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6日讯】(希望之声《横河评论》节目) 横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横河，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关于网络上表达的民意对当前中国的影响。最近发生了几件比较大的事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引起了网络上的大讨论，结果给事件发生的地方官员和涉案人员施加很大的压力，有些案例是甚至由于网民的压力而改变了处理的结果。
在5月份我们知道引起比较轰动的有两个大事件，另外一件也是个比较大的事件，但是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三件事情现在还在进展当中。第一件就是杭州胡斌飙车交通肇事案；第二件就是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手刃淫官案；第三件案子是北京律师到重庆江津代理一个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打死的案子，结果在重庆被地方当局殴打。这三件案子分别发生在5月7日，5月10日和5月13日。
实际上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下，民间表达民意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在网络上表达，因为其它的途径在办报纸、办媒体等各方面，实际上民间是没有权利办的，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报纸都是被控制在当局一方的，办报的、办媒体的又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门直接的管理和控制。当网络发展起来以后，实际上网络是民间表达意见的唯一的途径。当然我们知道网络民意在很多情况下，在很多方面也有很多限制，有的时候还有误导，比如说五毛党，他们有引导舆论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这仍然是民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途径。
在这之前，有不少的案子由于网络的舆论，而使案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改变，而且是有利于受迫害的或者受打击的这一方的改变。这里有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比较著名的王帅的案子，王帅因为是揭发他家乡政府违法征地的事情被当地公安局跨省到上海去抓捕，关了8天以后，取保候审，结果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公愤。这件事情导致河南省公安厅长为跨省抓捕王帅公开道歉，而且灵宝市的公安局长也有亲自到上海去登门道歉，还给了他国家赔偿7百多块钱。这个案子算是在所有类似案子当中结局最圆满的。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就是王帅所揭发的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处理，只是说王帅被跨省抓捕的事情处理的结果有了改变。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实际上早在2006年已经查出来饲料产品当中有三聚氰胺，这是河北动物药业公司下属的企业飞龙公司的销售经理高松林和他的妻子王海珍，他们早就在2006年就向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后来由于举报，而使高松林被河北当局抓捕以后判刑送到监狱里面去。在河北三鹿奶粉事件被媒体曝光以后，王海珍继续进行举报，因为这时候三鹿奶粉的事件证明了当时她丈夫举报的是事实，终于在媒体和全国民众的关注下，2009年1月16日高松林被无罪释放，但是并没有得到补偿。
这个案子翻过来是有特定的情况的。因为他当年所举报的三聚氰胺成为不仅是轰动全国，而且是轰动世界的大案子，这才使他的案子有机会翻案。如果说三聚氰胺没有通过三鹿奶粉的事件曝光出来的话，那么高松林的案子要翻案的话，它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事实上当时把他送到监狱去的整个过程并没有进行调查。而且送他到监狱里面去判刑的整个司法过程，既然他已经被无罪释放了，那么当初把他判刑就是错的，哪些人在这个当中违法乱纪的，并没有一个人受到调查，也更不要说受到什么处理了。
这是一些比较幸运的，由于网络的舆论而得到了改变的案子。相比较而言，还有一些就是不那么幸运的。和高松林揭发三聚氰胺后来被翻案的相比较而言，比较不幸的就是无锡的被称作“太湖卫士”的民间环保人士吴立红。吴立红很早就监视无锡太湖的水污染的问题，就是企业对太湖的污染问题，曾经还被作为2005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的候选人。他在2007年5月前就被抓捕，罪名是敲诈企业。那么到2007年5月底太湖的无锡蓝藻污染事件出来以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太湖卫士”吴立红被当局迫害的这个案例又重新被翻了出来。人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吴立红揭发这些企业污染太湖，已经被太湖蓝藻污染事件证明了他的揭发是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到了8月份，两个多月以后，吴立红仍然被宜兴当局判了3年徒刑。这是一个不太运气的事件，尽管得到了关注，却没有改变当局对他的迫害。
还有就是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这个事件由于曝光以后，晋宁县的公安局就有5名人员被处分，另外检察院住所的检察室主任被免职了，这是通过网络的舆论得到处理的，在一定程度上成功的案子。
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民众对于这种党政官员对民众的欺压和发生的冲突，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没有办法来申诉的，因为司法机构往往也是参与迫害的人员之一，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打官司的。现在又不容许越级上访，所以上访的途径也堵塞了。而且现在又有所谓精神病的学说，可以把上访人员关到精神病院去。通过网络可以弥补一下，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民众来捍卫自己权利，就是维权的很新的一个动向，也是一个很好的武器。
但是我们也看到网络表达民意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它的局限性在哪里。首先就是他很难对一个特定的事件持续的关注，一直到得出一个圆满的结果来。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云南晋宁的躲猫猫事件。这个事件当云南当局公布了对5名公安和检察院住所代表的处分以后，就没有了下文。那么在监狱里面、在看守所里面被看守的人员进行毒打是不是一个制度，除了这个躲猫猫这个事件以外，另外还有没有类似的事件，类似的事件所造成的根源是什么，进一步的追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这是网络表达民意的一个局限性。
另外对于广大的网民来说的话，他只有有限的发言权，并没有参与权。我们可以看到在网民提出来对某一件事情的观点，或者是愤怒以后，必需要经过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的党政机关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来自上面的压力的话，那么这种发言权，它实际上的影响力并不大，它没有办法直接转变为参与的权利。
像目前发生的这两个案子都是类似的情况。一个就是杭州的飙车案，虽然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杭州警方批捕了肇事者胡斌，但是官方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事实的真相一直在隐瞒、在撒谎、在拖延。现在当事人又以117万元封口。这样子一来实际上这个事件尽管已经批捕了肇事者，但是离真正的接触事实的真相相差非常非常远。而真正要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得到法律上的公正的处理的话，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现在看来的话，杭州的官方并不认同网民的压力，而且他们也继续在拖延。就像我刚才说的难以对特定的事件持续关注，那么当事件延续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当网上的这个事件热量降低以后，这个处理就很难说了。
另外邓玉娇的案子也是如此。邓玉娇这个案子警方显然是拒绝了律师的取证要求，而且可以看到巴东的警方还有其它的地方对这件事情的报导，是官方不断的在修改和伪造证据，而且不断的在玩弄文字游戏，把这个事件的性质，邓贵大等官员强奸或者是试图强奸，和邓玉娇合法自卫这个事实，他们想通过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把它改变成另外一种性质。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被当局定性为涉嫌故意杀人了，而且正在被立案侦查。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有很多很多人包括律师、包括司法界都出来发言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当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再一个网络民意的局限性，一般来说它只能限制在一些特别重大的典型的案例，它所能关注的范围相对比较小。就是说一个案例它要引起相当大的关注，才可能形成网上的压力对当事人的压力，而这种事件发生的机会要比被人关注的机会要多的多，也就是说同类案件能够被引起广泛关注的可能性本来是非常小的。而且即使在关注的情况下，这些个案有所改变的话，实际上对类似的事件其实没有任何帮助的。
比如说邓玉娇的案子，那邓贵大是一个什么人？邓贵大是一个镇上的招商办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看一下。他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员？我们大家知道全国有将近3千个县，正式的统计是2,800多个县，乡镇有多少？邓贵大是镇的招商办主任，乡镇这一级有多少？有41,000多个。招商办主任的这一级的官员在一个镇上大概有多少呢？有至少20-30个。
按照规定镇一级的领导是5个，那么指的什么呢？是正副镇长和正副镇党委书记，副镇长是2个，所以一共是5个人。但实际上呢？它还有一些什么政法委、什么其他的一些分管了部分工作的镇党委的成员，一般也认为是镇领导。这样的话，一般来说是10个人左右。
招商办的主任不算镇领导，他只是这个镇里面的编内，甚至可能是编外的普通工作人员，这样的人在一个镇里面至少有2、30个人。也就是说在邓贵大这个级别的，和他有同样权势，或者比他权势要大的而直接每天接触老百姓的这种官员，在全国最低最低算也至少有100万人。大家知道像这一级的官员，天天和民众在一起打交道的，他们实际上违法乱纪、吃喝嫖赌，讲的不是强奸，吃喝嫖赌这一种行为是每天都在大量的发生。
我们从邓贵大本人的表现和巴东警方的表现来看的话，也可以说明至少在巴东这个地方，这类事件是每天发生的。不是说强奸的事情，而是吃喝嫖赌去用公款进行性消费，或者是这类消费的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是官员中普遍存在的。如果不是在当地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邓贵大绝对不敢这么狂妄，狂妄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当地是常规，而在全国范围之内像这一种情况每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起。所以邓玉娇的案子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这类事情的发生是非常多的，但是这类事情得到关注是很偶然的。
王帅的案子就比较幸运了，因为他只是被关了8天，但是类似的案子我们知道在王帅的案子曝露出来以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又曝出了一个吴保全的案子，他同样也是揭发这个城市的市委书纪违法征地和非法盗卖土地的。但是他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早在2008年就以毁谤政府罪被抓捕。先是判了1年，结果他不服上诉，一上诉，好！态度不好加到2年，所以他一下就判了2年徒刑。直到王帅案被揭出来以后，有人才把他这个案子重新给翻出来，至于说翻出来以后，有没有可能翻案这还差的很远。
类似的案子有人曾经统计过，说重庆的澎水有过一个秦中飞的案子；山西有过3个干部案；陕西的志丹有过4个干部案；海南有过2个教师案；山东有过3个市民案。就这类案子光是曾经在网络上在曝光的，只是说没有像王帅这么幸运得到这么大的关注，而且是被处理比较满意解决了的几乎没有发生过。而这些案子被曝光的就已这么多了，没有曝光的可想而知有多少。也就是说网络它不可能像一般的日常的司法程序那样子的去常规的解决这些问题。它只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把特别重大的案子曝光出来而已。
对于牵涉到地方当局的某些小官的案子，被曝光出来的可能性是要大的多。但是对于重大的案例，这些网络的民意几乎没任何影响力。
重大案例就指的是不是针对某一个官员，而是整个地区或者是更高更大范围之内的，网络民意影响就很小了。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例子，尽管说处理了少数的涉案官员，而且对三鹿集团进行了处理，还有就是所谓奶农、或者是饲料提供的人，这些人进行处理，但是对真正涉案的官员，对于隐瞒的罪行根本就没有任何交待。而且受害者法律诉讼被压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受害的孩子的家长，法律起诉被受理或者是进入法律程序的。而极少数被查处的官员，在他们被公布查处的时候，因为事情发生在去年的8月份，这些官员被公布查处的时候是2009年的3月份，而这时候他们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当官了。是易地当官、或者是易地升官。有个官员实际上是从副厅级升上了正厅级，网络上的民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再一个例子就是四川地震，四川地震的一年以后，四川省政府居然出来把豆腐渣工程完全否定掉了。而死亡的学生的家长要求要公道却受到了打压。就在四川地震一周年祭的当天，还有4、50名家长因为烧纸钱被官方抓起来、被打的。对于豆腐渣工程，整个网络的民意，全国民众不可谓不愤怒，而且表达的也不少，但是却没有影响到任何四川省（的官员）。而且大家知道就根据当时拍的这些电影的镜头，根据当地人们拿到的图纸都百分之百的证明了是豆腐渣工程，结果竟然官方可以公然的把它否定掉，这是对重大案例。
另外一个情况要注意。就是在网络上，实际上网络的民意仍然被中共是严格控制住的，也就是说网民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敢讲什么不敢讲什么，这是一方面。第二，版主他有能力删帖。如果版主不删的话，再上一级还有网管，这个网管是属于公安部门的。大家也知道这整个就是所谓的金盾工程，它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管制网络上的舆论。现在形成网络强大民意的，往往不是一些当局设置的禁区。也就是说，当局如果设置禁区的话，那么这些内容、这些事件，就非常难以形成网络民意。
比如说，当前正在发生的第三件事情，我刚才说的北京的两位律师在重庆被殴打的事件。两位律师是接手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被殴打致死的案子的时候被打的。我相信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我也相信有人会去贴帖子对这件事情发表观点，但是相对来说，它引起的网络上的讨论，就要比我刚才提到的另外两个案子，杭州的飙车案和巴东邓玉娇的案子，所受到的关注相对要小得多。
当然在专业界，北京的法律界开了座谈会抗议，甚至还打出了维权的标语，这是法律界的一些专家们，还有一些律师、维权的律师。但是很快，北京的律协和北京司法局的官员就到了重庆，要求律师回北京，不要给重庆的当局施加压力。这件事情显然它是在一个禁区，因为法轮功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绝对是一个禁区，所以这种禁区就难以形成网络的民意。
大家知道只要有一件事情有禁区，这个禁区可以任意设置的话，其它的目前没有被设置禁区的东西，也有可能在随时随地被设为禁区，而随时随地的被从网络上取消掉而销声匿迹。
能够引起轰动的这些事情，其实有的事情还不一定就是这件事情当局官员做得太恶劣，有的时候还多半是因为官方给出的理由实在太荒唐了。
比如说，瓮安事件的“俯卧撑”；云南的“躲猫猫”；江西九江发生的“弹脑门”和“做恶梦”，这件事情是武汉人李文彦被江西九江的警察拘留关在看守所里面，就是今年的3月27日死在看守所，警方声称他是做恶梦以后猝死，他额头上有伤痕，看守所所长解释，说是玩牌玩输了，被同房间一起玩牌的其他的犯人用手指头弹脑门所致。这种就是太荒唐的理由。
还有杭州警方所说的“七十码”；另外广东有个农民被交警扣押电单车，他去领单车的时候，扣车厂的人员又去加码引起争执，结果就被打死了。家属接获交警的通知，说是他在取车的时候“兴奋过度死亡”。这些理由实在太荒唐了，而且很快的就被起出了一个名字，这也是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的原因之一，所以它离系统的、完整的，从事件的本身去分析，然后去处理，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么多官方违法乱纪，恶劣的行为和民众的冲突当中，能够真正被得到广泛关注的只是冰山一角，在每一个曝光的案子后面，其实都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同样的案子没有得到关注。得到关注的案子当中，最后能够得到公正处理的，或者相对比较公正处理的又是其中的极少数，而即使有个别的案子被处理了，对于全国各地发生的类似的案例也丝毫没有帮助。
我们刚才列出的这么多的案子，跨度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但是显然没有一个案子是由于广泛曝光以后会阻止这类案子继续的发生。这些案子我们看还在发生，我刚才举的当前正在进行这3个案子当中，都是在5月份发生的案子。而且我不敢相信这些案子哪一个被处理以后，将来类似案子在全国范围内就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一方面大家用网络这个武器去曝光这些官员的胡作非为、违法乱纪行为，坚持要求政府处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很多案子，中共实际上是所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没有中共的纵容、没有中共的支持，这些地方官员绝对不敢这样胡作非为的。
所以在坚持网络舆论施加压力的同时，不能对当局寄任何希望。即使当局对某一个案子有了解决、有了交代，也不表明当局认同网络民意，也不表示将来可以防止这样的案子继续发生。因为只要引起这些案子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消除，这些案子就要继续发生下去。而在网络上，网络的民意和当局对这些事情的掩盖和处理的双方的成本是相差很大的。一个案子全国的网民要贴多少帖子，写多少文章才能引起当局的一定程度的关注，而当局要进行很简短的处理的话，或者是掩盖的话，所需要的成本要低的多，所以不能寄希望于当局。
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官方给出如此荒唐理由的这些案子，要根本解决这些案子，让它不再发生的话，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中共这一切荒唐案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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