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日讯】周先生走了。

周辅成先生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如果活到明年，按虚岁算就是一百岁了。

两个多月前，老友赵越胜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周先生跌倒住院，情况危急。我赶快联系到昔日北大同学、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嘉映，请他代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嘉映去了，回信说周先生病情已经稳定，精神还不错；于心稍安。上周五（5月22日）下午，接到越胜电话，说先生已过世。次日，又接到嘉映来信，并告知追悼会定于四天后举行。我又托嘉映代我为先生献上花篮。事后，收到嘉映发来的追悼会照片，还附有越胜姐姐的话：“顺便转胡平。好几个人跟我说没想到能看到胡平送的花圈，很欣慰。”

见到这句话，我只觉得很歉疚。去国二十余年，我和先生的联系太少了。这二十年来，除了和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外，和其他人联系都很少，主要是怕给对方带来麻烦。相比之下，和周先生的联系还算是多的了。95年8月我去欧洲开会，刚好周先生也正在法国，就住在越胜家里，于是得以相见。那以后，先生给我寄过几次贺年卡，我也给先生寄过几次贺年卡。先生还给我寄了一张在巴黎的照片，背后题有小诗一首，我把它们都发在了《北京之春》杂志上。

记得当年初进北大，我常常进图书馆书库乱翻书。我搜索周先生的著述，先是找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出的《戴震》和《董仲舒》，读后感觉平平；但后来我找到先生在民国期间的一些著述，讲文化，讲思想，其中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很有锋芒，也很有见地。这才知道先生的厉害。早在大学时代，周先生就曾担任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及副主编；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他又辗转四川成都编辑《群众》月刊；不久，他与其挚友唐君毅、牟宗三等合编《理想与文化》期刊，成为当时中国学界一重镇。1940年，周先生发表《哲学大纲》一书， 这是他最早的哲学专著。算起来先生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才不过二三十岁，正所谓锋芒初露，前途不可限量。殊不料其后不久就遇上“解放”，先生的学术生涯便失去光芒。记得有一次在先生家中听课，书桌上摆放着厚厚几大本从海外寄来的唐君毅文集。先生对我们说他和唐君毅是朋友兼同事，“看，他出了这么多书”。我听了忍不住对先生说：“别人写书的时候，你们写思想汇报写检讨，加起来也有这么多了吧。”六四后，周先生接受赵越胜采访，其中一段讲到他自己，“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时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也开始想共产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得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是共产党错了。”

现今不少人有种错觉，以为在49年前，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就很有市场。其实不然。周先生说，当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乔冠华是同窗。那时，只有乔冠华一人读的是马克思主义，还很让他们几个看不上，因为他们都觉得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名堂。周先生读的是康德。他在大学期间写过一篇长文《康德的审美哲学》，是中国最早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文章。再有，我翻到过一本48年或49年出的小册子，里面登有北京（那时叫北平）若干学者教授的联名信，呼吁国民政府力行改革，争取人心。信中有一句说的是，要是等共产党来了，我们就全完了（大意）。署名者有朱光潜等。我拿着这本书给朱光潜的一个弟子看，笑着说：你看你看，你们先生多“反动”啊。

八九学潮乍起，4月21日，北京一批学者作家发表致当局公开信，这是知识界首次表态支持学生。我欣喜地看到其中就有周先生。更难得的是，在六四之后，先生没有沉默。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许良英等45人发表呼唤国内宽容书，提出重评六四，释放思想犯，结束文字狱。周先生的名字赫然列于前排，那年他已经85岁了。像这种活动，周先生还参加过几次。

在周先生给我的贺卡上，常常还写着“问候小王、小魏”。小王是王丹。王丹是北大学生，父母又在北大任教，和周先生关系不同一般，自不待言。小魏是魏京生。周先生和魏京生本无渊源，但魏京生第一次出狱后，周先生就主动与之联系。魏京生来美后对我讲起，那时侯，周先生打电话说要来看望他。魏京生说：老先生八十多岁的人了，我怎么能让他来看我呢。所以我就去看他。到了北大，只见周先生早在大门口等候了。

听王丹说他母亲告诉他，在周先生的悼念会上，北大校级领导居然无一人露面。我想，这诚然是北大的耻辱，但何尝不是先生的光荣。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2009、5、28于纽约

附录：

1、十二月十三之歌

周辅成（北京）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身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1995年 时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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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现年(2005年)95岁。

原载《北京之春》200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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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地采访：北京人眼中的六四

任逸夫

访谈之一

北京某大学著名教授，七十八岁，民盟成员（即周辅成，引者注）。

“六四”之后我讲了四个少见：一届政府昏庸无能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代学子忘我献身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个政党专横残忍到这个程度，少见；一种制度误国误民到这个程度，少见。五月中，学生们都去绝食了。我自己根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要去天安门看我的学生，家人不让去。但我非去不可。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了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作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现在是官逼民反。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季羡林先生，中国的大学问家，世界知名学者，可怎么样？一辈子没离开过书斋的人，五月间也去天安门广场看他学生了。在广场上老泪纵横。我在校园里碰见他，真是神色凄惶，痛心疾首。知识份子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政治犯。我的学生拿来找我，我当仁不让，签名。我已是老朽之人，不能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凭良心，又有许多事情可做。学运期间，多少老知识份子都出面劝政府，差不多全国学术精英异口同声。钱钟书先生从来不问政治，这次也亲自出面呼吁政府。但只因为邓小平一人的面子，共产党一党的私利，硬是罔顾民意。这是真正冒天下之大不韪呀！从前都知道共产党独裁专制，今天更知道它视天下人心、人命如草芥。

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祇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德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作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力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依这个标准，共产党政府就不是一个好政权。我读书做学问几十年来，心中常存一点疑问：为什么共产党建国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人道主义。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又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其中心议题还是反人道主义。六二年，学术界批人道主义，我还出来说话。我说，人道主义是反神道的，有进步意义。一个政府讲人道主义，可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而且，人道主义同中国传统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论语》，其中仅“仁”一字而已。现在想想，真是太天真了。共产党政权的实质是政教合一，其中心意识是神道，而神道离兽道又仅一步之遥。学运前，我正读《布鲁诺传》，学运之后似乎更解其中深意。宗教裁判所就是由神道转入兽道的样板。共产党正是一个大的宗教裁判所。它的意识形态中有自己的圣经，有最高解释权，有异端审判。只是共产党的圣经和教会不一样。教会只有一部圣经，共产党的圣经却总和最高统治者的名字联在一起。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现在的名字是邓小平。而且共产党的圣经是不要原本的。比如，如果邓小平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发生冲突，权威解释一定是援引邓小平，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这就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是讲人道的，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吧？可相反，现在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恰恰是反人道主义的。这说明共产党的理论并无原则，只以当代教宗的信念为转移。不变的只有一点，权力一定要在自己手里。有权在手，才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六四之后，我读报上的文章，实在想不出个词来形容它们。那天，听一个孩子说他的小朋友“你不讲理”。我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不讲理”三个字尽括。

你问民主党派的情况，我可以说，在这次学潮中，民主党派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领袖都公开肯定了学生的民主爱国行动，都呼吁共产党和学生平等对话。这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事。民主党派敢和共产党唱反调。结果怎么样，你也知道了。六四之后，我知道农工民主党里有人被抓，关了几天又放了。在公安局里主要问他农工党在学运中的情况。民盟前几天开会，让大家拥护共产党的屠杀，但在会上唱高调的人不多。有几个人唱高调，但他们不是真正民盟的人，是共产党派驻民盟的，有双重身份。民主党派中共产党派了不少负责搜集情报的假党员。这些人统统归公安局领导。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就有专门机构，负责监视民主党派的活动。这种监视是公开的。所以外面有人骂民主党派骨头软，其实他们不知内情。谁敢当着公安局的面给共产党提意见？

我是经历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对知识份子的监控是共产党做得最仔细，国民党差远了。学生们想让政府能增加教育经费，可你想想，国家这么穷，又要花这么多钱用来监视异端，哪有钱用来办教育？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政党，它可以有不是自己政纲的政纲，可以在最严密的监视下自由活动，可以永远不执政但永远为政权效力。反自由化那阵子，邓小平表扬了费孝通。开会传达文件那天，我和费孝通坐在一起，听统战部的人传达邓的讲话。我和费孝通开玩笑说，祝贺你，小平同志不轻易表扬人的。费老面无喜色，尴尬得很。果然，费孝通事后升了官。这时是做给民主党派看的，只要听共产党的话，你就能升官。共产党做的一点也不掩饰，真像绿林中的山大王。

四十年前，共产党掌权，当时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情，心想中国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时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也开始想共产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得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是共产党错了。想想这些，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六四之后，我们彻底明白了共产党四十年来真是祸国殃民。戒严令颁布之后，青龙桥一带农民带头堵军车。这些工人、农民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只因为觉得事情不公就以肉身阻挡坦克。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多普通老百姓给军人做工作，讲道理明白浅显又意味深长。比我们学校哲学系的教员要强得多。我晚上曾亲眼看见市民自动组织起来，轮流值班。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一位青年工人对我说，军队要真进城杀了学生，这个国家就完了。你看他多有远见。六四之后，我倒比从前更有信心了。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它肯定会复兴的。今天共产党已走到最后关头，因为它全凭暴力支持。古往今来，单凭暴力支持的政府没有长久的。何况信奉暴力的人已都是风烛残年。我想多活几年，看到给这次学运平反，我希望平反和惩罚同时进行。不能让那些帮凶心安理得地继续混日子。我很欣赏以色列人不屈不挠搜捕纳粹战犯的精神。只有让当罚的受罚才有正义。这是一条公理，但大家多不注意，以为宽恕才是人道。其实，宽恕和指认罪行并不矛盾。宽恕的前提是犯罪者已经用良心的刑罚代替了肉体的刑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历史是最后的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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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之春》1990年8月号并收入《中国之春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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