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提出了新理论和新概念，是完全走出了旧教条、旧框框的新理论、新概念。

我记得《谁是新中国》出版之后不不久，国内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历史系主任，老教授，就曾在半夜打电话给我说﹕“……你完成了一件大事，而且完成得很好。但这本书祇有你这样不是学历史的人才写得出来。我们这些搞了一辈子历史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只能、也只敢、并已经习惯在框子里面跳舞，是跳不出那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他为我高兴，但话里满含着无奈和辛酸。虽然，我自己明白，论史学的知识和修养，我是没有办法与这位历史学教授和许多专业历史学者们相比的，我大半生爱的是文学，而不是史学；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史论；我是为写历史小说，才研究历史的。

多年之后，当我读到黄先生的这本书时，他在哲学上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和修养，虽然让我错认他是来自国内的一位老哲学教授，晚年到了海外才敢于“离经叛道”，但我心中还是充满着诧异和迷惑。因为他的书，与那个在马列中国横行无忌，早已扭曲了中华人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岂止是泾清渭浊，大相径庭，而且其批判马列的歪理邪说，所依据的，不仅有优秀的东西方传统哲学，更有来自于自身的新理论和新概念。这些新理论和新概念，可以说与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和条条完全风马牛不相接，绝然不像那些就算是在批马列、却仍然是满脑袋马列的人士们。黄先生是一个从没有框框条条而能够自由地思考、研究和写作的人，一个真正的自由思想家，一个因敢于创新而敢于批判的哲学家。所以，真正的出新，便是本书的第一大特色，也是我最深的感慨。

且看黄先生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长期以来争论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悬而未决，在于两者都不了解，当意识一进入到物质表象时，他们就形成辩证关系了。两者都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就形成谁都不能决定谁的局面。

……

意识是运动着的，认识出来的东西，当然是运动的占主导地位而静止的处于被动地位，这时当然是意识决定物质。但唯物主义不承认，而且他们只承认物质是唯一的运动者，而没有承认意识也是运动的。没有意识的运动，怎么会有物质的相对静止，它是相对于什么而说的呢？很明显指的就是意识。唯物辩证法在这里偷偷地把思维运动的特性抹煞了。

……

我之所以用“创造意识”这个新名词而不用“理性”，是我认为“理性”并不是很理性。理性概念显然是用逻辑形式推理、判断出来的。它有它的道理在，但它是意识再创造性的东西，依康德的说法，理念、理想是远离客观实在的，它不是能实证的具体概念，不能实证，我们能说这东西很理性吗？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争论时，常质问有神论者说，你说有上帝，你证明出我看，祂在哪里？祂长得如何？这就是康德四大悖论所说理性无法信任的负荷。我们看到，这个“理性”虽然依照事物的“条理”、概念去进行思考－－推理、判断，但由于加工意识有其再生性，理性又在再生性意识上来完成其理念、概念，这就很难做到完全的“理性”。我将“理性”意识概括为“创造性意识”，是想将一些不是很理性的再生意识囊括进去……”

黄先生在“认识论”这样一个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和新概念，是因为不仅物质是运动的，意识也是运动，意识绝不仅仅只是对物质的反作用，意识还可以再生意识，意识还可以与意识互动而产生新的意识。从而得出﹕所谓的“理性”，也有可能恰恰是“非理性”；被绝对化了的“理性”，更有可能就是绝对的“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就是“非理性”之最典型的例证。因为“理性”，它们不过都是人类的意识，或由意识产生的意识而已，有对，也会有错。这就从基本理论上，否定了所谓的物质决定论。而由黄先生提出的“创造意识”这样一个新概念，就远要比所谓的“理性”这一旧概念准确而又深刻。书中这样的新理论和新概念比比皆是，比如黄先生提出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吾”之哲学观。我在此不过是挂一漏万罢了。(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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