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日讯】“人权最好时期”的背后是什么？据报上说：我国现阶段是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现实却告诉我，那是谎话。就我的遭遇而言，人权就从来没有好过。因为作为一名公民，我没有犯罪，却从来就没有选举权和基本生存权。

1955年8月，我外公因乡人诬陷被捕入狱，不久以反革命罪的名义判刑7年，押往苏州东山采石场劳改。全家居住在上海打浦路271弄6号的9名亲属，在1958年10月被卢湾区五里桥派出所，遣送回老家江苏兴化联合区焦勇乡（现为戴窑镇）劳动。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当地人尚且无以果腹，更无法收留外来人口，因此当地政府拒绝接收9人入户。这9人只得返回上海，借居在亲属家中，靠白铁匠手艺和回收旧货谋生。

1961年，经过不懈的努力，被迁出的亲属总算在派出所重新办理了入户手续。当天9人中的母亲因病未能同去，派出所以其未到场为由只办理了8人的入户手续，同时收回了“户口迁移证明”。等母亲病愈后前往办理户口时，却遭办事人员以“已婚”为由拒绝办理，并威胁再来“吵闹”即将其余8人户口再次迁出。母亲因自已系“反属”，又怕牵连其他亲属，无奈只得返乡谋求入户。当地政府以无“迁移证明”为由拒绝其入户。因子随母走的规定，我们四兄妹也无法落实户口。

那时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没有户口，在城市就没有票证。口粮只能买黑市的，所以永远是野菜和小米煮成一锅，还吃不饱。印象最深的是，收破烂只要收到猪骨头，父亲必须把有残余骨髓的大骨头砸开，把里面的骨髓掏干净，以此作为烧菜的食用油。哪怕是馊的。因为居住的船只老旧，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得回一次兴化修船，因为那里修船便宜。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好几次差点要了我们全家的命。

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小船在穿越长江的时候，恰巧遇上了从武汉下来的大轮船，轮船掀起的浪头宛如瀑布一般灌向小船，一下子就灌了小船半舱江水。母亲在舱中紧搂着我和姐姐，一边哭泣，一边祈祷神灵的保佑。父亲和两个哥哥在船头船尾用脸盆舀水，不时有人落入江中，又顽强地爬上船来。

8岁那年，我到了读书的年龄。上海不让我读书，父母不愿我成为文盲，于是举家返回兴化。靠父亲给生产队做白铁活计换钱换粮。终年的劳累，使父亲很早就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和骨盘突出。白铁活计时有时无，家中永远也吃不饱饭。

有一天，因家中实在无粮，瘦弱的母亲背着我到村上借口粮，在寒风中站立了三个小时后，会计嫌母亲太啰嗦，一把将我们推倒在地，给了一句话：没有户口哪来口粮还。然而身边刚刚借到粮离去的，却是富农的儿子。我因此从小就懂得了一个道理：没有户口身份的人，不如四类份子。为了吃饱饭，每到寒暑假，我都要到上海的亲属家住上一阵子，目的就是能吃几回饱饭。只是苦了舅舅一家，害得他们经常也半饥半饱的。

17岁那年，我为了家里的生计，与哥哥一起外出谋生。到安徽、浙江、江苏等地潜水摸蚌，以此卖给珍珠养殖户换钱。淮河的水深处有20多米，水压很高。我上潜一回就要吐一阵血，居然还没有获利。不得已，只好放弃了这一行当回家。

19岁那年，全家因为农村的土地都分完了。我们没有户口，自然不在有权分地的范围之内。生产队解散了，父亲的白铁活计也没有了。全家只好又回到上海，靠捡破烂，收旧货维持生计1987年我们又回到上海时，家中几乎一无所有。我睡过马路、桥洞，乘风凉又睡到了坟场里，中间一张条凳，头脚枕在坟头上。

如今真北路铜川路那一带已经是很热闹的地方了，可当年乱坟场的景象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后来，父母带了我们四兄妹寄居在上海曹家渡水面的小破船上。父亲做白铁匠，我们几个则到处奔走捡收破烂。夏天，烈日的暴晒，河水的腐臭，几乎使人窒息；冬天，凛冽的北风穿透了单薄的篾席，兄妹四人只好围坐在打满补丁的被子中。艰难地熬着日子。幸好我们遇上了好人，我们才没有被生活的重压压倒。公安所长，水上警长，得知我们一家的遭遇后，免收了我们的管理费、暂住费，使我们能够度过那艰难岁月（愿他们的身体永远健康）。

那时的这些费用，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我依然记得自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处奔走，哪怕一天能赚到几角钱也会兴奋得通宵难眠的。一分一角积蓄起来的钱是不能动的，因为父亲要不断地出门去找政府落实户口，那是要盘缠的。每次看到父亲失望地回到船上，我就知道，钱用完了，户口依然没有着落，这样的场面，我看了几十年。这一切苦难的源泉，只有一个：我没有户口身份，我们没有户口身份，从出生始就没有。我们是中国土地上绝无仅有的“黑人”。后来，兴化当地政府见我们经常被作为“盲流”驱赶回乡，便“违规”为我们办理了临时身份证和空挂户口，但言明不享受任何公民待遇，即没有选举权和经济权。这已经是天大的照顾了，我很感谢他们。

到了1998年，小船终于承载不了太多的重负，破了，烂了，不能修了。我们只好弃船登岸，在租地盖房居住。同时买了一辆卡车跑跑运输。生活开始有了转机。

可惜母亲却没有看到，她在几年前已经因为终身的劳累和心灵的重负去了天国，去世时只有54岁。从出生到去世，她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她至死没有户籍。找上海市公安局找了50年，原来是不理不睬，现在说你有兴化户口了，上海不再管了。

没有任何权利的户口是户口吗？那么倒下来的房子也是房子，那些公仆们为什么不住进去呢？我们兄妹四人至今依然没有正式的户籍。我们没有公民权和基本生存权。我要告诉全国人民，这就是“人权状况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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