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7日讯】【编者按】曾任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姜维平先生，因在1999年6月到9月期间写了批评当时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文章，被薄熙来编织罪名，于2000年12月被中国大连国安局逮捕。2002年，姜维平被以涉嫌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8年，后减刑为6年。2009年2月，加拿大联邦公民、移民部暨多元文化部部长肯尼（Jason Kenny）为姜维平签发了部长特许签证，姜得以来到加拿大与妻女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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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少年时代即有一个梦想，做一个著名媒体的记者，但那是在1966年，当时我10岁，正身处腥风血雨的文革动乱之中。我最崇拜的媒体是《人民日报》与《大连日报》。后来在1982年，即在我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我幸运地被分配到《大连日报》文艺副刊工作，我做了记者兼编辑。后在1987年调新华社大连支社，90年代初又调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工作，总之我经过多年的努力，把少年时代玫瑰色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可能是中国仅有的具有上述三个不同媒体工作经验与资历的记者，一个是大连基层的小报，一个是国家级名牌通讯社，一个是境外的大报。但不论如何，都无一不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记者并非无冕之王。我少年时代的玫瑰色中原本应当不存在专制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2009年2日4月移居多伦多之前，我没有真正地实现我的梦想。

不过我不后悔，虽然我结束了18年的党报记者生涯，并饱受了5年零1个月的铁窗之苦，但我毕竟为新闻自由奋斗过，毕竟用自已的笔，真实地表现了底层百姓的生活，披露了东北高官的贪腐恶行，为了实现我真正的梦想呐喊过，追求过，我深感欣慰。

1991年我冒昧地写信给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刘再明自荐，亦始于这种天真的梦想。当时我在深圳旅行，在大连老乡创办的一家餐厅墙上看到这张总部设在香港，但在大陆有十几个记者站的著名报纸。我想像它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媒体，我并把自已的少年之梦与其连在一起，但1993年我真的应聘到了该报东北办工作后不久，我才恍然大悟：它同样不过是共产党在香港及海外所设的一个宣传阵地而已。然而即便如此，在人们观念落后、信息封闭的90年代初期，在东北一个城市大连，筹建一个境外的媒体的分支机构，亦是石破天惊之举。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把盖有香港《文汇报》公章的公文，递交给大连外经贸委相关部门注册审批时，那个女性工作人员以为该报是反动报纸，立即惊恐地请示上级，而且此后以双重身份与我谈话、与我接触的秘密特工不下10人。这说明，在中共一党独裁统治下新闻媒体记者的处境是何等尬尴，政府是多么恐惧香港及海外媒体的记者！香港《文汇报》东北办的成立，是中共官员矛盾心理的产物，一方面他们拟通过海外媒体宣传自已招商引资，一方面又害怕记者正视现实向境外揭丑。这个巨大的社会痛苦，是由中共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经济而又拒绝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我个人的命运与悲剧诠释了这一观点。

由于大连市公安局在当地第一个给我办理了多次往返港澳的通行证，我持有这个证件，可以奔走在资本主义的香港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我有机会把这种一国两制的生存环境加以比较，两种价值观亦发生了碰撞。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新闻自由更重要，翻阅香港街头公开叫卖的《前哨》等杂志，我读到不同于国内媒体青一色粉饰现实的文章，听到了不同的然而是真实的声音，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为什么国内12亿人口，56个民族，不可以有不同观点的存在，为什么生活中充满矛盾，底层弱势群体有冤屈与诉求，但记者不能真实表达？难道我只能用谎言换取物质生活而虚度一生？我为此痛苦地思索了很久。虽然，我按照《前哨》杂志上刊登的电话与地址，主动去拜访了社长刘达文先生，但撰写与投稿还是犹豫与推迟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约在1998年，有两件事的发生震动了我的灵魂。有一次我应约去见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与省长张国光，主要目的是报导辽宁省国企改革情况。从大连驱车300多公里，进入省城沈阳要穿过一条位于市区的铁路，我驾驶的汽车在轨道附近受阻，原来数以百计的下岗工人，为了抗议厂长的贪腐与企业的变卖而卧轨求诉，他们说，阻断铁路才能让北京铁道部以至江泽民知道他们的困境，只要知道了就能为咱们工人讲话。由此我想起以前在大学党史课的教堂上听到的故事，我还看到文革中的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去安源干什么？是因为那里的矿工和现在卧轨抗议的工人一样饥寒交迫，为什么共产党有了权，也像资本家一样不关心工人的疾苦？……我后来见了省里领导，但他们都大讲国企改革的成绩与大好形势，一概回避这一敏感问题。我还受到省委宣传部外宣处官员的委婉的警告，当然香港《文汇报》只能刊发赞扬他们的专访，并满是溢美之辞。

另外一次突发事件情况更为严重，它激起的心底的波澜，至今还在忆想之中拍打我的思索。当我正与东北大庆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谈话时，我们所在的办公楼却被大庆毛巾厂的100多个失业工人愤怒地围困。工人们拉起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的文字诉求很筒单：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高呼的口号是：打倒贪腐的厂长！原来，企业转型，对外合资，外商要精减人员，工人们不知何处去求职。市委门前的警察封堵了入囗，我们只能从后门走出，但工人们看到我手中的相机，就欣喜若狂地大喊：记者，记者，仿佛是见了救世主。然而，我们听过他们焦虑的诉求之后，即使撰写了稿件，也无处发表，香港《文汇报》只能刊登我们肯定与赞美大庆官员的文章，这令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除了向香港非亲中的报刊投稿，别无它途。

虽然，中国宪法上明明写有言论自由的条款，毛泽东也讲过言者无罪，但这都是谎言，中国刑法中设有与之矛盾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款，还有建国以来多如牛毛的文字狱，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残暴与伪善。这已给香港文汇报投下了巨大阴影，所以它不得不自律。报社领导刘永碧多次警告我不能给其它报刊投稿，否则将承担严重后果。不过那时我过高地估计了中共地方官员的阶级觉悟，我还认为他们原本代表工人阶级，会理解我批评他们的良苦用心，并天真地相信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够接受我温情批判的善意，与理性客观的文字代言，并为我做主。为防万一，我使用与变换了不同的笔名，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在《前哨》与《开放》等香港杂志发表了多篇纪实调查报导，一方面我以《马向东澳门赌输3000万》、《薄熙来专制下大连市民叫苦连天》、《薄熙来抓廉政抓小放大》等为题，无情地揭露了东北官员的贪腐与伪善的恶行，一方面又以《黑龙江民谣示民意》为题，真实地表达了东北底层百姓的困苦状况与两极分化的社会危险趋势。当时，我想像的最不好的结果，可能是被报社辞退，失去他们为我配备的高挡房车与可观的薪水奖金等等，或许还会坐牢，但我义无反顾，因为我想一个社会的进步，总是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付出代价，努力地去一点点地推动，特别是对待像中国这样具有5000年封建传统的大国，别无它法。虽然一两篇文章，声音太小，作用不大，但会有更多的人汇入我的声海，就可能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我想起了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等人，备受鼓舞。但是我估计官方会因为调查等司法程序，而不得不延后行动，而此间我仍然会不间断地刊发文章，继续发出我自已的声音。我刚刚找到了一点点无冕之王的感觉……

然而不幸，中共秘密警察的技术手段不为常人所知，它的效率极高。原来，早在1982年我走进报社大楼，成为一名党报记者那天开始，我就已经处于一种严密的被监控的视线之中。于是2000年12月4日，在大连一个风雪弥漫的阴冷的早晨，在我寓所附近的停车埸上，我忽然被8名便衣特工粗暴地绑架，其现埸指挥者便是被我批评的大连市长薄熙来的秘书车克民，此人时任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随后我被秘密押往中国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海军基地，70年代末车书记曾在那里当兵，我并非军人，但他们为了对外封锁信息，逼我闭嘴，无所顾忌，无视法律，无所不用其极。从此我的党报记者生涯结束了。我想起报社一位老记者的话，六四期间香港《文汇报》因为同情学生，不服从李鹏的指令而开了报纸天窗，在头版只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但1997年我首次见到当时已被撤职的老报人，社长李子诵时，他脸上虽然笑容满面，但已是老态龙钟。我知道他心中还深存隐痛。现在我这种不公平的遭遇是他、刘锐绍、程翔等香港《文汇报》良心记者命运的延续，这个悲剧还在上演……伴随着我的是一间没有暖气的阴冷斗室，一只日夜不停地吼叫的高大狼狗，三个持枪的士兵与狱卒及一个被白雪几乎掩埋了的营房小院。刺骨的寒风袭击着我的心脏。我不再是无冕之王，我成了21世纪中国新闻界第一个因言获罪的囚徒。

2009年6月19月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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