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4日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华盛顿报导)1989年中国政府出动坦克和军队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的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是对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领袖来说，事件仿佛发生在昨天。当年的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给他们各自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印记？
历数当年风云人物
当年的学生领袖，大多数是二十岁左右风华正茂的青年，20年光阴荏苒，如今他们已经进入中年。
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被当局镇压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及戒严部队指挥部宣布“北高联”、“工自联”、“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等均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
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令在全国通缉方励之夫妇、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 首都知识界二十三名知识份子及工人领袖。
人各有志
20年过去了，当年的学运领袖今天的命运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 薪火不息，继续在民运大潮中搏风击浪。第二类，下海经商，翻云高科技，覆雨华尔街。第三类，皈依宗教，传播福音净化世风日下的人心。
除了少数六四民运领袖仍然留在中国大陆之外，目前大部分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和知识份子都流亡在美国，或者辗转来到美国。纽约港外的自由女神百年前张开双臂迎接来自欧洲的受迫害的新教徒，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拥抱了从天安门广场上逃出来的学生领袖以及陆续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思想犯和政治犯。
王丹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丹。
王丹在六四后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是1989年7月2日，后来被判刑4年。1993年2月假释后，中国当局1995年5月再抓王丹，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了他11年徒刑。
在美国政府和民间人权组织的斡旋和呼吁下，中国政府1998年4月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放王丹到美国。
王丹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学位，并且于2008年6月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
王丹今天仍然积极参与海外民运活动，呼吁在全球举行纪念“六四”20周年的活动，让历史不被忘却。
他说：“我想六四的事情，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大事。所以我们希望这次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动，能够做成一个Global的活动，也就是全球性几年活动。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记得20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尤其是中国人，他们连知道自己国家20年前发生了什么都没有权利知道，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柴玲
除了王丹等当年天安门学运领袖今天仍然从事民运之外，也有一些学生领袖到了海外之后，选择了在高科技以及金融等领域发展。
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的柴玲，后来辗转经香港法国逃到美国。
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在波士顿 Bain & Company任职。柴玲1996年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柴玲与天安门广场时的战友封从德离了婚，并与其现在的丈夫共同创办一家网络电脑公司Jenzabar, Inc. 尖子班公司任总裁至今。
据报导，虽然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电脑行业热门不再，但柴玲的公司业绩相当不错，有2000多家美国高校采用了柴玲公司的高校教育网络管理软件。
吾尔开希
吾尔开希是通缉学运领袖名单上的第二位。六四后他先流亡法国，后来到美国，先后在杨百翰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修学习，并与严家其等人共同创立“民主中国阵线”，担任副主席。
在流亡美国期间，吾尔开希认识了赴美留学的台湾女子陈慧玲。之后为了躲避海外民运人士内斗，吾尔开希决定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在台中市定居，与陈慧玲结婚生子。在台湾他成为了电台主播和政治评论家，后投身IT、金融界。
刘刚
刘刚在六四后于河北保定火车站被捕。1991年2月6日，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控以“颠覆罪”，判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他在东北的监狱经常受到毒打和折磨。1995年刑满获释。
1996年经香港流亡到美国。199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电脑硕士后，在纽约华尔街美国花旗银行集团，从事金融工作。最近在香港出版记实小说《天安门，路在何方》。
李禄
在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中，经商最成功的是曾经在广场上举行婚礼的南京大学学生李禄。李禄逃亡到美国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多个学位，并进军华尔街，从事国际金融工作，并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洛杉矶“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任董事长。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导，他是股神巴菲特投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牵线人，拥有比亚迪2.5%的股份。
沉彤
曾任“高自联”常委，对话代表团联合主席的北大学生沉彤，六四事件后逃往日本，后来流亡美国，成为第一个安全脱身的学运领袖。
沉彤抵美后，除了继续读书，还与另一名被通缉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基金会”。到90年代后期，沉彤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商业，并于2000年创办万视科技公司，现有员工45人。
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小企业版曾经发表名为《一个天安门造反者成为资本家》(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的报导。
报导说，沉彤在纽约经营一家软件公司万视科技(VFinity)，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供大学、电视台使用的搜索软件。报导称，该公司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都有分公司。
报导称，中国政府允许沉彤返回北京，条件是不涉入政治活动，但他在北京的活动亦被监视。沉彤接受采访时，对天安门悲剧进行了反思。
沉彤说：“我觉得在当时中国历史情况下的运动，后来我也研究了其它反对运动和比较大的反对运动，以及现代的革命过程，任何一种群众运动，都很难脱离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等等。特别是在89年的情况之下。因为反对运动一方没有有效的领导层。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政治力量。另外，官方也非常非常不理性。因为后来运动发展这么大，超出一开始我们希望推动的这场运动的学生的希望。”
媒体还引述沉彤的话说：“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我们认为民主化和反腐败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成功。”
弃政经商惹来非议
20年前数百上千名学生和北京市民把青春、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天安门广场，而当年的学运领袖有的在美国常春藤名校读书，有的开办高科技网络公司，有的在华尔街叱咤风云，不免引起争议。
不过，有分析指出，尊重个人的选择，是民主精髓的一部分。这些民运领袖出国之后，一举一动都被放到显微镜下高倍放大，当年的言论也被拿出来重新分析审视，使他（她）们受到很大压力。
此外，海外民运山头林立，民运组织之间内讧和中伤也时有所闻，这也是一批当年学生领袖淡出海外民运的原因。
柴玲心中抹不掉的伤痛
虽然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不再从事民运，但是那场运动在他们心目中刻下的印痕，是不会随着岁月而消逝的。
在六四20周年前夕，当年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出席了2009年5月19日在波士顿举行的公民行动集会，并发表了讲话。
柴玲说：“我的好多朋友和同事们都知道，有好多年了，我没有参加民运活动。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呢？是因为我的一个亲爱的战友，方正，当年在89年的过程中，跟我们最后的五千多名天安门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过程中，他的双腿被坦克压断了。他刚刚在最近来到美国，来到旧金山，今天特意地到波士顿支持你们的这个活动。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我特意来，来支持他，也支持你们的这个活动。”
柴玲五月十九号在波士顿参加了由公民力量等海外民运组织联合主办的“六四公民行”行动大会。
柴玲在讲话中，还向与会者回顾了2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
她说：“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场事件了。许多人被打死打残、许多人被捕入狱，许多人被迫流亡海外，他们都在为民主付出代价。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将来你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希望你们也不要忘记六四，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支持在中国为民主和自由，为言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这也是柴玲14年来淡出民运之后，首次就六四事件和民运发表讲话。
张伯笠的奇特人生经历
当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很多广场上的学生领袖流亡海外。他们在流亡过程中，获得各方的帮助，其中遭遇最奇特的是通缉令上第17号人物、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
他在逃亡中，一位东北农村基督徒的热心帮助，在这位学运领袖心目中播下信仰的种子。张伯笠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并且进神学院学习， 现在是弗吉尼亚州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牧师。张伯笠信仰基督教的奇特经历和见证被制作成DVD，广泛流传，为基督教和福音在华人中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张伯笠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当年参加民运，为的是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他认为，中国目前不仅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灵的改变。
他说：“中国不仅需要民主，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我们搞民运这么多年，亲眼看到人心的败坏。当然，如果用民主制度来制衡这些，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并不能从根上来解决。”
张伯笠在六四之后受到中国政府的通缉，逃到黑龙江中苏边境躲藏，后来通过秘密管道逃到香港，并最终辗转来到美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成员。 1993年任民联阵副主席，《中国之春》主编。1995年皈依基督教，并成为牧师。
张伯笠个人阅历丰富，又有当作家的背景，擅长报告文学，他的讲道幽默风趣，富有感情，深受华人基督徒的喜爱。张伯笠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今天他传播基督教，和以前从事民运，相似之处很多。
他说：“相似之处太多了。在广场上，我们所争取的，第一个是公平，第二个是公义。当时我们就是要给胡耀邦讨个公道。但是公平和公义，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人当中是没有公平和公义的。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 现在我信了主了，读了圣经了，传播福音了之后才知道，人权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公平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从六四事件唤醒人们对专制的反对和争取民主来看，这些都是上帝给人的权力。现在我们在传扬福音，传播基督教，只要这个人信了主，肯定这个人就不信共产党了。”
美国军中的华人牧师——熊焱
走上天路历程的还有六四后被关进中国秦城监狱19个月的前北大法律系86级研究生熊焱。他1992年出狱后，从深圳透过秘密管道逃到美国，先后任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民联阵理事。
熊焱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退役后先后在多所神学院就读，获得神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3年美军出兵伊拉克，熊焱以随军牧师的身份，随美军第一装甲师第四旅驻扎在巴格达附近。他所着的《从六四到伊拉克战场：熊焱牧师日记》一书，于六四前夕在香港出版。
投身于宗教——远志明
当年活跃在89民运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中国知识份子，大型政论片《河殇》的撰稿人之一远志明，六四后也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远志明先后流亡香港、巴黎，1990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创办民主中国阵线，主编《民主中国》杂志等。1991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1992年进入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学院，获跨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远志明撰写了多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他还主持制作了的大型电视系列片《神州》等，获得极大的反响。
推动宗教自由——傅希秋
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大学生傅希秋1989年五月从山东前往北京参加民运，并且见证了六三晚上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和屠杀。
这位参加六四的大学生后来也成为基督徒，辗转逃到美国后，在得克萨斯州美国总统布什的老家成立了《对华援助协会》，为中国受宗教迫害者发声，并为其家属提供援助。傅希秋积极筹备参加纪念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活动，策划出版发行“维权诗集”，并担任“六四文化传播协会”顾问。
六四前夕，傅希秋计划和其它后来成为基督徒的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一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祈祷会。
傅希秋说：“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祷告会，能够使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能够对中国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重新进行反思和会议，也是不要忘记历史，同时也希望公义在中国能够得到璋显。”
傅希秋还说，宗教自由，在所有的自由当中, 是排序第一的自由, 如果人的心灵和良心都不能自由, 没有信仰的自由, 根本就谈不上言论表达、结社与出版的自由。
傅希秋表示他目前主要从这一领域推动宗教信仰自由和法治在中国实现。
观察家指出， 傅希秋的“对话援助协会”是直接关注中国家庭教会被迫害，推动中国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督教组织。
基督教迅速传播令人深思
虽然二十年来每逢六四，都要纪念中国的这个“国殇日”，今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政权似乎更加强大，流落异邦的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能够回国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
然而，正如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所感叹的那样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物欲的横流，道德的沦丧，信仰的真空，也为基督教的普及和成长形成的一块沃土吗。
基督教在六四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借着六四历史的伤口，使得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和无数中国人皈向了基督，彻底放弃了对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这可能是主张六四屠杀的中共元老们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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