员，又何曾真正被扫？！当然，空头文件与规定，还是有不少。

事实证明，中国“十贪九色”，就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变种。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