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8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俞建新编译报道)最新一期的华尔街亚洲周刊,刊登了两位资深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署名文章,林克(Link)及库兰齐克(Kurlantzick)。他们详细的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以及带给世界的影响。
20年前的1989年,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六四后至今,中共似乎道德丧失殆尽,普通中国人对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及特权极为反感,有人认为中共只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无情的资本主义。军队也颜面尽失,天安门屠杀表明“人民军队”可以向人民开火。城市经济似乎被绑缚在旧工作单位体制的低效、腐败的铁框之中,中国内外已经无人把这个国家的独裁体制视为模范予以遵从。
今天中共欲靠着发表令人惊愕的经济增长数字及极端的民族主义建立其新的声望,在物质上似乎获得成功,耀眼的城市摩天大楼,大把的外汇准备金,都在暗示着政府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华人圈子中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多样性,也似乎在暗示着那个政权在追求着自由化,或许某一天它会开放其政治体制。
既得利益者 与狼共舞
但是,这些都是危险的误解,中共的第一要务始终是:维持其决绝对的政治权力。由于一党独裁专制,经济增长没有激发民主改革,通过老练的系统调适,包括调控市场来维持政治控制,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其独裁主义现代化,与时俱进。
中共利用其老练的策略始终维持着其对平民百姓的控制。看上去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财富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他们中许多人自甘情愿地接受独裁统治以换取金钱,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挑战中共权力的中产阶级,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有理由伙同其统治者们压制人民群众中的“不稳定性”。同时,中共还有意的煽动和引导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中国大陆内甚至还有人对中共专制发展的模式感到骄傲,尤其是对全球经融危机后的自由资本主义蹒跚模式。
毛时代的“思想工作”的微妙
尽管衣着考究,外交手段温和,中共仍然保持着一个引导民众顺服的重要手段,那就是毛时代的一种方法,叫做“思想工作”。这种意思形态的强制手段,如今比以前运用得更微妙,乃至极为有效。它变得隐蔽而熟练。例如,通过给报纸编辑的秘密电话,而不是通栏大幅标题;它目标明确,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目的是改造社会,甚至是人性,而当今的思想工作集中在中共统治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余者可以不计。
“思想工作”的效果影响深远。中共的活动包括直率的审查制度,但是其余大量的“思想工作”都在积极地向中国社会的媒体、商人以及有自己意见的领导者们,培养政府所喜欢的观点。“思想工作”这一维护性在近年来变得尤其重要。因为许多中国人尤其在乡村地区,他们对政府的经济管理、环境以及国家政治体制不满,对腐败、土地掠夺、剥削工人、财富差距和杀人的镇压极其愤怒。
于是“思想工作”就派上用场了,在这两种声音中抵消着这些不满,首先,中共鼓励人们相信中央领导是好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地方官员腐败和不学无术的;第二,中共简单地转移老百姓的视线,例如,群众要求清洁的空气,中共就大肆宣传奥运会及其炫耀多少面金牌;房屋被拆迁者们则被鼓励要担心达赖喇嘛“分裂祖国”。
中共思想输出海外
中共的瓦解和分散注意力的调适手段,在快速的变化期间帮助维持了控制,间接地表明中国式的专制统治可以长久,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共政府正将其国内的成功翻版至海外,“中国模式”的独裁资本主义正在流行,叙利亚政府和越南政府对其大唱赞歌。
不过,这些并不感到奇怪,独裁者们在寻求一些药方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也发展其经济。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市民都容易受这种宣传的影响,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宣扬起没有人权附带条件的外援和投资。例如,在中国国内给外国官员和学生开设培训课程、在外国大学内开设诸如孔夫子学院的文化中心宣传其中共思想、在联合国和其它地方为专制政权提供外交借口,来扩展它的影响。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放贷国
中共已经将其“友谊之手”伸向许多不同的国家,从严酷的政权,包括苏丹、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北朝鲜、津巴布韦,到联合国及其它国际团体中,从寻求财政援助和保护,到寻求与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中共为此付出的规模难以计算。例如,中共在中亚每年至少培养1000名司法和警务官员,而其中绝大多数可归类于为反民主企业工作。长期以来,北京都在计划提升其对非洲官员的培训课程。中国边界援助计划的范围同样难以量化,但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现在是非洲国家最大的放贷国。
中国国民的人权意识 令中共惧怕
虽然中国模式对民主价值肯定是一个威胁,但不会使人盲崇,它对海外的吸引力,大部分取决于中国经济如何化解全球的经济低迷,及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其可能摔倒的跟头。而在国内,中共更害怕其自己的国民,这远远超过大多数外界观察员们的认识。中国公民们越来越意识到其宪法赋予的权利,这是一个与独裁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不论中国是否赢得外国精英们的友情,但都要面对来自国内地方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及媒体异议人士的不同意见。
自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来,中国的领导层现代化了国家经济,也现代化了它的独裁统治。因为其制度的缺陷与其应变能力一样令人瞩目,从世界原来的认识来看,其对民主的挑战是一场危机,不过时局将有可能向另一方向发展。
作者背景:林克(Link)先生协编了“天安门文件”( PublicAffairs, 2001年发表),是加州河畔大学教授跨学科的Chancellorial主席。库兰齐克(Kurlantzick)是卡内基基金会中国课程的访问学者。该文章摘自于即将发表的评论“破坏民主:21世界的独裁者”(自由之家,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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