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 : 岂有文章倾社稷 (二)

——看守所札记

荆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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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9日讯】四、审问过程概述(一)

进看守所一个月,有二十多天的时间,都在审问我。审问过程有摄像机对着,进行摄像和录音。因为第一次在审问室审问,我就声明了——“在这种铁门铁窗的环境下,不但精神上很受压抑,也感到不习惯。以后在这种环境下审问,我会拒绝回答任何提问。”因而,后来的审问,就一直改在比较宽敞的医疗室了。

审问过程很漫长,牵涉到不少政治、历史、哲学、信仰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民主人士来说,都属于基本常识,能够形成理解上的默契。但而对他们讲来,却需要我颇费口舌解释许多基本概念,才能让他们有所理解。这些政治鹰犬虽然上了大学,但他们只学到一些党八股和假大空,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花上不少时间,来跟他们进行详细解释。就像是给一班基础很低的学生上课。

在这个“上课”过程中,有时搞的我很烦。于是多次嗤笑他们,“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吹牛屁眼去了?或许是国内的教育体系,只知道灌输马列毛邪说,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他们被我这样嗤笑之后,很不服气地反驳说:“你也没有出国留学嘛,那你是怎样学到这些东西的?”

我于是告诉他们:“我正是对假大空、党八股这一套语言符号系统有所醒悟之后,并在对之进行批判和否定性思考的基础上,才获得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我不能跳出这个‘法西斯语言符号系统’的精神控制,也许我今天也跟你们差不多的……”

这种审问,动辄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全州看守所的警察也对此感到迷惑并感叹——案情怎么这么复杂呀?他们也很好奇,喜欢站在窗下或门外旁听我嬉笑怒骂地跟警方的辩驳。有几个听了之后,反而感叹说:咱们全州要出贵人了……

看守们的这种感叹,说明共产党政权在道义上的全线垮塌——连看管我的看守警官,不但不把我看成罪犯,反而把我看成了“贵人”呢……

旁听过我辩论的看守所的干警们,对我的案件议论纷纷。后来,广西公安厅的那名头头看到这种状况之后,就不许他们去旁听了。每当看到有人站在门外或窗下旁听,他则把手一挥,眼睛狠狠地一瞪。看守所的警官们只好纷纷退去。

上司的粗暴制止,并不能打消看守们的好奇心,很可能强化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有几位看守别出心裁,借在医疗室外窗下的水龙头搓洗衣服的机会,长时间站在那里默默地旁听,并慢慢无声地搓洗那些衣服。而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是借洗衣服的名义来旁听,也不好意思轰他们走了。

由于长时间的审问,常常耽误看守所用餐时间。在我吃了几次冷饭菜之后,肠胃很不舒服。于是要求他们的审问不要耽误我的用餐时间。

后来,遇上长时间审问而耽误了我的用餐时间,审问我的警官就从外面打来快餐,跟我一道用餐。有几次,审问我的警官有聚餐会需要出席,则由全程陪同他们的全州国保科的警察,从看守所的干部食堂中,给我打来热饭菜。

打来的饭食质量,当然要比笼子里的强得多。于是我边用餐边感叹:这才像人吃的饭嘛!

这位大哥还是个大好人的!笼子里面的饭菜,真像猪狗食呢!不是酸菜萝卜,就是豆皮汤,或是白菜叶。清汤寡水,看不到一点油星子。倒在地上,狗都不想闻一下的……

全州国保科的郑警官,他有一次指责我:“想那么复杂的问题干什么。吃饱了撑得没地方消化是不是?对于你的案件,光接待上级领导,就把我们累死了。好好地生活着,多赚点钱把生活搞好点,这才是正理嘛……”我乃回应他说:“那不是生活,仅仅是活着而已。就像鸡一样,整天脑袋一伸一缩,在地上寻找食物。你脑袋里面是不是全是一团浆糊?”

因为这件事,他在外面跟我家兄诉苦说:“你弟弟好怪呢!那天骂我脑袋里面全是一团浆糊,我打了一个好饭给他吃,他就说我是个大好人……”

在我被关在笼子中的时候,遇上一些还不认识我的警察去“查笼”,他们总要点上我的名,把我叫到前面,让他们上下左右看个够之后,然后再吩咐同一笼子中的其他嫌疑犯人,要大家不要欺负我云云。

几个牢头则纷纷表示:X所长,你就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欺负他的。他是我们这里的大教授,是个大好人,我们很喜欢他的……(看守所里的嫌疑犯人们,不管这些警官们的职务是什么,一律叫他们“所长”)

桂林警方对我的审问过程,也是我舌战群盲的过程。他们用党文化的概念符号系统来质问我,而我只用几句话,就把他们这种党文化的概念符号驳斥得乱了阵脚。

整个审问过程,用他们后来“取保候审”释放我出来时悄悄地对我说的话来说:“整个审问过程,不是我们在审问你,而是你在审判我们呀!不是我们改变你什么,而是你改变了我们!”

五、审问过程概述(二)

这个审问过程,说来颇为有趣。我把他们的所有指控都驳斥得理屈词穷,使他们甚感难堪。使他们七八个人站在我面前,总是感到心虚理亏,没了底气。

当时,我对他们的辩驳,可以说是思想灵动,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声震屋瓦。直到到今天,我都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惊讶。仅在气势上,就让审问我的警察感到自惭形秽,矮了半截。何况他们提出的东西,在我的驳斥下,根本站不住脚。

当然,能达到“思想灵动、妙语连珠,口若悬河”的境界,还有赖于我常常琢磨他们会提出哪些问题?然后思考应对的方法。当时我想,他们整天琢磨怎样对付我,我为什么不可以琢磨琢磨怎样来对付他们?

我还时不时跟他们说:“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透明的。连我的心肝,也是亮堂堂的。我甚至可以把卵子捞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不像你们,整天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干着这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桂林地区的方言,捞卵子给对方看,是极为愤怒地蔑视对方的意思)……

他们就说我在侮辱他们。我则反问他们:“把一个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公民,无缘无故地关进看守所,进行构陷迫害,难道就不是对我的侮辱了?!”

审问我的警官乃说我态度强硬。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乃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跟我说:“王德佳,你的事情,要说大就大,要说小就小。关键取决于你的态度。认识态度好,可以什么事情也没有。认识态度不好,判你十年八年又怎样?!”

我当时正在气头上,乃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按照你的这个说法,那么中国的所有法律,都等于废纸。中国的所有司法机构,都等于狗屁。中共政府所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言辞,那完全是对全国人民欺骗,对全世界的欺骗。因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而是取决于你们是否高兴。你们高兴了,就可以没有任何事情。你们不高兴了,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整……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么所谓的依法治国,完全是等于共产党脱裤子放响屁?!”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又说:“共产党不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嘛!三个代表……”

我立即反驳说:“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部分政治理念相同、或利益诉求相同的人的集合体。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政党,世界上没有一个。只有脑膜炎后遗症,才相信一个政党能代表全民族的利益!什么三个代表,我只能说是三个狗屁……”

“我还要在这里声明,我所说的共产党,只是指极少数的党魁寡头。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个人,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其他的普通党员,仅仅是一组毫无意义数字。在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自作多情……”

那位公安厅头头被我这样无情的抢白,哑口无言,甚感狼狈。当天的审问结束后,待那位头头出去了,那位主办李(赵)警官跟我说:“你不要这样冲撞我们的领导嘛。这样对你不好,对我们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也不利嘛。”

我于是回答他说:“既然站着进来了,我就打算横着抬出去的。他是你们的领导,又不是我的领导,关我卵事。领导不领导,只要讲得有道理,我就服他。如果想以势压人,我不吃这一套。”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嗤笑他们说:“你们应该做两套不同的衣服嘛。”

他问:“为什么?”

我说:“一套衣服前面短后面长,用来鞠躬哈腰地对待你的上司。一套衣服前面长后面短,用来昂首挺胸地对待我……”他听了之后,也忍不住笑。并在我肩上拍了一巴掌说,“你这张嘴巴呀”……

这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吃了好几次这样的亏之后。于是在以后的审问过程中,他变得谨慎多了。往往是任由手下警官跟我辩论,而他像一个裁判员那样,坐在一边默默地听。只有在他感到我言辞上有破绽的时候,才出来跟我辩论几句。如果辩论失利,则赶紧闭嘴。

有一次我说:“我信奉伏尔泰的那名言,即‘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你们的宗旨则是,‘我虽然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禁止你说话,封住别人的嘴巴……’”

“我的写作和表达,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不在理,完全可以跟我公开展开论战,或展开对我的批驳。哪怕把我批驳得体无完肤,我也热烈欢迎。你们在道理上说不过我,就横蛮地抓人。这是什么逻辑?你们是不是认为,手上有枪就有“道理”?这应了中国一句俗话?叫做‘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你们是不是像共军或党卫军一样,都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竟然用坦克机枪达姆弹、来对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开枪?这样一支邪恶的军队,如何让全国人民看得起它?”

“当年的六四大屠杀,连共军内部有良知的军官,也为之感到羞耻和愤怒。这种羞耻和愤怒,酝酿到一定程度,迟早会有一天,他们会把刺刀刺进独夫民贼的胸膛……”

趁他们默然,我说:“我认为,只有允许人民思考和表达,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理性和文明。动不动就对公开讲了真话和实话的公民进行构陷迫害的社会,只能使人民的良知和智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窒息。只能使这个社会没有任何活力。只能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趋于落后愚昧……”

“这样的社会,只能造就麻木和冷漠的民众。黑格尔说过,‘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你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中华民族,都变成一具具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

“你们施行这项反人民的政策,几乎把中国变成了一片思想的荒原,变成了一片文化的沙漠。造成了中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的全面落后。造成了贪腐遍地,人欲横流、国将不国的社会现实……你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反认为是一项光荣使命!是不是?”

……

六、三项指控罪名

1、“公然侮辱毁谤他人”

因为我在《自由中国》和《阿波罗》等网站上发表了《从三伦看毛泽东之为人》三篇连续性的史论短文。于是,警方最先是以“公然侮辱毁谤他人”的名义,对我进行抄家和刑事拘留。

当警方提出这项指控时,我反过来嘲笑他们——“你们这样乱搞,是执法犯法,是违法乱纪。你们警察不应该是一群法盲吧!”

他们很不服气地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没有乱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法律程序走的,是有法可依的……”

我于是跟他们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公然侮辱毁谤他人’,这是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一条重要司法原则,就是——民不告,官不理。既然你们指控我‘公然侮辱毁谤他人’,那么请你们告诉我——原告在哪里?就算有了原告,也不由你们来执行。而应该由法院来处理。你们这样乱搞,不是‘法盲’是什么?不是‘执法犯法’是什么?!”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到我这样指责他们,乃很不服气地大声说:“你才是法盲。请你去钻研一下有关的法律条文。”并说,“我们国家法律,就是不许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天下大乱……”

我乃进一步质问他说:“请你指出来,中国哪一条法律写着‘不得批评党国领导人’?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承诺的‘依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言词,岂不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岂不是等于放狗屁?!”

他只好虚虚地赶紧声明说,“我没有这样说过。那是你自己这样说的”……

2、“分裂国家罪”

经过这种辩驳之后,警方以后就没有再用“公然侮辱毁谤他人”来指控我。而换了一个“分裂国家罪”了。因为我在《民主论坛》上发表了《我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的一篇时评短文。这篇时评短文的主旨,是用国际法理依据,来论证中华民国回到联合国、而把中共政权从联合国踢出来的合理性。并指出了当年的尼克松和吉辛格等人,秉持的机会主义的外交路线,不顾国际法理逻辑,而把中华民国踢出联合国,是一个历史错误……

对于这项让人哭笑不得的“分裂国家”指控,我乃跟他们申辩说:

“我从来坚持一个中国,我所坚持的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字,都是虚伪不实的。都是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人民没有人民,要共和没有共和。我只能把它称之为‘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先分裂国家的人,是共产党。当年在中华民族淞沪血战的时候,共产党趁机占领了一百多个县,在后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淞沪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的背后放冷枪。连彭德怀都对此感到羞愧和气愤……然后在中国的内陆的江西省,建立了一个苏俄的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国中之国。请问,你们该不该追究他们分裂国家的罪行?”

“你们还可以去问问,今天在联合国的席位上,中国仍然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分。如果你们的这项指控罪名成立,是不是应该把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全部抓起来,并关进监狱!才遂了你们的心愿?”

“我曾经写过一篇《我坚持使用民国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年号的缘由》的文章,我现在的这篇《我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的文章,是那篇文章的逻辑结果。在那篇文章中,我把自己坚持中华民国的国统法统的原因说清楚了。如果你们能够驳倒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理由,我就认罪。如果不能驳倒那篇文章所说的逻辑依据,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愚昧无知,只能说明你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能说明你们在搞一个新的国际笑话。共产党政权搞的国际笑话,已经够多了。你们再搞一个出来,也不嫌多……”

3、“煽动颠覆政权罪”

经过以上辩驳,他们的“分裂国家罪”也站不住脚了。但他们很顽强,屡败屡战。于是又对我提起了第三项指控——“煽动颠覆政权罪”。

他们指控我的理由是,我在《自由圣火》上发表了《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思考》这篇论文的前六节(后五节正想着手写,但还没有写出来,就被构陷并关押起来了)。

我乃驳斥他们说:“第一,刑法上关于煽动颠覆的条款,违背了宪法上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是非法之法……这是一条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恶法酷法,我是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的。如果刑法上这一条有效,那么宪法就连一张揩屁股的纸都不如……”

“第二,一个养着四百万党卫军的政权,仅凭一个公民的几句话,就可以颠覆了!?除非这个政权是用谎言的纸灰糊成的!这样虚弱不堪的政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这样虚弱不堪的政权,还值得你们去维护么?”

这时,他们迫不及待地打断我的讲话说:“煽动颠覆政权,不需要颠覆的事实,只需要煽动的言辞,就可以定罪的。”

我说:“那好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但长期煽动颠覆国民政府,而且已经颠覆了国民政府。你们该定他们什么罪?你们去把他们抓起来,才能说明你们执法公正,才能说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以理服人。否则,煽动颠覆这条法律,就是蛮不讲理。”

他们又说:“在那篇文章中,你煽动了呀!”

我说:“好啊!今天,你们就坐在我的对面。我现在不用嘴巴,也不用笔来煽动。而是拿把扇子来用力煽动。煽动你们去颠覆政权。你们去不去?”

他们赶紧回答说:“我们肯定是不会去的。”

我说:“这就对了嘛!你们坐在我的对面,我用扇子都煽不动你们。我能煽动谁呀?如果因为我说了几句话,你们就屁颠屁颠地去颠覆政权了。只能说明你们是一群傻卵(‘傻’,桂林音读ha,桂林人说‘傻’字时用重音,特别响亮醒耳)。还好,你们不是一群傻卵
,所以我煽不动你们!”

趁他们尴尬默然的时候,我接着说:“一个公民相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就像蚂蚁对于大象。大象想踩死蚂蚁,却指控蚂蚁企图颠覆大象。这不是国际笑话嘛!”

“别说颠覆一个政权,我现在牵一头水牛婆来,让你们来颠覆。你们之中的任何人颠覆了这头水牛婆,我就把这头水牛婆送给你们做老婆……”

“如果颠覆政权有罪,那么几年一届的全国和各地的人大会议,都要装模作样的选举新政府。新政府取代旧政府,就是对旧政府的颠覆。是不是?到了那时候,也请你们去北京和全国各地,把参加人大会议的各级代表全部抓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实施了颠覆政权。是不是?”

他们听了我这种玩笑带讥讽的话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谈话的气氛轻松友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达——我们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

后来,就着这轻松诙谐的气氛,我又说:“中国判处某些犯人之后,还要宣布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多少年。对于这句话,我长了40多岁,始终搞不明白有什么意义。中国公民有什么政治权利?既然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剥夺个啥?其实剥夺与不剥夺完全一样!这是一句最为虚伪的判词,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共产党当年为了蛊惑人们向国民政府发起攻击,就拚命鼓噪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等他们一旦夺取了政权,马上就变了脸,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扣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将其一脚踢进臭水沟。如果共产党当年的口号是真诚的,那么今天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错误。如果当年的口号是虚伪的,那么今天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骗局……”

“四川作家笑蜀先生,把当年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刊出的社论,编辑出版了一本书籍,叫《历史的先声》。连这本书,都让今天的中共当局闻之变色,都成了今天的中共当局的禁书了。这让人如何理解?你们觉不觉得搞笑?”

……

我海阔天空闲谈了不少之后,他们才想起把谈话拉入正题,于是跟我狡辩说:“刑法违不违背宪法,我们管不着。但刑法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执行嘛。你说是不是?”

我回应他们说:“老实地说,我这么努力地写作和表达,最朴素的想法,是想为广西争光,为家乡争口气,为桂林的文化底蕴添砖加瓦,为桂林如诗如画的山水做免费广告。因为国内外的读者朋友看到我‘荆楚’这个笔名,就连想到桂林山水的风景如画。网上有朋友甚至说,‘是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才孕育了荆楚的腹中锦绣’呢。”

“记得我在《世纪学堂》上与深圳作家朱健国先生相遇,他要了我家里的电话。有一次,他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广西桂林人。他听乃感叹道:‘我实在想不到,你是广西人呀!因为广西的政治空气很沉闷,学术空气很淡薄。’”

“他的这句话,确实给了我很强烈的刺激。我不服这口气——难道我们广西就是这么落后?就这么愚昧和不开化?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我们广西人争口气。”

“这次电话,还闹了一番有趣的笑话呢。朱健国先生打电话过来问,‘是不是荆楚先生?’我一听就说:‘你打错电话了’。然后顺手把电话扣上。他再次打电话过来,指责我说:‘明明听出是你的声音呀!’我才想起自己的笔名叫荆楚。然后跟他一起哈哈大笑……所以这次电话印象深刻,对我的刺激也大。”

“而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破坏我的朴素愿望。你们不但破坏我的朴素愿望,反而是在为广西出丑,是在为桂林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抹黑。你们执行这非法之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我都为广西警方的愚昧无知感到羞耻,也为你们感到脸上无光。”

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了我这番话,不但不反驳,反而不住地点头,对我这种想法表示赞许。@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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