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宿事件》是尔冬升筹备10年的电影,这部费尽心思的作品,找来吴彦祖、徐静蕾、范冰冰,符合港产合拍片“内地主角要占到三分之一”的相关规定,但最终因为片中的诸多暴力元素,未能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不能在内地上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不愿“北上”而固守本地的香港导演,尔冬升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电影,而是整个香港电影。2009年,香港没有一部真正香港投资的电影,各家公司放了一年的长假。这样的现实让尔冬升很沮丧: “香港电影,从创意到投资,导演到演员,制作到发行,每个环节都有病。类似血压高、糖尿病,不治不会马上死,但反正你早晚会死。”
香港的弱势文化心理
记者:你为什么不愿意妥协进内地?
尔冬升:《新宿事件》能不能在内地上映,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们都不需要去送审,自己就知道有问题……再加上剪完那个版,支离破碎了,我觉得不行,那就算了,直接就放弃内地,很简单的处理方式。
这个电影的投资方包括中影,我当然想进内地,但我不可能为适应审查制度牺牲作品的完整。像刘德华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剪的内地版,观众完全看不懂。报纸上直接有人写文章骂:“什么烂东西都可以拿金像奖。”
记者:怎么看待香港电影进内地的得与失?
尔冬升:其实吴思远的功劳最大,他一直跟中联办、新华社很多部门在谈。反过来讲,合拍片不光对香港电影有好处,内地电影业也得到了好处。我们以前刚和内地接触的时候,一起开会,那些内地导演觉得:香港导演怎么对市场这么熟悉。那时候,很多导演还是厂里人,根本不考虑商业回收,拷贝卖多少个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内地完全和香港一样了,还出现了民营和个体户,变化很大。
记者:你说“香港人现在的文化心理是一个弱势的心理”,为什么?
尔冬升:只是一个感觉。从前,香港人是比较骄傲的心态,现在,大家都觉得香港人比较憨厚了(笑)。你在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合拍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以前香港人拍内地,《深港旗兵》啊,然后就是《过埠新娘》啊,《表姐》啊,把内地人拍成土包子一样。现在影片中有钱的是谁啊?没有香港人,都是内地的。你不觉得从电影里看,这个角色已经开始改变了吗?电影跟着整个社会改变了。
记者:以前的香港导演土生土长,非常熟悉这种市民的心理,所以能够拍出所谓“香港味道”的电影。现在,这种环境改变、人的心态也改变的情况下,就你观察,香港导演对于和内地合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尔冬升:肯定是在摸索之中。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在发展中,内地现在还是在发展的,它每天改变得太多了。比方说,剧本审查到戏的审查,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审查方面反而不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应内地观众的审美需要。我叫一个内地导演带了一套他小学跟中学的教科书给我,我要看一看,研究一下内地的审美需要。
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你学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追回来的。比如,冯小刚的喜剧,你把剧本给我我都不会拍,因为我不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像《忘不了》、《新不了情》这种爱情戏,没问题,因为全世界一样的。如果是生活上的东西,我就碰都没法碰,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太大。
内地不要重复香港误区
记者:这次两岸三地导演开会,侯孝贤带领十位年轻导演来香港,你怎么看待台湾电影的崛起?
尔冬升:我觉得他们复出也是因为有一个内地市场在。很现实的,现在内地正式开放跟台湾可以合拍片了,对台湾电影来说就多了一个市场。
台湾的新电影,我看了若干部。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监制制度,所以它在美术、创意上是很有活力的,但是电影的故事完整性还是有问题,有时前面拍得很好,但是到后面结尾,好像怎么都延续不下去。
台湾电影低潮那么久,我告诉你,要等另外一批年轻人长大才行。因为之前放弃你的那帮观众是不会再看的了。你要五六年时间,才会有另一批新的观众出来。
记者:不用考虑扶植新导演吗?
尔冬升:因为老的那一批早晚会淘汰。你看韩国,垮了那么久,它多快就到了一个高峰!现在垮得又多快!它跟现在的台湾,跟内地,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台湾电影现在累积到某个程度了,这么多年轻人一起进来,很扎眼。
记者:我看这次长虹和学者两家公司投的两部电影,一个是朱延平在做,另外一个是王晶在做,都是当年的那种传统运作制度。
尔冬升:这些片商,把香港电影搞垮,他们是出了很大的力的。所以我跟内地很多朋友讲,你们做电影,有那么好的市场,你们就别那么急功近利,走香港走过的道路。
我的剧本一样遇到这个问题了:哇,这个明星好,或者还要用谁谁谁。已经在点菜了。我试过拍桌子,我想说算了,你们不投没关系,我把这个拿到日本,我找角川,我找韩国,把它拍成日本片、韩国片,我不拍华语片了。
即使政府支持贴租金,但还要有发行商支持你,那个电影给你上才行。对发行商来讲,你贴我租金我还不愿意呢,我上王晶的戏,卖钱啊,这个是现实。你别跟我讲什么品质,什么是艺术,不要跟我讲。
但是如果所有都是艺术片、都不卖钱的话,那些投资人也会很快就退走的,也会有问题的。
记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很蓬勃的香港电影死掉的?
尔冬升:我觉得有很多原因。香港最蓬勃的时候,台湾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一部戏可以两千万港币买走的嘛。所以后期片商就开始点菜,这部电影:刘德华加谁我就给多少钱,有点像点菜。现在其实内地也在做这个事情。
我就说学得快嘛。现在内地,上片的时候:什么演员,牵涉到那些影院有没有信心给你好的档期,他们不看剧本的。就好像重新走一次香港电影的历程,历史重演啊。其实历史永远重复的。我常劝他们说,你一定要理解整个行业,稍微看宽一点历史,不要太焦虑。这个行业里面,因为它有金钱、权力,利益那么多,其实跟政治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一样的。美国人就说,政界是长得难看一点的娱乐界嘛。
我不“北上”
记者:你怎么看陈可辛拍《投名状》,陈嘉上拍《画皮》,徐克拍《女人不坏》?
尔冬升:都是为市场嘛。徐克反而会尝试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因为他很喜欢北京。他受不了香港了,他比我怒火还多。他找不到人跟他认真地去谈电影,他喜欢的文艺上的东西,都没有人跟他谈。所有的人都跟他谈市场。起码现在在北京,他的朋友会很多。
记者:《女人不坏》中,他拍了北京的地下摇滚圈,那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基础。
尔冬升:徐克这个人我很佩服他。包括陈可辛等其他人,我们想很多,是市场上的,取悦观众,取悦老板。我们是铜臭的——我不能代表陈可辛啊(笑),虽然他也跟我差不多。我们老在谈钱。徐克没有那么在意这一点。你跟徐克谈,他不会跟你讲钱的。我到他家,我跟他喝酒,他从来不会讲这个戏要卖多少钱。徐克除了在讲这个电影之外,他在科技上有特别的追求,有时候就好像——科学家、发明家。
之前每次开电影方面的会,我们谈的全部是市场跟商业题材。我就说,我们也可以研究探讨一些其他有用的嘛,比方说香港与内地文化上为什么差异那么大;再比如对电影对白的要求,为什么香港人的剧本在内地会被笑场等等,我们是不是来研讨一下?为什么《海角七号》我们看不懂?我在台湾念过小学,念过三年,我常去台湾,我都搞不清它现在为什么老百姓跟警察之间的关系会这样,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我说我们找一天谈谈这个吧,别老“市场”了。
记者:你觉得电影圈里徐克最纯粹?
尔冬升:拍了那么多年戏,我老觉得,暂时来讲,只有徐克跟许鞍华两个是拿电影当生命的。他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异是,我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到50岁之后,我不想为了电影把这个大世界里的其他东西放弃,因为我觉得电影也是一个工作而已,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不想放弃别的东西。我不能老在家里面看Discovery看怎样旅游,就好像去过了,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旅行是我最大的一个意愿,这整个世界你要看一看,太多地方还没去呢。
记者:陈可辛在北京开了工作室,很多导演也北上发展。你会考虑吗?比如昨天跟麦兆辉庄文强聊,他们都有个感觉,前一代的导演顾虑更多,因为港片擅长的东西没法拍,所以会焦虑。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他们会变通,会减肥,会想办法把内地的衣服穿上去。
尔冬升:实际上有点难度,那个过程确实比较痛苦。我还没看到一部非常精彩的内地的警匪片,但不代表警匪片就一定要拍得像《旺角黑夜》那样上不了。
记者:你适应过吗?感受如何?
尔冬升:有困难。在内地,警匪这个概念就不像在香港那么简单。碰到过很多问题,从剧本开始到道具枪,都是问题。因为我们的枪是跟美国的那个制度一样的,它是真枪,但把枪管封掉了,你不能再把它打开了。它是有执照的,连机关枪都是真枪。你光枪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每个题材牵涉到什么部门就要给什么部门看的嘛。那些人,他们也对电影完全不了解,你要给他审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一部警匪片,你如果反复地描写罪犯的心态——好看嘛,bad man里面最好看的就是他的心态了,那就可能通不过,因为里面很多东西犯忌,很难通过。那如果故事简单一点,就光是像成龙那样打斗,把坏人抓掉打死就算了,有时也不行,可能公安局看了会说:哎,我们警察没有这样的,你怎么这么翻跟斗什么的,又有问题。所以我总结是对电影看得太重要了,电影其实没那么重要。
记者:大家看电影的心态太认真。
尔冬升:太认真,而且观众也是把电影看得太像一回事。我老觉得我很怕,我其实就拍部电影,我自己首先要好玩,我喜欢拍。我拍一个电影,突然间你把我弄成学术一样,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所以《投名状》拍到陈可辛崩溃。这种戏我就不太敢碰,很累啊。
记者:像《三少爷的剑》这种,会不会加入一些时代背景?
尔冬升:其实古龙的东西很时代的,他根本写的就是一个大都会里面的东西。我跟他也认识的,他写当年的台北,台北那些黑社会啊什么的,就像江湖一样。他里边的人性很现代的。像《三少爷的剑》就没有压力,它有原著的。如果自己编剧,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拿捏不准
记者:《旺角黑夜》里的张柏芝,原来是一个大陆妹,后来你把她改成了马来西亚妹。
尔冬升:当时就是送审的一个技巧。有一个导演冲着我讲:你懂吗?我们现在拍的电影是理想中的社会。
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沟通,现在也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摸得准,没有人会拿捏。《新宿事件》那种戏,我告诉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不能上,关系很好的时候也不能上。这种戏没有人拿捏得准。
电影局的官员,也不了解。电影局对香港电影,一直是开明的态度。要不然,怎么可能有些电影想都没想,它最后会通过了。
记者:比如说《门徒》?
尔冬升:《门徒》没事。写毒品没事,我在内地的报纸、杂志上面,看了多少写这个毒品的文章,连数据都出来——海洛因吸毒人数全球增长最高的地方。国家肯定也焦虑得不得了,所以它肯定会看你这个电影有没有美化。
这就是《门徒》里很有风险的地方了。张静初讲这个毒品,她语言中觉得它很美丽,但是你要拍出来让观众觉得“哇!它真恐怖啊!不能碰这个东西”。
另外,暴力的东西要小心,这个是确实会影响小孩的,你可以说我保守,它对未成年的青少年确实有负面作用的。张静初死掉的那一下,没那个劲头不行的,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的恐怖拍出来,那个效果就不行了。
审查有松紧,什么叫“松”跟“紧”?有些其实我们知道,有法令和条例,但法令写得很虚,有些条例也不是法律。比方说有规定说“床戏不超过15秒”,《门徒》里面不是有一场张静初勾引吴彦祖吗?15秒。香港版那个比较长。15秒从哪里算?张静初走过去,坐到他的身上开始数?15秒,不够。我说,前面不算吧?肯定要等她讲完那句对白才算吧,我后面也没有15秒那么长。好,过了。15秒。我就给吴彦祖说,没有办法,就15秒。
所以我跟方平说,已经累积那么多经验,我们就干脆在香港搞一个公司专门帮人送审吧。
记者:《早熟》没问题吧?
尔冬升:有,《早熟》是最麻烦的。他们审查的时候一愣一愣,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想不到人家外面老师、家长的的反应会怎么样。我在去成都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人问我,你是不是鼓励年轻人早婚早育啊,我当时就愣了。
我看到一个医生写的文章,他说在深圳,是全中国年轻人堕胎最多、早产婴儿最多、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我去深圳拍戏的时候,那些医生说,整个深圳,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很奇怪,很多香港学校借《门徒》那个戏,连监狱都借。警察反毒部门来借,我说这些资料都是我从你们那里拿的,问人问出来的。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有画面。但《早熟》是学校借去最多的。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那种问题也永远都会存在。我年轻的时候看美国片,有一个《两小无猜》,拍的是更小的学生怀孕,这不是新鲜事情,不是我原创的东西,其实每年都有发生这种事情。你到美国中学里面看,大着肚子上学的,14岁的中学生都有。
记者:所以,还是吴宇森简单,拍《赤壁》。
尔冬升:《赤壁》啊,《投名状》啊,都比较简单。拿一个大的题材先把你们震住,然后你们就买票吧。而且是一个可以宣传炒作的话题。想在《赤壁》里看到健全的历史观,起码要拍个60集。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乌力斯 选稿:王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