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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意时代”高速来临(2)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30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 主持人:我们今天谈的是“网络民意时代”高速来临。

我们刚刚提到中国媒体的一个现象,我拿我自己个人来讲,当时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看华文的新闻,台湾的新闻播报的都是台湾的乱象,每天打开都是播议会里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社会上有什么乱象。政府这个地方做得不好,那个地方做得不对。

但是中国大陆的新闻一看,好像各地感觉都是非常非常好,报的都是这样的情况。然后,你待久了就知道这其中的蹊跷。

美国的媒体就像您刚刚讲的,比如我们今天看到说奥巴马当了总统,他腾出伊利诺州议员的缺,拿出来卖等等。就说媒体似乎一天到晚都去抓这种不对的事情。政府官员这种权贵做的什么不对劲的事,它尽量把你挖出来。中国大陆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次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您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持续下去?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从原来什么都不敢说,发展到现在已经敢说了?



Internet Bar:国际互联网研究机构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互联网已成为密切社会关系最重要的工具,虚拟的网络社群正在取代传统的地理社群。然而中共在网络封锁信息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自由民主国家所难以想像的。专家认为,对网络信息的封锁,将阻碍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图为北京的一家网咖,中国上网人数已经超过一亿。(AFP/Getty Image)

杰森:就是这样,中国也出现了媒体这样一个行业。历史上没有网络,没有自由媒体存在的时候,所有的平面媒体完全都是党的喉舌,特别像人民日报或者地方上的党报,这些报纸几乎完全是党给它钱,然后它做为党的喉舌来教育群众,而且群众也是单方面接受信息,没有反馈的渠道,最多关起门来骂两句。媒体它就单纯是共产党发声的一个工具。

现在进入网络时代了,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当然照样还是有平面媒体,但是平面媒体互相竞争很厉害,它要争广告,因为有读者群才会有广告,所以很多媒体都已经推上了市场了。而网站有观众浏览的这种压力,你有浏览量就有你的广告的价值。当媒体进入市场商品以后,吸引读者已经变成媒体本身的任务。

你可以看到媒体在中共这种压力下有两个分化,中共一方面没有改变它历史上的调子:媒体是党的喉舌,这是中共自己承认的;媒体要起导向作用,这是中共自己说的。与此同时,特别是那种独立的媒体网站,又面临着经济生存的问题,养它的是读者,养它的是百姓。

所以,媒体一方面在中国这个党造成的黑社会里头,得听黑社会老大的,另一方面,它的食物又来自老百姓,它就在这个过程中打擦边球。打擦边球的办法,往往就是在党还没有给它下指示的时候,去抓一个新闻热点,然后报出来这个新闻热点。其实在中国社会的新闻热点,往往就是对于中共谎言的揭穿。

当然,刚才横河也谈到了,中共的省一级或者省一级以上,你绝对不可能乱报党领导的私生活的。但像地方上的事情,比如地方监狱出点小事,地方官员出点小事,往往就报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络上的事情,它涉及的只是地方芝麻豆那种小的行政官员,或者说地方上一个恶霸、一个富豪,像杭州撞车的事,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富人,他本身没有很明显的权势,就是这样,媒体才有机会打擦边球,把它哄炒成一个新闻热点。

主持人:谈到媒体以外,现在老百姓兴起了网络民意,您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我们讲邓贵大的案子,它有什么样的条件让老百姓选这个案子,我们知道,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事情发生?这几个案子被网络上挑了出来,然后把它炒热了,有些什么样特殊的条件让这些案子跑出来?

横河:我想第一个条件是,在同一个案子里面,这个是比较恶劣的。第二是,被迫害的人,也就是被损害了利益的人,他的行动有特殊性。邓玉娇的这个案子,因为她持刀反抗,而且地方官员的表现又是非常愚蠢,所以就一步步的走到了这一步。这是一种能够成为网络上被炒热的条件。

还有当官的处理这件事情,给出的解释实在太荒唐了。你像九江看守所死了一个武汉人,所长就介绍说,这个人是做恶梦死的。人家后来发现死的那个人脑门上有淤青,可能是打的,就问他,他脑子上淤青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一个监守的人打麻将、打牌赌钱的时候,那个人输掉了,被人家弹脑门。所以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词叫“弹脑门,恶梦死”。

它要有极其荒唐的理由,而这种理由是一般人想不出来的,就跟刚开始讲的“俯卧撑”这类是一样的。这种极其荒唐的理由,使得的网络上制造出一个名词来,非常容易的一下就传遍了。这事件连同新创造出来的名词,像“欺实马”这一类的,它都造出了词,就把这事件很快的传播开来了。

这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并没有触及到中共的统治,在网络上也没有来得及在一开始就加以封锁,因为网络它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封锁,百分之百封锁你就不要网络了,你也不要媒体了。

媒体除了正面的宣传党的主要政策方针和报导领导人的工作以外,它有很大的部分必须要求生存。在很大部分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最容易吸引人的,就是社会万象。社会万象里面没有人能够事先控制,哪一个你能说、哪一个你不能说,当然它会有大概的规定。

每一次出事的时候,都是在最不可能出事的地方,而且是最不可能被炒作的地方,冒出来了,同时具备这么几个条件,很快的就可以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还有就是借助某一个重大事件。像三聚氰胺事件,后来就带出来一个早期揭发三聚氰胺的而坐牢的高松林。这事件被注意到是因为他太太在外面坚持不懈的为他鸣冤叫屈。他被判了徒刑以后,他所揭发的这件事情,被三聚氰胺事件重新翻出来了。当时他揭发的是饲料工业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他坐了牢,而他的事情在这种情况被翻了出来,后来当然他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原因都是那些坐在房间里面制定政策的人想不到的。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这几个浮在台面上的,被网民曝光出来的重大案例,我们觉得这个现象是可喜可贺。至少说第一个,老百姓似乎都喜欢去追求真相,他对于官方的报导都有一定的怀疑程度。另外他也敢于对政府说“不”。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这么几个案子下来以后,所谓的“网络民意”对于中共官方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案子来分析一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们可不可以谈一下?

杰森:整体回顾一下,事实上我们要从去年“俯卧撑事件”,也就是贵州瓮安县的当地老百姓跟警察冲突的事件,最终这个事情是被中共硬压下去了,抓了一批人说是黑社会份子,说是十几个黑社会份子煽动了整个县十几万的群众去攻击党的政府机关,最后那个事情被压下去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程中,像云南晋宁“躲猫猫”的事情,基本上是把一个官员给撤了,撤了以后,还发了一个布告说以后要严厉打击狱霸。我们可以看到它把问题转移到了地方官员不够认真,然后犯罪分子特别恶毒,最后转到说跟党没有关系,说党是比较“英明”的。

邓玉娇的事情,它处理起来应该是非常简单直接的,但是中共内部目前来看有两派:一方面公安部是极其的强硬,它不愿意任何老百姓敢于跟中共官员说个“不”字。哪怕这个官员要强奸这个女的,女的都不能动刀,只要你敢动刀,那么就一定要杀你。事实上它要建立党对老百姓这种绝对的权威性。所以有一派中共官员,特别是公安部这样的官员,它就定性说不能放过邓玉娇,这一次一定要把她办了,它怕再出现像杨佳这样的事情。

现在中共的一些媒体,包括中共对外的一些新闻媒体,甚至还希望政府这一次冷静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中共媒体竟然说这个话?你可以看到在中共官员里头,也许有个别官员觉得这事跟党从来没有关系,也许可以向老百姓让一步,让老百姓平息一下民愤。

这是党的内部还没有做出统一决定的时候,也会出现媒体持续有一个曝光的时间差概念在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归根结柢,任何一个事情如果最终能引发老百姓对中共本身执政合法性的质问,对于中共本身最本质的质问,那么这个事是绝对不可能爆发出来的。



7月20日,自由之家、法轮功之友、和法轮大法学会等组织联合在美国国会西草坪举行公众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尤其是最近曝光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恶行,同时呼吁制止中共暴政,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丽莎 摄)





王维林挡坦克 《时代》周刊把“王维林”列为世纪伟人,只因他只身勇挡坦克车队。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现在又在那里。1989-6-5(图片由全球纪念“六四”委员会提供。)

为什么中共镇压法轮功10年了?为什么法轮功这个事一直无法在网络上成为热点?六四事件,20年了,马上就快六四了,中共网上就没有出现任何这样的热点?这个事情从根本上来说,因为有人会质疑中共目前的高层官员,或者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等等,所以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可能报出来的。

甚至执政者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它可以把任何敢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打到受伤、打到住院,连这种事情都不能曝光出来。所以这整个事情,如果有网络民意的话,其实也是中共给的一个极小的空间,你在这个空间中展现你所谓的“网络民意”,炒得热热闹闹,其实还是在中共的监控之下。

主持人:接着杰森博士的分析,今天我们制作组刚好在纽约的街头采访了两位路人。我们看路人对于网络民意能够对政府造成怎样的制约?我们听听看他们怎么讲。

(采访开始)

路人 某女士:我觉得也是凶多吉少吧!我感觉不会很乐观,除非有奇迹出现。虽然网民大家都很支持她。我个人觉得如果中共开了个先例,对她按照公正审理的话,会有太多人都要依法办事了,所以我觉得不会开这个先例,我认为并不会很乐观。

路人 某先生:当地的官员或者是公安机关,或者是法律机关,会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案子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采访结束)

主持人:我们刚才听了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我想请问一下横河先生,我们看到在网络上,老百姓能够表达他的民意,他有这个发言权,跟他实际去参与后面的比如实际上要办案了,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系统,老百姓的发言权跟参与权或参政权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横河:目前仅仅是限制在网络里面的一点发言权,离真正参与还差得很远,它的结果完全是取决于随机的,跟它的舆论要求不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最近大家认为比较成功的案子是王帅。

王帅曾经揭发当地占地的事情,后来被跨省追捕。现在“跨省追捕”变成名词了。你到网上到处可以看见“谢绝跨省追捕”。“跨省追捕”这词就是从王帅这里来的。因为这件事情,他被关了8天,他事先就交代别人说如果我失踪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他们抓起来了。事情一曝光,最后当地的公安还专程到上海向他道歉。但是你要注意到一点,王帅揭发的事情可没有处理,只是处理了抓他的这一部分,实际上他想解决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杰森:很多网民得到的结论是:我以后再也不敢揭发这样的事了!无论如何,被关8天都不是好事。

横河:对,这是一个。王帅的事件后来又揭出来另外一个人的事件,就是鄂尔多斯的吴保全。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当时也是揭发当地的市委书记卖地或者强占土地这一类的事情,结果他被判1年。判1年以后他就上诉,一上诉之后说态度不好,判2年。

王帅那事情出来以后,有人就把这件事情重新翻出来了,这件事情能不能翻过来,还是个问题。即使翻过来了,能不能解决他所揭发的那件事情,还差得太远。所以几乎没有看到过在网络上揭发了以后,有过他所揭发的这件事情得到处理的。仅仅能够看到极少数得到处理的是,他本身揭发以后受到的打击迫害,这是不同的。参与权是完全没有的。

在西方社会并不是说参与就能影响到判决,是因为他的法律系统本身是独立的,所以他的判决相对来说,本来就比较公正。网民的舆论,用不着对他施加影响。在中国邓玉娇事件,现在办案的是巴东警方,巴东警方和这些地方官员是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所以他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明显的就已经带了偏见。

一开始,有人就分析了,巴东警方从一开始就带了偏见,他们先把邓玉娇抓起来了,而把涉嫌强奸的人,放到医院里面去养病。这就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网络民意能够落实到真正能解决事情,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们刚才讲的,在一个被曝光的案件后面,可能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案子,即使把这个案子解决了,不影响其他的案子。

孙志刚被打死的案子,当时的网络民意也是沸腾得不得了,最后把收容制度取消,但是你要看到,在司法体系外,惩罚性的非法拘禁的两大体系仍然存在:劳教体系和戒毒体系仍然存在。它们照样可以把原来该送去收容的人送到戒毒所去,你用不着是吸毒的也可以送进去。

为什么取消收容体制,是因为它还有其他同样的类似体制能够取代,如果没有的话,它绝对不会去取消。像劳教制度现在没有取代的东西,它就坚决不取消,不管你怎么说都没有用。要想让这些案子真正得到公正处理的话,目前我是看不出有这样的迹象。

杰森: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很多网民事实上是按西方的司法概念去说,有人说,中国网民目前尽可能的想用强烈的网络舆论影响司法,好像这样子不太好吧!有人说,现在中国用人肉搜索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觉得他们是把西方健全独立的司法体制的环境,把这样一个概念搬到中国了,如果说中国有独立的司法体制,有独立的不受中共控制的媒体,我说中国存在的人肉搜索是错的,中国存在大量曝光别人私生活,甚至在法律没有定性的情况下,你就去把这个做这样的称呼,我说这样是错的。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你根本就不可能按照西方这样的理念来讨论这样的问题,你一定得承认目前在中国,人肉搜索对于贪官的这种制约力;你一定得承认目前整个的媒体中,一些事情的大量曝光,对于很多像邓贵大这样的淫官的这种震慑力。某种意义上得从正面的看,在中共目前畸形统治下,中国网民看似幼稚的网络行为是有它的积极存在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共把中国网民逼上了这样一个梁山。

主持人:他们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值得我们鼓励的。我们刚刚讲到,对于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网民把它炒热了以后,可能解决的是这个部分的问题,原来根本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是不是牵扯到网民去关注一个事情,他可能对于事情的持续发展,没有办法真正像一个媒体或是一个司法系统去持续进行,到了某个地方,有了结果以后,他可能又得去关注另外一个事情去了,是有这样的情况。

横河:当邓玉娇的案子很明显的被炒热了以后,杭州的飙车案立刻就冷下去了。实际上杭州的飙车案说起来的话,现在并没有结果,虽然说是批捕了,可是进展怎么样,一点都不知道,同时还有一个封口费的问题,其实还应该继续热下去,但没有热。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能够热、什么不能够热,其实是被完全控制住的。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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