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3日讯】一九五七年清华大学是怎样将我按《标准》错划成右派的呢？请看我2000年3月18日给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信。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您好：

2000年3月3日给二位的信想必已收到。3月13日给张老师打的电话，再次申明我的观点。（1978）55号文件，不能解决我提的全部问题。3月3日的信已阐述我的全部理由。但3日的信中我已表明我将写一份回忆材料—1957年清华大学是怎样将我按标准错划成“右派”的。（其中如有虚假不实处，愿以头颅，生命做保，听任处之。）

一、关于我的家庭

按解放初期，农村划分成分时，我家庭为佃中农。（自家有部分生产资料，同时租佃地主的土地，我父亲又给地主打长工）。我父亲兄弟四个，祖父母1960年我在狱中时去世，我母亲早逝，全家25口人，我祖上三代没有会写自己名字的人，直至八代宗亲。我的家族，宗亲全是穷苦农民，靠打长工维持生活。没有为官、做匪、帮凶、走狗、汉奸之类的人。解放了同全国人民一样，翻身份土地，开始过温饱的生活。

日寇投降后（1945年）我的家乡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和解放军你来我走老百姓谓之拉据阶段，到1948年彻底的解放建立人民政权。

45-47年期间胡匪遍地，明抢明夺。为了保护自家仅有的几头牲畜，卖掉一匹马，买一支枪，买枪的第二天早晨，蒙古自治军（共产党领导的）占领了我的家乡，从此这支枪就深藏地下。

二、密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我1948年冬天密密的加入青年团。介绍人叫刘玉林（他既不是我的同村人，也不是同族。）发展青年团组织的人，是当时彰武县第八区工作队队长—孙占芳。当时我也是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是儿童团的任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壮大，政府在各地创建了学校。我也就入学，从小学、初中。1953年考入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限于家庭经济条件，未能入高中。

在中专我担任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为了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组织交心。因而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向校团委组织部长高菊隐（女）说清我家藏有枪支的问题。1956年毕业分配到清华后，又向党组织交入党申请书，同时继续说清枪支的问题。直到将我按标准错划成“右派”后，清华和地方联系起出枪支。枪支问题可能是清华党委副书记胡键假设而不求证说我家不是地主也是富农的主要原因。（后面我还要说这个问题。）

三、我是怎样按标准错划成“右派”的。

1956年时工程物理系，是新设科系。又是保密的。到该系工作的人员，政治上要求高。我在中专时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党的积极分子，我们学校有四个分配到清华按政审我分配到工程物理系做实验员。从此我就在齐荟荃的领导下做实验的准备工作，这时我兼任职工团支部书记工作。

1956年8月到清华大学，56年年终总结时被评为优良工作者。

1957年春季，党向全国发出正风的号召。清华掀起帮助党正风的高潮，白天工作，晚上开会到十点左右，身为团支部书记的我，掌握会场，启发和号召团员和青年发言，自己也得带头发言。在此期间，当时和以后40多年的时间自查自检，我没有一丝一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行为和文章。更没有大小会主持批斗我的人要深挖的反党动机和目地。反右斗争开始初期，我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大约7月份的一个晚上，系里通知我开会。会场横幅标语上写出着“批右派分子刘凤麟大会”。从此我这个老儿童团的团长，建国前的老青年团员，清华大学1956年度的优良工作者，就成了大小会批斗的“右派”。

56年时的工程物理系，人员是很少的，职工也更少，每次参加批斗我的人，最多也超不过二十几个人。因为我没有任何批的东西。所以开会时只是口号声、声讨声、遣责声，主持者叫着叫我交待“反党反社会主动机和目地”。我无可交待，只有不言不说话，自然我成了“态度十分恶劣”的右派。

受指使的批斗会主持者，在我身上找不到一丝一点的右派依据，李质兰只好泡制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她（李质兰）趁我不在宿舍的机会，偷偷地收查我的床辅，竟在批斗我的会上说：在我的床头上我写“右派、万岁”几个，并声称，已经叫我擦掉。我当场反问：“既然已经叫我擦掉，你们怎能看得见，这纯属是无中生有，蓄意污陷”。我不免大笑。这样的反问他们能放过我吗？“态度十分恶劣”能有我的好下场吗？

批斗在进行着。无穷无尽的检讨，虽达不到主持者要的目地，依然是写个没完。几十页的检讨书，自我挖掘根源，我的家庭，我的社会关系，我个人出身更是纯纯洁洁，清清白白，而不只是清楚。但其中有一件，在我的检讨材料中。批斗的主持者，得到给我定罪的依据。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7年社会主义陈营发生一连串的事件：（1）赫鲁哓夫批判斯大林。（2）匈波事件。（3）苏联出兵捷克和匈牙利等。当时中央为解释和表明中国的态度，各级首长到高等学府作报告、讲演。到清华做报告的是薄一波。地点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报告中，会场不断有人用纸条提问题。传到台上请解答。我也写一个纸条问：“列宁早已宣布取消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什么？苏联至今通过伊犁条约和爱辉条约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伊犁河以西大面积土地不归还中国”，这样的问题是无法解答的。条子传到台上蒋南翔看过后塞进衣袋，没给薄一波。这件事情被批斗会的主持者定性为反苏。写在我的定案书上。

大家都知道，58-62年仅五年的时间，中苏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一评二评直八评、九评的论述，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面目全非的展现在世人面前”。珍宝岛的炮声，向世人宣布老大哥也是个侵略者。五年前仅以历史事件为由（且又仅仅是报告会上一个小低条的提问，一无影响，二无后果）定为“反苏”的“右派”定性者的根据又在那里，他们的伎俩是多么的荒唐、无知和不择手段，害人的狼心，是多么狠毒。五年前仅以历史事件发问定性的“反苏”者，态度自然是“十分恶劣”其下场是没好的。——强制投入监狱。

另一件事是原党委付书记胡键之流自上（党委）到下（工程物理系）就是指示工程物理系定我为右派的根由。我中专毕业分配到清华大学住进第九宿舍，当时住在第八、九宿舍的人，全是实验员和练习生。这两栋二层楼，是通道式，每间住四个人。间与间之间没有门筒式相通，没有桌椅，每人只有一张床，生活和学习极不方便。有一次开资（工资）的第二天早晨，宿舍发生被小偷盗窃的案件。事情是物理实验室的一个练习生，将九宿舍人的衣服趁人们睡着之机，盗出去，将钱偷光，因为宿舍没有门，大筒道式，无法防备。我身为团支部书记，大家推我三个人到党委要求改变一下居住条件，会见我们的是党委付书记胡键，当即他问我们“是团员吗？”回答是。我还回答我是支部书记。胡键说：“这次正风是和风细雨，出问题是要负责任的。”我们要求将八、九两宿舍隔断开，装上门，没有出轨的地方。（后来，反右一开始这两个宿舍就进行了改装。）胡键完全是为在实验员这一群人中，抓住一只鸡，杀鸡给猴看，将我推进毁灭的深渊。

反右斗争的高潮过后，进入向党交心阶段，对我的批斗，也进入结尾要定性，下结论签字的过程。给我定性签字批斗会进行两次。

第一次口号声，声讨声之后，轮到我在个人意见栏内签名，我的签字是：“我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请党看我以后的行动”，送到党委大约五六天之后，系里又找我开会。这次的批斗声，声讨者，并带有责骂声，要比暴雨狂风猛烈千百倍。会议的主持者李质兰叫我重新签字。说我第一次签字不老实，不认罪。我当即反问说：“个人意见，就是我自己的意见，我自己写的为什么不行，请告诉我怎么签！”主持者说：“只能写同意”，我说：“好吧！第一次要告诉我，何必叫您们斗第二回事，多累呀！”接着我在定案书上写上“同意”二字，哼着歌曲走出会场。只能写“同意”二字是胡键之流定的格式，因为他明明知道按标准将一个不是“右派”的青年划成“右派”，他心中是有鬼的，强制你签上“同意”二字，这是他最终要达到的目地。可见握着权力的人，他要正人的时候，是多么下流，多么不择手段。

胡键是什么样的党委付书记呢？请看下面这一事实。

我代表八、九两宿舍的实验员和练习生，改变一下居住条件，保护财物不再被小偷盗窃，正风期间在党委会见过一次胡键，他就借助党委付书记的权力，自上而下的将我划成“右派”，指示工程物理系职工无情的批斗，无材料，编造泡制材料进行无休止的迫害，直到投入监狱。

在阶梯教室最后的一次批斗会上，胡键在总结时说：“刘凤麟之所以是右派，他的家庭不是地主也是富农。”这就是胡键划我右派的依据。当时我表态时是这样说的：“身为清华大学的党委付书记此时此刻，对我的家庭成分还在假设，说什么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的老家彰武县还通火车，为什么不去调查，这种假设而不求证的做法和心态，我不明白，是在干什么？我无法接受，告诉你我家是中农，关于我是不是“右派”问题，在这里我只能说，我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历史会做出结论的，让我们共同等待历史作结论，作判决吧！”我又微笑着走出会场。这样强有力据理的反击，面对着握有权力伪君子等待我的下场只能是强行送进专政机关——公安局，劳改队。

四十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五大摆正依法治国，决心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治国方略和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还在吃这颗苦果（390元的收入无法生存）所以我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的提出我的理由和依据，讨个符合人性法理的解决和处理。

再简单的重申清华大学人事处用（1978）55号文件解释和处理我的问题，不能接受的理由，（第三封信阐述的理由不再重复）。

1、1957年时国家就已经有1954年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清华违背宪法。

2、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是对划右派的界定，就是说不是随意，无根据的随意正人，必须按标准对待每一个人。标准没错。清华又违背标准正错人。

3、保留介职，又不恢复公职，而遗送农村，又违背——《处理的规定》不属55号文件——就地安置——的范围。

4、（1978）55号文件是当时的国情，党中央为了救这批人出台的。不要忘了在55号文件之前还有个45号文件（还是40号我记不清了）当时的国情是：

１国家处于拨乱反正时期。２什么是真理的标准讨论还没有开始。３两个“凡是”还没有彻底的批判和放弃。４“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涉及。５文化大革命没彻底否定。６人权两个字更是禁用的文字符号。７依法治国的方略还没有提出来。８文革致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国家有困难。９等待或急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太多，也就是历史的欠账太多，国家还来不及制定的过细。十改正的人都回原单位一时还无法解决，等等。我理解，我体谅，按清华人事处回函的要求，我又向前看了二十年，二十年的今天，清华人事处还是老口径，我无法接受。以下还有两个问题，有必要再重申一下。

1、请问全国55万2千8百23人右派都是“按标准属于错划”的吗？比如“教授治校”和“花丛小语”的作者。

2、这55万2千8百23人，都教养了吗？我知道清华算我只有三人和判刑10年1人。（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劳改了，吃、住、劳在一起）只有我是无情节无言论的小小的中专生，那三人都是本科大学生。

今天我回忆一下为什么会强制教养我呢？不外乎以下几点：

1、被当时的批斗会主持者和付书记胡键认为“态度十分恶劣”。强加的罪名，自己想都没想过的反党动机和目的，怎能交待出他们满意的结论，特别是无中生有的泡制事实和胡键大胆假设而不求证的存心，正常人能没有反抗的表现和心态吗？自然态度就好不了。所以也只有最坏的下场。

2、对付书记胡键大胆假设的反击，他一个参加党委会，握有大权的人怎能放过我这小的连一只蚂蚁不如的中专生。杀掉我他都可以做到的。

3、自上而下的划我右派，组织人批斗，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的真实写照。欲加罪者又正是握有大权的胡键呢？批斗的主持者当然是百倍的为他效忠。

江泽民主席说：“现在我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好的时期。”请现在的清华大学各位尊敬的领导和各位先生、女士，本着法理的因果关系，对我现在的处境给关照和同情，就是依一个慈善心解决一下情理之中的问题。390元两个老而不死的人实在是无法生存，（造成我这样穷困潦倒一生的人是清华大学）否则近70岁的老朽以一个多病的身躯再三的申明理由是做不出来的。因为我现在不是二十年前，更不是四十年前，已经要死了，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原清华大学致使穷困潦倒的老朽
刘凤林
2000年3月8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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