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访苏归来后，江清曾经问过孙维世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也会有人问，也许江青就是要了解毛访苏的情况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孙没有回答江的提问是不是因此就可能导致对她后来那么残酷的报复？而在一些文革史料里面。都把孙这次拒绝回答江的提问作为被整死的开启，可见这次提问的实质，远非中苏国际间的某些问题那么容易引起江极度关注。

江青和孙维世的关系素来不错，据金山回忆，1946年江青曾经亲热的问过孙：“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孙不知江所云，江青戏谑的称呼孙是“草包”，江还亲口对孙说：“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

四十年代的江青给孙写过很多信，可是这种通信的方式很快就在五十年代绝迹。然而，即便是这样，江青在孙的婚礼上仍旧跑来，送上一份厚礼，同时还不忘跟孙热烙的扯上几句。江真正的发迹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江还远没有后来那么面目狰狞。所以，还是让我们从孙“通天”的背景上寻找答案吧。

孙维世的“通天”本领在当年就有不少人为之艳羡。据介绍，孙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可随意到中央领导人家里做客，还可以带人去中南海参观，还可以吃上一顿两顿便饭。（参看《话剧皇帝－金山传》276页）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更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居住地，可谓禁地森严，内中等级分明。

像陈伯达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作为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只能居住在中南海乙区，而窗台上的花盆也要按照级别摆放，比如陈家里的窗台只能摆放四盆，毛的窗台则能摆放八盆。不管这个记述是否属实，中南海的规格之高却是举世无双的。（后来八十年代曾经短暂的开放部分地区供民众参观，但不久又关闭如前。）

面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属于最高领地的地方，孙不过是一个县团级的干部，何以能随意出入呢？显然来自于她不俗的背景。都知道孙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我们也知道周夫妇在党内是一向以严于律己著称的，而且这种律己甚至有些苛刻。

周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周特地关照部长曾山要给周恩寿定低级、工资向低标准靠拢。邓颖超作为女同志中的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周仍旧要压下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至于周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周的生前没有额外的沾上一点“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依据这个情况看，周是没有理由在妻子、弟弟、侄女之外凭空给一个干女儿如此惹眼的特权，这不但不符合周一贯的作为，也不符合实际。

如此看来，孙的这个”特权”只能来自于另外的领导人，而摆在周之上的主要领导人屈指可数，尤其是和孙维世熟悉的更是一望便知。

金山回忆过，孙在1949年12月起的那次随毛在苏期间，和毛有过大量的合影，这说明孙与毛之间并不陌生，孙不仅有着和江青交往的历史，和毛也有交往的历史，只不过这段历史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予以述及，不准备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的啰嗦，因为查考历史最重证据。

还是继续谈谈孙维世的“通天”背景。

金山在《莫将血恨付秋风》一文中披露，康生曾经在五十年代给孙写过信，而且是长信。信的内容据金山说那就是“对封建文艺做了疯狂的吹捧”。

都知道，康生在五十年代郁郁不得志，正是他一生“养望”的时期，这时候的康在党内地位甚至不如陈伯达。也就是在这时，注意到康放下当年渲赫一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架子，倾心和一些人密切交往，这里面比较突出的就是他和田家英的过从。

三联书店出版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对田与康的交往做过描述：“20世纪50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乐事于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田。康生差人仔细将书每页拓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在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康体”补了118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体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找到了感觉。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细明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

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中共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这或是康在泡病号的几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东西。 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康不断地把自己的“杰作”送给田，有其亲书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镌的座右铭刻，有时还做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一次，康患感冒，卧床不起，告凡有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田购得一幅金农的字，打电话给康，他一听马上坐了起来。”

康生当然不会平白无故的交结田，因为在五十年代（除却1959年后），田在毛身边是相当走红的秘书，他的言行有时甚至左右毛的意见，康厚结田的醉翁之意还是在渐渐恢复他在毛记忆中他的“亮点”。所以，一旦在田失宠后，康生与田的交往也就结束了。

诚如《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两个人关系发生微妙转变是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那时毛正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田家英，以致半年不和田说一句话。而康生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活跃起来，已重新获得毛赏识。康“审时度势”，判定田的仕途走到了尽头。这从他写给田的对联中可看出–“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打这以后田便再也没有收到康写给他或送给他的东西了。”

由此可见康和田的来往，并非他康真的愿意与田保持师友的名义，也并非酷好金石乃至忘我。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田的地位侧面的打动毛。一俟田不具备这样的资格，那么在康的视野中也就很快消失。上面那段文字中透露的时间是1962年，也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已然给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重新走回政治舞台，他也就更不需要走下坡路的田了。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康写给孙的长信难道是为了巴结周吗？当然不是。

在整个五十年代，周恩来在政治上始终处于受压的地位。五十年代初，高饶事件发作之前，毛有意把斗争的矛头再度指向周。毛指责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根据毛这一指示，周亲笔签发了1953年3月24日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

周原来负责的政府系统工作除了外事方面还由周作主外，其他的都划归给他人，其中高岗担过来的部委就有八个之多，包括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部。高岗所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故有“经济内阁”的外号。而高从延安时期就是毛的亲信，当年跟随高的工作人员承认，高在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早就有人向毛做过汇报反映，但都被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1958 年的南宁会议，又成了毛专批周的斗争会，在力平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中的362页中明确的写道：“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能够感到。‧‧‧‧‧但如果直接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对抗。

因此，周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婉的提出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虽然事后毛不得不做点表面文章假意挽留周继续留任，可周则必须再进行一次不得已的痛苦自诬。

周的秘书范若愚回忆道：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

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份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从上述范的这段回忆，清楚的看到周在那种大背景下的无奈与痛楚，毛对其凌逼之甚于此可见。试想，周处在这样一个境地中，康会借助孙维世来结好周吗？不仅范如此回忆，周秉德在她的专著《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专门引用了一个周起草的请示报告，为了一个水库的事宜，周不得不向彭真做汇报请示，以周1956年八届中共中央副主席，历史上的最高三人团的首脑之一的地位竟然沦落到此，康难道不知吗？以康的精明、势利，他会如何对待周，岂不是明摆着的？就算不落井下石，可也不至于格外巴结周吧？

周颇有自知之明，他对王稼祥说过，他就适合干跑龙套的工作，当不了主角。而洞察党内风云变幻的康生宁可巴结田，也不会主动示好周，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至少在五十年代如此。（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康更加把不用巴结周了）

金山说康生在给孙维世的信中对封建文艺进行疯狂的吹捧，虽只有这么一句，可也说明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说明了康交结孙的程度。

都知道康生此人虽然十恶不赦，可也颇有些真才实学，例如他在书法、金石方面的造诣，完全可以说得上党内独步，关于这一点，康本人也当仁不让。据知情者说，康曾经在背后议论过毛的书法，他认为毛的书法根本不属于上乘，充其量不过是在势道一处下了点功夫，言外之意相当明显。

康生的这个学问毛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几次公开的对康的本领加以赞赏，他评价党内几个文化方面的专才，其中还把康与董必武并列。而党内一些大秀才也不在康法眼之内，例如他根本瞧不起胡乔木、陈伯达，他还给陈起了一个外号，称他们是毛身边的书呆子、不达时务，特别是他对陈的评价后来不幸言中。

在康休养期间，登门拜访专门就学问请教康的党内著名秀才不在少数，像邓拓就是其中一位，邓不但和康切磋学问，还把康请到家中赏玩古董，以致于邓自杀后，康明确告诉有关部门在查抄家时候务必要手下留情，也就是要把邓自己的古玩如数的转交给他康收存。

在康而言，能和他畅谈古今文化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者党内寥寥可数，而今他居然屈尊就驾给一个年纪不过三十岁上下的小字辈的孙写去长信大谈什么封建文艺的得失，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所在吗？

康这么做的结果和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要结好孙维世，结好孙目的则是利用孙去结好一个更大的、更有来头、更能左右他未来政治命运的重金属。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党内，康刻意维护和交结的女人无外乎江青、叶群，男性不过是毛、刘、林三人。而这五个人无一不是对康前途命运起到关键作用的，那么孙呢？为什么康对孙如此垂青呢？

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对话起因又是什么呢？是江心血来潮吗？为什么江要在孙这件事上拉上叶垫背呢？

都知道，在历史上林彪曾经追求过孙，虽然未果，可林对孙印象一直不错。而就在孙的丈夫金山失踪之后，孙投告无门的情况下，第二时间里想到了林。她给去信请求林的援助，这封信落在了叶手中，而且也被江得知。

下面我们不妨多说几句叶群其人。叶群在孙这件事上应该本能就不会有什么好感，叶晋身之道大抵和江类似，所以，越是这样她们才会对有可能的雷同的情况或者人物倍加注意。叶权欲熏心的伎俩不但破坏大局，而且还顺带着把林家父子送进万劫不复，她那个自作聪明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三点看法（林办秘书于运深回忆那是叶主意）彻底给毛整垮林提供了口头依据。但是，在孙件事上公正的说，叶不需要负有什么责任。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叶群的为人问题。林办秘书张云生以亲身接触曾经评价叶虽然比较坏，可到底比起江来还是要强，至少能和身边人做到好合好散。换言之，叶毒程度逊于江。这里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薛明的境遇，谁都知道在延安时期，薛曾经对叶群的历史做过揭发，深惹林彪、叶不快，成为后来林贺交恶的一个侧重点，即便是这样，叶后来并没有把薛明置之于死地使得其有了劫后余生。相比江弄死王莹、章泯、囚禁秦桂贞这些绝决的做法显然有些区别。

江青在知道孙求助毛家湾的同时很快赶到叶那里，提出了“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里既有警告毛家湾的动机，也有把叶绑在她自己战车上的起因。

去年，我们走访一个曾经参加过孙维世专案的“三种人”，他叫王××，他虽然不是孙专案的核心人物，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一些孙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而且提供的两个点比较值得关注，或许也是开启孙冤狱的一把钥匙。

王 × ×说：“孙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 1968年）。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

我有一次还问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呢？孙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

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就指这件事说孙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解释为什么。”

这个回忆，第一，告诉我们，孙被押入监狱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于死地，而且王××用这个蹂躏想必大家也该清楚，狭义上蹂躏对于一个女囚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江青漫骂孙的理由。第三，孙的惨死。

江青分别在1962年、1964年两次拉拢过孙，她要孙帮助她整理话剧，孙没答应不说，还对江杰作《杜鹃山》表示特殊的沉默。孙从大庆回来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江拉拢孙未果的情况下，在江看来又添新恨。

孙死状很惨，《话剧皇帝－金山传》中记载，孙死时遍体鳞伤、赤身裸体。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顺便多说两句，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互联网上介绍孙的冤狱多数使用一丝不挂这个词，我个人认为不够严肃，有故意闹噱头的意思在内。据王××自己说，孙死时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冤狱的黑暗所在。

是什么原因导致让江如此的仇视孙呢？是什么原因是让江暗示可以用一切非人类的手段处理孙呢？

对照一下王莹、章泯的死就会有个侧面的回应，王因为争演赛金花一事开罪江，章因过去和江同居的历史而急于被灭口，这两个人的死亡是江直接插手过问的，也就是说在江亲手弄死的对象中，真正属于“路线分歧、政策分歧”的几乎等于零，而最让江恨恨不止的恰恰是私人之间矛盾乃至仇隙。所以，孙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如是看。

但是，仅凭这个孙专案成员的口述就可以断定孙案仅限于挟私报复吗？目前，几乎所有教科书包括金山的回忆文章似乎都在强调这个印象，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在挟私报复的烟幕下没有掩盖着另外一种更为逼真的倾向或者预谋吗？

两种版本的《金山传》都在告诉一个情节，那就是当孙泱（孙的兄长）、金出事以后，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四处求人，力图解救亲人于危难之间，他们除向中央军委写信以外，就是给当时中央文革也就是江青写信求救。这件事揭示什么问题呢？它至少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江对孙出事之前最后一次去见毛的定位不准确。

孙维世不是江青、叶群一流，本身没有厚黑的本领，她在情急之中找到江足以说明她最后一次去见毛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觐见，假如像江诬蔑的那样，孙何能给江写信？但是，目前披露孙最后一次去见毛的情节只有这位专案成员，江是不是真的了解孙去见毛的详情，不得而知。

原中央警卫局邬吉成在回忆录中记载，江未得毛允准的前提下是不能随意见毛的，而且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其实不仅江，亲属包括邵华、毛岸青、李讷、李敏、张文秋等人都不能随意觐见毛，即便是见毛，也需要事前被告知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当然，江不在此列，因为她一旦见毛，不该说的也常常要说。不过，只要是毛不准备让江知道的，一般没有人敢对外泄漏半个字。

在孙被捕之前，孙泱（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曾任朱德秘书）已被整死。孙的死显然不是矛头对准孙的，因为打倒一个孙不需要这么一个特大铺垫，这点作为孙泱的首长朱德看的很清楚。朱曾经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

朱德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受到逐渐有目的、有步骤的政治打压不是没有来由的，在庐山会议期间，朱一发言就被毛指责为隔靴搔痒，而后，毛还质问朱是不是在会上举了半个手的问题。由庐山批彭引发的军委扩大会议，朱更成了被炮轰的重点，林彪等人不断给朱上纲，这里不禁要问，如果没人指使，林何能对朱如此开炮？林点名批评朱，还宣称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又把当年在江西的旧账重新翻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朱反对毛的历史证据。

10月，经毛批准，中央将朱的检讨印发党内。

朱德生平最为讨厌个人崇拜，对日益被掀起的个人崇拜狂潮嗤之以鼻，毛非常不满，据李维汉回忆，1964年，毛批评朱说，此人一听反个人崇拜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孙泱的死应该说和打击朱有着密切的关联。

孙泱遇难前后，朱曾经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周同样的这句话还在武汉7.20事件中提及过，保健医生张佐良做了忠实的回顾，不过，张这个回顾并不见于在国内出版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而是见载于在香港出版的《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孙泱何许人也？周能不知道？但是，以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仍旧无法对孙泱的生死作出明确的表态，而在周的内心深处，当然比较朱要清楚，那些来冲着孙来的人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

江青在毛面前告周的状说：“我们层层烧荒，他（周）却处处灭火。”毛说：“他一贯如此。”

孙维世的材料送达江青处，江把有关的信件资料烧毁，却保留了一张周接见孙他们大庆剧团的一张合影，江青拿着这张照片找到周说：“这下子罪证找到了。”周看后默默无语。

孙维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3月22日，周在公开场合下喊出“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以及公开赞扬江的话，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吧？

文章的开头中曾经这样写到过：江青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有人突发奇想，要是把这段对话中的一位主人公换成另外一个人呢？效果会是如何？

×××和江青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当然，这种话是否存在，首先还是要看历史事实。

有一件事值得反复琢磨，那就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历次和毛作对的人都没有逃脱劫难，而和江有过过节的人也经常横遭不测。总之，得罪这对夫妻的人在文革中鲜有幸免者。

现在，看看江青拉拢孙几段谈话就可窥知内中的奥妙所在。

1963年，江对孙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鹃山），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江又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抓话剧。”孙说：“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江说：“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

1964年，江对孙说：“维世，你拍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孙敷衍了事。

江青对话剧的印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其实只要稍通文革史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著名的“独立王国”论的原创作者是谁。江找孙谈话，虽然仅限于话剧样板戏，可来头之大却是孙没有料到的。而江谈话的宗旨也并非独创，而是另有高人的指点。

孙维世没有细想内中的缘由，在孙从大庆归来后，按照孙专案的人员回忆，孙回京后去见了毛，谈的话题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涉及文艺界的话题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除了文艺界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任务呢？

然而，孙并没有从这次谈话中获得新的转机，倒是危机步步逼进，从这个结果看，此次谈话大约也不够理想。

夫妻二人两次出面，孙都没有理解或者说没有执行，其令人悻恼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都知道江青抓样板戏的背后绝不是揭示文艺界那么简单，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预谋，即以海罢事件为例（海瑞罢官简称海罢），江事前找过李希凡，李不敢接，此后才选定姚文元。而海罢事件的幕后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不难猜想的吧？那么这次话剧界的打破缺口从孙这里入手，后台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一样的吧？

孙拒绝了一个前台指挥，又绝决了一个后台老板，这起政治事故比较五十年代的出访事件远要说明孙立场，这样一个立场的人应该何去何从呢？似乎田家英的下场已经说明了问题。

在文革里江青点名要整垮的电影演员中王莹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不过，王在遭到非人待遇后身体处于半瘫痪状态下还在1973年11月被批准入院治疗，只不过这种治疗的效果几乎等于零，所以，王最后没有能够自救，但是，仍旧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所以，目前通行的说法s 王含冤而死却并非孙的惨死可等量齐观的。

另外一个意外的插足孙事件的李立三也在文革中莫名其妙的“选择”了“自杀”，李不过是在孙这件事上澄清了一个事实真相而已，却因此遭到围攻，李死后，法医鉴定报告里连死者的身高、体重都搞错了，难怪李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始终质疑李是否死于自杀，按照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的观察，举凡在文革中所谓自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属于他杀包括胁迫自杀。

王莹、章泯都是江青必欲致其于死地的人，而遭受的折磨却远不是孙维世可比，孙入狱仅有半年的光景就给活活弄死，可见，如果江是仅仅是出于泄愤将孙弄死，理由却也不够充分，至少力度不够。孙的死只有和政治上的最大黑幕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才是露出冰山一角.

孙至今离世已经差不多四十年，而死亡的全部真相仍旧没有权威的披露，这起文革中最大的政治谋杀案之一的背后，所昭示的黑幕远非今天我们能够想像和理解的，其元凶可以说至今逍遥法外。

孙死前对妹妹孙新世说过一句话：“江青最坏”，我想孙想要说的可能远不及此，而就是这句话在文革中也已经大逆不道，能让一个文弱的女性在生命的尽头说出这样的话，同时其所能够解读出来的内容不是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了吗？

金山在《莫将血恨付秋风》一文中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出国的事情–“王顾左右而言它”，”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历史诚然不是京夫子的艺术演绎，却也容不得亲尊者讳饰。

其实，以当时中苏的友盟、以江青的地位，按照曾志的回忆，江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以此前此后苏联六年四次以第一夫人的高规格接治江的殷勤，当时还会有什么对于她非知不可、乃至小女子翻译耿耿一生的“党和国家机密”呢？

以康生的老谋深算，他投孙万言以长谈文艺，难道会仅仅因为这姐妹是艺术知音，或当过一阵能涉入”党和国家高级机密”的翻译？

孙维世是处处事事、公公私私都疏离避让着江的，应该说康不会不知道。也许正因为他洞然那疏离更深处的一切，才不但依然“凑”近孙，而且“凑”得更热络，更亲切、更艺术、更屈尊吧。

四十年翘盼解密，终于宁可相信：越是关键的专案材料，怕是越是毁得差不多了。与其说金山在解释，不如说他在掩饰？同一问题穿越时空又遭遇“王顾左右而言它”：前是新婚的妻子本人，后是苟活的丈夫，都在讳伪证真–都在为极权及其体制或至尊至亲者讳以避不测，都在欲盖弥彰着女人们最微妙的过敏，都在流布与加剧着一种传闻，一种疑惑，一种权势峰巅上女人的妒与恨。

来源：凯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